第一天

阿尔内

那突然冒出来的念头，想到夜幕从海上落下时男孩们正安睡于我身后的房子里，它如此温存安详，以至于我在它到来后并未任其消逝，而是试着紧握它，捉摸着其中蕴含的美好。

我们几小时前刚把网下到海里，所以他们手上一定还有盐味，我想。我并没有叮嘱过他们，所以他们绝对不会去洗手。他们恨不得一头睡过去，从醒着到睡下之间的过渡越短越好；顶多就是把衣服从身上扯下，躺进被子里然后合上眼，假使我不插手，不要求他们一定要刷牙，洗脸，把脱下来的衣服放在凳子上的话，他们肯定连灯都懒得关。

今天晚上我什么也没说，而他们也就这样钻上床，有如某种长手长脚、皮毛光滑的动物。

但这并不是让那个念头特别美好的点。

那个点应该是完全不理会他们而自顾自落下的夜幕。是他们睡下了，而日光在他们房间外的树丛和树林地面上逐渐消失，还有那么一刹那它在天际微微一闪才黑下来，而天地间唯一的光是月亮散布出来的，被这港湾水面映照着，如幽灵般。

是了，就是它。

从没有什么东西为谁停下，一切都延绵继续，日转成夜，夜转为日，夏转为秋，秋转为冬，一年接着一年，而他们就在这其中，就在此时，他们躺着，在床上睡得香甜。就好像世界是他们前来造访的一个空间。

树丛另一边，桅杆顶端的数盏红色信号灯在黑暗里眨着眼。在那之下是那些度假屋亮着的灯。我喝了一口酒，微微摇着酒瓶，四下太黑，看不见瓶子里还剩多少。应该不到半瓶了。

我小时候最喜欢七月。这并不奇怪，这是最孩子气也是最单纯的月份，日头很长，满满的阳光和热力。到我十几岁时秋天就为我所喜，这阴晦和多雨，也许因为它给生活披上了一层我以为颇浪漫且能让我感到升华的肃穆。童年是能追逐嬉戏、天然在此的一段时光，青年则是对死亡那神秘沼泽的发现。

现在我最爱八月。这完全没什么出奇的：我已置身人生中期，此处诸事圆满，在这缓缓上升的充盈停滞里，距开始亏缺只隔须臾，随后即将融入一段同样缓慢的下坡路程。

哦，八月，你的晦暗，你的炽热，你的甜李子，你烤得枯焦的草坪！哦，八月，你那已被死神打上了标记的蝴蝶们和那些饮蜜如醉如狂的黄蜂！

风从山坡上吹来，越拂越高，我听见了风，感觉到它吹着我的皮肤，随后我头顶的树冠的叶子沙沙作响了一会儿，才又安静下来。有点像一个睡着的人在安静地躺了许久后忽地翻了一下身，你可以这么想。随即又安静下来。

下方的羊背石上出现了一个身影。虽然在眼下境况不可能从模糊的轮廓分辨出那人是谁，但我知道那是托芙。她朝着那滑溜溜、有着缓坡的山边走去，走上码头，然后沿小径走上山坡。没过一会儿，我就能听见她的脚步声穿过花园下方那青草蔓生的山坡而来。

我坐着，一动不动。如果她还警醒的话，就能看到我，但她已经好些天都不是如此了。

“阿尔内？”她说完就停了下来，“是你在这儿吗？”

“我在这儿，”我说，“坐在桌子旁。”

“你就这么黑乎乎地坐着？你不能点个灯吗？”

“行，太可以了。”我说，用打火机点亮了面前桌上的油灯。灯芯燃起了一种深沉而清澈的火焰，它发出的光芒强烈得出乎意外，在这半晦暗中升起了一个光之穹顶。

“我在这儿坐一会儿。”她说。

“你随意，”我说，“你想来点酒吗？”

“有我的杯子吗？”

“这儿没有。”

“那么反正都一样了。”她说完就坐到桌子另一边的藤椅上。她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短上衣，脚上蹬着的橡胶雨靴长度直到她膝盖。

她的脸一直有些圆乎乎，现在因为服药的缘故浮肿了。

“但无论如何，我再来点儿。”我说，把酒斟入玻璃杯中。“刚才出去走走还不错吧？”

“不错。我边走边有了个新想法。所以我急着回去。”

她站了起来。

“我现在就动手。”

“动手干什么？”

“一组画。”

“但已经快十一点了，”我说，“你总得睡一会儿吧。”

“我死后尽可以长眠，”她说，“这个很重要。你明天可以带男孩子们，反正你也是在放假。你们可以去钓鱼之类。”

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开始关心除了自己以外的任何人？我想，看向那外面闪着灯的桅杆。

“我们可以去。”我说。

“真好。”她说。

我目送她穿过花园朝另一端的白色客房走去。开了里面的灯，暗夜里外面树木和灌木丛形成的一大块浓黑中，那几扇窗户黄灿灿地亮起来了。

一转眼她又出来了。短裤和大雨靴里的光腿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女孩，我想，和那紧裹着硕大身躯的上衣，以及迷离而疲惫的眼神形成的强烈对比，让我内心突然充满怜悯。

“我在森林里看到了三只螃蟹，”她说，在桌前站住，“我刚才回来时忘记告诉你了。”

“肯定是海鸥们把它们扔到那儿的。”我说。

“但那些是活螃蟹，”她说，“它们在树林地上走着呢。”

“你确定吗？我是说肯定是螃蟹吗？也许是别的小动物呢？”

“我当然能确定，”她说，“我想也许你会想知道这个。”

她转身走回去了，在她身后关上了门。随即里面就响起了音乐。

我把剩下的酒斟入杯中，想着是现在去上床还是再坐一会儿。不管怎么样我得去拿件毛衣过来，我想。

这几天来她一直都处于亢奋状态。画的那些画还是老样子。她开始又发邮件又打电话，在脸书上写长长的小作文，还想一下把所有事都解决，其实并没有什么事，至少不是什么实事，把家里打理得整整齐齐，或者做某个长期项目那种实事。另一个迹象是她开始不再有什么顾忌。她上厕所也不关门，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极高，根本不考虑别人，如果她做晚饭，之后厨房就像是被轰炸过一样。

这让我十分恼火，每件事。当她终于有些力气了，为什么不能用在一些对大家都有好处的事上？同时她也让我痛心，她就像一个迷失在这世间里的小女孩，不断对自己说一切进展得多么好啊。

可是森林里的螃蟹？那能是什么呢？什么生物居然能让她觉得是螃蟹？还是她看到的是幻觉？

我站起身时微笑了。站着把剩下的酒喝完，绵长的一大口，收起酒瓶和杯子，走进屋里。那些房间里依然残留着白天的温热，感觉就好似我泡澡时温热的空气包裹着我的脸颊和胳膊上赤裸的皮肤那样。那种所有情绪都被点亮了、加强了的感觉，我忽然置身于另一种气候元素中。

我把空瓶放进柜子底部和其他空酒瓶放在一起，想了一秒钟要不要把它们放进一个口袋拿到车上去以便哪一天送去垃圾回收站，因为我忽然从别人的眼光里看到了瓶子的数量，但是就算这样也无须马上转移它们，已经晚上十一点了，明天也可以的，我想，在水龙头下冲杯子，用手指抹擦杯底和杯缘，用厨房手巾擦干，放回洗碗机上的搁板架子上。

就这样。

一只极小的蜘蛛正要顺着架子底部的一根丝往下。它没比一粒面包屑大多少，但是看起来对它要干的事胸有成竹。它在距离料理台面还有二十厘米时停了下来，吊在空中晃悠着。

就在这时房子里的某扇窗发出砰砰声，一次又一次。听起来应该是在浴室，我走了过去。没错，那扇窗是打开的，跟随那渐起的风拍击着，现在它闷声撞向外墙，而窗帘在那开口处扑打着。我把窗帘拉进来，关上了窗户，随后站在镜前开始刷牙。我没过脑子就拉起T恤看着肚子，我已经没法把它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了；它不属于我自我感觉里的那个人。我不具备要摆脱它所需要的东西，因为即使我每天把这事儿想好几遍，在想我得开始节食、跑步和游泳，可我从未行动。所以现在问题是，能不能把这个变成某种好事？

人能犯的最大的傻，就是试图遮掩肥胖，穿上大衬衫和肥裤子，以为只要衣服不被绷开，就不会引人注意。而这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以自身为耻的胖子。这比一个单纯的胖子更糟，因为这就让人靠近某些让人不自在的个人的、私密的东西。

我把牙膏吐到水槽里，就着水龙头里的水漱了漱口，把牙刷放回到架子上的玻璃杯里。

难道大个子不是更有男人味吗？有点分量不是更具雄风吗？

花园里的枝枝叶叶在咆哮，老房子墙壁不时噼啪作响，那是狂风在吹打着它们。马上要下雨了，我想，然后走进客厅关掉灯，上楼，往男孩们的房间里看了一眼。室内还暖烘烘的，因为整个下午都艳阳高照，他们都躺在被子上，阿斯勒双手双腿蜷着，沐浴在顶灯洒下的光里。

他们睡觉时就更相像了，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的许多差异是他们自己所形成的维护的，他们做各种事的方式，梗着脖子，拧头的样子，打的手势，皱眉的样子，或者他们说话的方式，声音的微妙差别，提出问题时的语调升降。现在他们就只有身体和面孔，在这两方面他们简直一模一样。

我仍然还没习惯这个场面，因为虽然对这相似性的留意自然地消失在日常生活里，它总在眼下这样的情境下突然冒出来，我在这一刻忽然看到了他们，不是两个个体，而是这一具身躯的两个版本。

我把灯关了，走进房子另一头的卧室，脱了衣服上床看书。但我喝得有点多了，所以看了几行后我就合上书关了灯。不是因为我醉了，书上的句子和意思并没有飘来飘去，而更多是因为酒精软化了意志，削弱了它，让它几乎无法调动阅读小说所需要的那一点点心力。

闭上眼躺着就好多了，就让思绪滑入它想去的地方，在柔软和黑暗里。

白天的时候我的内心笼罩着某种坚硬的、棱角分明的东西，它是干涩的、贫瘠的，是一种“否定”的王国，很多事都是关于退却。这酒灌满了它；那坚硬和棱角并没有消失，但它不再是全部了。就像海水退下时的羊背石，海藻躺在那儿，被太阳晒干，而水又涨起来时那海藻的感觉！当它注意到那咸的寒冷的将它托起，当它在这美妙的、赋予生命之物中来回摆动，每一处表面重新柔软湿润起来……

当我刚好到达意识外的那个地带时，就是在睡眠最终站住了脚跟之前人们会滑进滑出的那个地带时，我想我听到了雨滴打在窗子和屋顶上的声音，就好像是花园里树木和灌木持续不断的沙沙响声的背景音，远处下方港湾里海浪在咆哮。

我被托芙的喊声叫醒。

“阿尔内！”她喊道。“阿尔内，你快来啊！”

我坐了起来。她站在下面玄关里，我的第一反应是希望她别叫那么高声，男孩们可能会醒来。

“出事了，”她喊道，“快来！”

“我来了。”我说，穿上衬衫走下楼梯。

她穿着短裤和雨靴站在门口。她哭了。

“怎么了？”我说。

她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却发不出声音。

“托芙，”我说，“出什么事了？”

她示意我跟她走。我们走到客房那边，穿过走廊进入客厅。

小猫们中的一只躺在那里的地板上，毛茸茸的很漂亮。但它一动不动地躺着，当我走近它时，我看到它躺在一小滩血泊中。

它还活着，我意识到，因为它的一个脚掌还在动弹。

另一只小猫站在一边，看着它。

“我没看到它，”托芙说，“我踩到它了。我真是太伤心了。”

我看着她，然后在小猫前面蹲下。血从它的嘴部和耳朵里流出来，它闭眼躺着，而那脚掌还在刮着地板。

“你能做点什么吗？”她说，“明天一早我们能带它去看兽医吗？”

“我们必须结束它的生命，”我说着站了起来，“我去拿个锤子之类的。”

“别用锤子，好吗。”她说。

“没有别的选择。”我说完就去了另一栋房子的厨房。我之前没杀过任何动物，事实上我甚至无法杀死一条鱼，当我打开一个抽屉拿出锤子时，我感到恶心。

回到客房，小猫的头微微转了个角度，眼睛依旧闭着。小小的身躯发出某种抽搐。我蹲在它面前，紧紧握住锤子的橡胶手柄。我敲下去时头骨会如何碎裂的画面充满了我的脑海。

托芙站在房间深处隔开了一点距离看着。

小猫现在完全不动了。

我用食指在毛茸茸的额头上轻轻抚摸。它没有回应。

“它死了吗？”托芙说。

“我想是的。”我说。

“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她说，“我们该怎么告诉男孩们？”

“我去把它埋在花园里什么地方，”我说，“然后我们就说它不见了。”

我站起身来，意识到我只穿着内裤。

“我刚才没看到它，”她说，“它突然就在我脚底下了。”

“没事，”我说，“这不是你的错。”

我朝门口走去。

“你去哪儿？”她说。

“去找件衣服穿上，然后我去把它埋了。”

“好吧。”她说。

“拜托你去躺下睡吧，行吗？”我说。

“我现在睡不着了。”

“你不能试试吗？”

她摇摇头。

“没有用的。”

“那么，你再吃一片药呢？”

“没用的。”

“行吧。”我说完就出去走进了雨里，穿过两个屋子之间的草坪，在卧室里穿上了裤子上楼，在那工具房似的扩建部分的挂钩上找到了雨衣，那里还有一把铁锹，又回到了客房。

托芙在桌边坐着，剪着一张红纸。在她身边放着一张厚卡纸，她在上面粘了几个红色的图形。

我让她自己清静待着，把铁锹放在地板上，小心翼翼地把死去的小猫举到锹上，就这样把它抬了出去，它如休憩般躺在我面前的铁锹上。

树丛的枝干在这黑暗中像桅杆一样晃着。空气中充满雨点，被风吹打过来。我在花园一角的浆果灌木丛边停了下来，把小猫放在地上，将铁锹插进那一层树皮屑和泥土。当几分钟后坑挖好时，我的头发湿透了，手也冰凉。

小猫还是暖和的，我放下它的时候感到这一点。

这怎么可能？

我开始铲土盖在上面。当土抛到它的身体上，它身上闪过一阵抽搐。

它还活着吗？

这一定是尸体痉挛，我想，接着铲土直到它完全被土盖住。然后我把顶上那层土拍了拍，又撒了一些树皮上去，这样就算男孩们早上起来经过这里也不会引发好奇心。

我把那件水汪汪亮晶晶的雨衣挂在挂钩上，洗手的时候看着那被泥土染了色的水在几秒钟内就流向水池的下水口，我走上卧室，脱掉衣服，再次睡下。

铲土盖在小猫上时它应该还活着的念头一直挥之不去。我告诉自己那只是尸体痉挛反应也无济于事，我几乎能看到它睁着眼躺在土下，却无法动弹。

我应该出去把它挖出来吗？

它也是这世上的一个生命。

它在这里得到的是怎样的一辈子啊？

在一间铺着木地板的房里待了几个星期，然后就进了那黑暗而寒冷的土地里，它在那儿动弹不得，只能躺在那里，直到死去，彻底孤零零地。

它这一生的意义在哪儿呢？

但去他的吧，那只是一只猫而已。就算我埋它时它还没死，现在它无论如何已经死了。

次日早上我在楼下电视的声音中醒来。我看到已经八点过了几分，就坐了起来。外面全然寂静。窗外天空是灰的，因潮湿而沉重，乌云低悬在海湾另一边的树上。

一层薄薄的汗水覆着我全身。但我没心思去洗澡，而且度假的乐趣之一就是不用整天想着保持干净。

我穿好衣服下楼去厨房，站在料理台前喝了两玻璃杯水。外面花园里树木纹丝不动地矗立。那密不透风的绿叶在这铺天盖地的灰里闪耀着浓烈的绿色。

“你们俩饿不饿？”我喊道。没有回答，我走进去。他们裹在各自的毯子里躺在宽大的转角沙发上。阿斯勒双腿抵着墙，上半身扭成一个奇怪的姿势，这样他就可以看电视了，而海明则趴在沙发靠背上。

“你们生病了吗？”我说。

他们掀开羊毛毯子，也不看我。他们很清楚我不喜欢他们大白天的裹着毯子或被子躺着，他们听到楼梯上我脚步声时还没从毯子里出来，已经让我有点吃惊了。

“你俩饿吗？”

“不是特别饿。”阿斯勒说。

“有点儿。”海明说。

“你们得往肚子里填点吃的，”我说，“我们马上出门，把网拉起来”

“我们一定要去吗？”阿斯勒说。

“行了，”我说，“我们是一道去下网的呀，你们肯定也能把它们拉起来！你们得看看都打上来什么吧！”

“水里太冷了。”阿斯勒说。

“我们今天就不能放松一下吗？”海明说。

“水里冷？”我说，“我们又不是下去游泳！”

他们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电视。

“听好了，”我说。“我煎些蛋和培根，然后做热可可，好吗？然后我们开车出去把网拉起来，今天剩下的时间你们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么一言为定？”

“好吧。”阿斯勒说。

“海明？”

“行吧，行吧。”

当我回到厨房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显得奇异的遥远，就好像它们属于另一个迥异于我当下所处的现实。黑暗、风、雨、托芙的痛苦、死去的小猫、地板上的血、铁锹、泥土、那个可能活埋了小猫的坟墓。

再说，她现在在哪儿呢？

一股焦虑闪过我全身。我有种想跑去找她的冲动，冲过所有这些房间，可当我走到玄关，穿上鞋子准备去客房那边时，我把脚步放得很慢，我不想男孩们留意到出了什么事。

怪得很，外面和昨天一样暖和，尽管没有阳光。

客房的门半开着。通常她会特别仔细地把能关的能锁的都关起来锁起来，她这基本上是一种恐惧症了，安全第一，但她处在当时那种情境下，一切都反过来了。

那里的客厅空荡荡的。我打开卧室的门，里面也没人。然后我上了阁楼，她一动不动躺在斜屋顶下几张床中的一张上。

“托芙？”我说。

她没回答。

我的心跳得有如站在危崖前。

我慢慢地朝她走去。

“托芙？”

“嗯？”她说，深深睡梦中浮起的回答。

所以平安无事！

“接着睡吧，你。”我说，拉起一件羊毛毯给她盖上，然后又走下楼梯。桌上摆满了粘着红色图形的白纸。我停下来仔细端详着它们。

有些看起来像岩画，原始的小船和阴茎勃起的男人，其中有几个像马蒂斯的舞者之环，不过他们长着动物的腿。他们中有一个是把人画成马，被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生物，另一张全是狐狸，第三张乍看都是红点，我把它拿起来时才意识到这些是瓢虫。

这些画底下的台面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想操埃吉尔”，一遍接一遍写了三行。

哦，该死的，我想，但没理会它，把那张有瓢虫的卡纸盖在上面，以防孩子们进来，然后抬头看看阁楼上，她会不会无意中看到了我。

也许那也是作品的一部分？她是这么想的吗？她打开了潜意识里的所有那些水龙头？

但是埃吉尔，呵呵。

“哦，撒旦，”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你是这么个讨厌的白痴呢，托芙？”

猫血还在地板上。最好在孩子们看到之前把它弄干净。但不是现在。现在是鸡蛋和培根、烤吐司和热可可时间。

草坪湿漉漉地闪着光，就像一块平铺在树木和花圃之间的地板。

我从冰箱里拿出做早餐需要的材料，发现鸡蛋盒里只剩下一个蛋了。

我想守住给男孩子的承诺，决定骑车去商店。我本可以就让他们这么出门，但他们可能会说他们不想出门，而我要由着他们就会显得自己很软弱，或者可能——如果我不由着他们——为了不丢脸我就必须强迫他们，这样就会产生一种局面，而这局面会持续影响情绪达几小时，也许一整天。而这不值得。尤其在我们之后还要去钓鱼的情况下。

我进去找他们。

“我下去商店一趟。”我说。

“妈妈在哪儿？”阿斯勒说。

“她还在睡，”我说，“商店里有什么你想要的吗？除了冰淇淋以外？”

“对，冰淇淋！”海明说。

“那绝不可能，”我说，“橙汁怎么样？”

他们没吱声。

“行吧。我马上就回来。”我说着走到玄关，穿上鞋子和外套，从储物间里拿出自行车推了出去。

我们的房子在一条砾石路的尽头。也就是说，这条路继续往林子里去，但在林子里的部分更接近于一条小径，车基本不能通行。那里面深处的是克里斯滕的房子，一个上了年纪的性情中人，他一直是一个人住，把孤独变成了一种艺术：他房子里的一切都是他亲手造的，甚至包括那条他用来钓鱼的船。

沿着路另一边有几栋我们这一类房子，其中大部分只在夏天以及假期有人住。住那里的人大多数我都认识，但我已经很久没有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打过交道了。根据他们屋子外空荡荡的车位可知，现在他们大多都已返家了。

路上诸多坑洞和凹陷里灌满了雨水，小小的黄色小泥洼让我想起八十年代，那时这些小水洼在春秋两季随处可见，现在则基本绝迹了。砾石，潮湿又看着柔软，有些地方像银子一样闪闪发光，在道路蜿蜒而过的泛红山岩和绿色针叶树之间。

我希望当她醒来时一切都过去了，那驱使着她的东西。

还是这一切本来是我造成的？

再这样下去，她很快就会完全失控，最终不得不入院。

在它之上有些确定的东西，一些能着手的、具体的东西。这就很好。因为这个问题往往是关于边界。她的，我的，孩子们的边界。总是无法判断发病是从何时开始，因为它潜来时那么慢，从喜悦和欣快状态里就滑入某种把她从我们身边带离得越来越远的东西，而我们也一道被带走了，不知不觉就接受了那些在外界看来不可接受的东西，因为我们不在外界，而是在内部，在这里边界被改变得如此之慢以至于我们压根没留意到。

这也因为我为她打着掩护，屏蔽了孩子们，也屏蔽了外面的世界。

而她入院时，人们就忽然能看到她有多疯，我要独自承担的事有那么多。

我骑车经过两块紧贴道路两边拔地而起的山岩，小时候这里总让我觉得自己是在两个岛屿之间航行的船，而当我成了一个牛哄哄的新晋大学生时，这两块石头被我赐名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1]。这条路待会儿会拐个弯，陡然下坡，直通商店和游客码头。有次我在那个坡上从单车上摔下来，撞破了头——那时没人戴头盔，我也还没真正学会骑车——但我对此的记忆可能是错误的，是基于别人的告知，而不是我自己的经历。不可能有什么确定的答案。

下坡时我轻轻捏住后刹车，回想着其他孩子高高站在上面弯腰看我，救护车已经到了，就在我此刻站着的地方，就在四十年前。

那时候这家商店已经从一家乡下杂货铺变身为一家小超市然后变成现在的规模，有点像个小院，有超市、快餐店、咖啡馆和纪念品售卖部。在后面是一个汽油加油泵和一个柴油加油泵，旁边是个有淋浴间和厕所的小侧屋，供开船客人使用，唤作黑礁岛船坞。

我把单车在外面停好，走了进去。我拿起一个红色购物篮，放进新鲜小餐包，还有黄油和牛奶，以及本是此行目的的鸡蛋。

我去付钱时，一个穿短裤T恤、戴棒球帽的男人站在柜台前放下要买的东西。我站在他身后，他微微地转了转身，从裤子口袋里拿出一张信用卡，插入读卡器，然后又转了过来。

“阿尔内？”他说。

我不认识他。

“是我，你是？”我说。

“真他妈的太久没见了。”他笑着说。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的眼睛里有点什么。

“你认不出我了吗？”

“呃……”我说。

“特隆·欧勒。”他说。

“哦！”我说，“真看不出来！你在这里干吗？”

“我们在那里面买了个房。我们在这里过的第一个夏天。”

他转回身去，输入密码，又等了几秒直到交易确认，走到柜台的尽头，开始把买的东西装进袋子里，而我的东西还在传送带上。

“那你在忙什么呢？”我说。

“你是说我的工作？”他头也不抬地说。

“是啊。”我说。

“我在休带薪病假，”他说，“你呢？”

“我在大学。”

“教授？”他说，看着我。

我的脸热了起来。

“还真的是。”

他笑了。

“我和你一起来过这里，记得吗？”

我开始装袋，他手里提着一个满满当当的口袋站在我旁边。

“当然，”我说，“我们那时十岁，是吧？”

“差不多吧。”

我们走了出去，他按了一下钥匙，停车场里一辆车闪了两下。

“你的假还剩下很久吗？”他说。

“这是最后一周了。”我说。

“那么找天晚上出来吧。”他说。

“也许可以，”我说，“肯定会很开心的。”

我们握手告别，他走到车边，我打开自行车锁，把购物袋挂在车把上，开始走上那座陡坡。

“阿尔内？”他在我身后喊。

我转身看见他快步走了过来。

“你得记下我的电话号码。或者我要你的。”

“这倒是的，”我说，“也许我要你的？”

这样更好，我就不用给他打电话了。

他报数字，我把它们输入手机。

“得嘞，”我说，“我们再约！”

“你现在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有你的号码了。”他说。

“好主意。”我说，然后拨了他的电话。

我回家时男孩们看电视看得失魂落魄。托芙则不见人影。我把自行车放进储物间，穿过处处湿光闪烁的花园，在煎锅边上磕了个鸡蛋，看着它慢慢摊开，然后在热量的催动下凝结成一个圆，我把牛奶倒进一个炖锅里，切了几片面包放进吐司机。

在暑假到来前的一个周末，特隆·欧勒和我们一起来过这儿，那一年我们还是朋友，我一直热切期待着向他展示这里的一切。

我们偷了一点爸爸的烈酒，带着它跑进树林，心还怦怦跳着就在那儿灌了几口酒，然后醉醺醺地四处晃悠。

那时我们有没有十岁？

更像是快十二岁了，我想着，把煎铲插入煎蛋下面，举到盘子上方，它僵硬地躺在那块金属片上。

蛋黄在中心，蛋白在外圈，它像一颗有白色光环的行星。

整个过程都让人提心吊胆。我们胆战心惊地把酒倒进周六糖果袋的黄色塑料香蕉瓶里，胆战心惊地站在林子里喝下去；那天晚上余下的全部时间里我们都悬着心，唯恐留下什么痕迹。

但不管爸爸还是妈妈都没说什么，而我们周一就能在学校就这事儿吹牛了。

面包片咔嗒一声弹出来，锅里的牛奶开始起泡，满是小孔眼。我把它挪到一边，在一个玻璃杯里倒入一点可可粉和白糖，用水搅匀，将这杯浓缩物倒入那乳白色的液体中，片刻后它扩散开来，棕红色逐渐在牛奶中稀释开来，直到它们融为一体。

有人在房间里。

我赶紧转身。

是海明。他光脚站着，两臂像猿猴一样垂在身体两侧，看着我。

“是你吗？”我说。

“马上开饭了吗？”他说。

“是的。你饿了吗？”

他点了点头。

“那你能不能把桌子摆好？”

“妈妈在哪儿？”

“她在睡。”

“她没有，”他说，“我看见她了。她在窗外走过去了。”

“这么说来，她应该是在早餐前出去散散步，”我说，“快点，去摆桌子吧，赶紧的！”

“那阿斯勒也要一样干活。”

“当然。”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吐司机里捏起面包片，从柜子顶部拿下面包篮，把吐司放进去，同时在窗外找寻她的身影。“你去叫他干活。”

男孩们摆放餐具时，我煎了培根，把可可奶倒进几个马克杯里，拿出黄油、黄奶酪和火腿，把所有这些都放在餐桌上。

“我们不要等妈妈吗？”海明边坐下边说道。他猛地一晃头，连着打了三个哈欠。

我缓缓吸了一口气，忍住了纠正他的冲动。

“我们得趁热吃。”我说。

“她要去哪儿呢？”阿斯勒说，他在椅子上半起身去够面包篮。

“她就是出去走走。”我说。

“她会一块儿去起网吗？”海明说。

“我不知道。”我说。

我想象这个客厅在四十年前那个夏天的样子。阴郁，墙壁暗沉，地板上铺着黯淡的地毯。角柜里放着各种瓶子。我们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和关上，但我们是在柜子里把烈酒倒入那些小小的塑料容器里的，几乎不可能一点儿都不洒出来。

当你还是个小孩，你以为自己有秘密，没人知道你干了什么。

我微笑起来。

“你在笑什么，爸爸？”阿斯勒说。

“我只是想到了一点东西。”我说。

“你在想什么？”海明边说边往面包片上抹黄油，面包片随着黄油刀的动作微微裂开。

“我想到了你们的祖父。”我说。

窗外托芙穿过花园走进了客房。她还穿着昨晚的衣服。幸好两个男孩都背对着她。

我一定要抢在他们进房间前把猫血清理干净。

“你想到爷爷什么好玩的事了？”海明说。

“没什么特别的，”我说，“我只是想起了他。他在当年可是做了很多傻事！”

“比如什么？”阿斯勒说着把面包片举到嘴边。

“我以前讲过不少了，”我说，“比如他搞混了盐和糖，在鳕鱼里加了糖。还有那一次他砍院子里的大树，树倒在屋顶上，把屋顶砸坏了。”

“当时屋里有人吗？”阿斯勒说，他嘴唇上黄黄的是蛋黄。

我摇了摇头。

“万幸！”

“你亲眼看到的吗？”

“我回家时看到的。那时树已经不在那儿了。看上去好像一个巨人曾经一屁股坐在屋顶上。”

“你也一样做了很多傻事。”海明说，用漆黑的眸子看着我。

“肯定，”我说，“你想起什么具体例子了吗？”

“那次你忘记系好我们的浮动码头，它带着所有系在上面的小船漂走了。”

“我没忘，”我说，“我只是没系牢而已。”

“还有次车没油了，所以引擎坏了，我们不得不买一辆新车。”

“那次是油表坏了！”我说，“你们明明知道的！不管怎么说汽车本来应该在没油时发出信号的。”

“那只是借口。”海明说。

他们互相对视，笑了起来。

这让我感到开心。

过了一会儿，确定男孩子们已经安心玩起了各自的电子设备之后，我打开客房的门走了进去，托芙不在里面。桌子上多了几张卡纸，红色的纸上贴着黑色的剪纸。如果她不能让自己平复下来，很快她连这些事也无法集中精力来做了。

血已经凝固了，我用抹石灰的刮刀把它刮掉，然后把残迹浸湿，用刷子擦干净。

另一只小猫躺在角落的地板上，盯着我看。

我在她工作室的水槽里漂洗抹布，把碎屑冲走，水槽里堆满了溅满油漆的玻璃罐、画笔、棉球和空管子，散发着浓烈的松节油味。然后我走到花园那一角，看看是否有昨晚挖坑留下的痕迹。我心里七上八下，期待着小猫已经挣扎出来，余下一个空坑，但是当然一切还是原来那样，也根本看不出来那层树皮下的泥土刚被挖过。

空中洒下一片细雨。不是那种清新的，你在北欧夏季所期待的那种雨天，而是温吞的，热乎乎的。几乎像是热带。周围的一切都是潮湿的，从灰黑色的树干到红醋栗和黑醋栗灌木丛绿油油的叶子，雨水在那上面已聚成极小的凝然不动的水滴。

一辆大型车辆在远处缓慢加速的轰隆声掠过大地。

我走进厨房，收拾早餐碗碟。公共汽车驶近时，外面升起一波音浪。在这条狭窄的小路上，它是一个庞大的怪物，我这样想着，它从窗外驶过，在某个瞬间它黄色的侧身填满了整个窗口。

我把一片洗碗剂放入清洁槽中，关上它，打开洗碗机。公共汽车在调头空地上调转车头，驶过第二条路。我又看到了那只小蜘蛛，它正在天花板和墙壁之间的那个角落里建造着什么。爸爸总说蜘蛛是一种吉兆，这意味着房子很干燥，我几乎每次看到蜘蛛都会想起这话。

英韦尔沿着外面走廊走了过来，她低头盯着眼前的地面，肩上挎着包。

我走到玄关时她刚好进门。

“你还好吗？”我说。

“非常好。”她笑着说，然后弯腰脱鞋。

“你要吃点早餐吗？”我说。

“我在祖母家吃过了。”她说着，朝她的房间走去。

“哦，这样啊。”我说。

我一动不动地在厨房站了一会儿，环顾四周，然后从抽屉里找出几个袋子，把所有空瓶子都装进去，拎到车子旁边，打开后备厢把它们放进去。等下一次到垃圾场附近就把它们处理掉，现在我们管垃圾场叫回收站了。然后我回到房子的客厅，男孩们还在那里。

“我们得走了。”我说。

“我们一定要去吗？”海明说。

他把头往后一仰，嘴巴快速地反复一开一合。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我生气地说。

“什么？”他说。

我模仿他的抽动，只是更剧烈。

“你的头总是这么动，”我说，“这不雅观。”

他严肃地点点头。

“我会试着不这样。”他说。

“好的！”我说。

然后他又做了一次。

“得了，现在我们该走了。”我说。

我拿着红色的汽油罐，跟在孩子们后面走下陡峭的草坡，来到突堤上。水面在低沉的云层下铺展开来，几乎完全静止。突堤上的木板因为潮湿而打滑，在银光闪烁的水面和几近于全黑的岩石的映衬下闪着金光。

我登上船，接好油箱的软管，而海明松开系泊缆绳，阿斯勒举起桨，准备将我们的船向深水处反向推出几米。

海湾内部的尽头是一小片鹅卵石海滩，上面全是螃蟹。不只有小沙蟹，还有大海蟹。看上去有数百只，叠在彼此身上攀爬着。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等情形。

这就像个蛇窝。

我转开视线，免得男孩们注意到那里，阿斯勒把我们的船推开之后，我发动了引擎，我们出发了，他们什么也没看见。

两个红色浮球漂在海湾另一边离岸不远的位置，就在突出的岬角之侧。杉树几乎一直生长到水边，像一堵绿色的墙。阿斯勒蹲下身子，用鱼叉钩住第一个浮球，把它拉到船边。我关掉引擎。男孩们开始抓着绳子往上拉，但拉不动，他俩都看着我。

“它太沉了。”阿斯勒说。

“可不是吗？”我接过来，“也许我们打到了一群鲭鱼之类的。”

感觉就像在拉一条巨大的、湿透了的毯子。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水面下的网，网中鱼的身体就像昏暗中浅绿色的灯笼。

兜着第一批鱼的网被拉上船来。“是青鳕。”我说。

“哇，这么多！”海明说。

“你们俩能不能把鱼从网里拿出来？”我说，“扔进桶里就好。”

网里密密地塞满了青鳕鱼，简直没完没了。等我们终于可以返程时，不仅桶里装满了鱼，甲板上也全是鱼。滑溜溜的，闪闪发亮，时不时还会猛然跃起。

这让我恶心。不是因为这些鱼本身，单独一条鱼看起来不过是和任何其他生物一样的生物，而是因为数量。所有这些一模一样的眼睛，一模一样的大张的嘴，一模一样的鳍和排泄孔。

“你要把它们都劏了吗？”阿斯勒说。

“不劏不行，”我说，“可这么多鱼我们也吃不完。”

“不能把它们冻起来吗？”

“对，只能冻起来。但是我们过两天就回家了。所以明年夏天这些冻了一年的鱼也没那么好吃了。”

“鱼味冰淇淋！”阿斯勒说。

“嗯，好吃！”海明说。

“你们数了有多少条吗？”我说。

“一百一十八条。”阿斯勒说。

我们从另一边靠近海湾，一个身影从堤岸顶端的花园里走出来，开始沿着通往突堤的小路往下走。

那是埃吉尔。

他穿着黄色雨衣，没扣扣子，手里拎着一个白色购物袋。

我关掉引擎，让船滑过最后几米。幸运的是海湾里那些螃蟹不见了。男孩们爬上突堤，我把油箱和鱼桶都递给他们，系好船，然后也爬了上去。

“大丰收啊，我看见了。”埃吉尔说，这时他也走上了突堤。

“是的，没办法。你要一点吗？”

他摇了摇头，淡淡一笑。

“你现在是刚到家还是怎么着？”我说。

“昨晚到的。给你带了这个来。谢谢你帮忙。”

他笨手笨脚地把袋子递给我。我不用打开就知道是什么；不管从重量还是大小来判断都是一瓶酒，而且他自己很爱威士忌，很可能还指望我会在他送出这份礼物之后，主动给他倒上一杯，所以疑问只剩下那是什么牌子。

“太棒了！”我说，“谢谢你！”

“爸爸，我们可以走了吗？”阿斯勒说。

我点点头，他们小跑着上了斜坡。

“你想来点咖啡吗？”我说。

“好啊，”他说，“你要把它搬上去吗？”

他低头看着装鱼的桶。

“恐怕是的，”我说，“船上还有。”

“我可以帮你。”他说。

我们把桶置于两人中间，合力把它运上坡。以这样的方式合作，有种令人不太舒服的亲密感，就像我们被锁在了一起，我找不到说辞来缓解这种不适，而埃吉尔什么也不会说。

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吗？

难说，埃吉尔这人我从来没弄懂过。

我们把桶卸在地下室的地板上，我坚持要自己去拿剩下那些鱼，并建议他可以在我的书房里歇一会儿。

他以前来这儿时，她有没有注视过他，想过他，幻想着他？抑或那只是她饱受折磨的灵魂深处的一种冲动？

我从船屋里拿出一个鱼箱，那种老式的泡沫塑料鱼箱，开始把鱼装进去。

她写的关于埃吉尔的那些东西，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来看也能说得通。他是一个停滞在生活中的人，哪里也不去，只是站在原地。他会的东西不少，但他没能把这些知识利用起来，它们无所事事地闲置在那里，就像一块抛荒的地。她的父亲也是完全如此。无所顾忌也无所事事。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做。我俩刚在一起时，我想我正是这一切的反面，健康的，天真的，雄心勃勃的。她想完全抛却她的来处，想要某种新鲜的、正常的、相当平凡的东西。她也得到了：先是英韦尔出世，然后是双胞胎，而有了孩子的头几年再普通、再正常不过了。

否则她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普通的文学系学生？她想要谁都能到手的。

还是她其实一直都想要其他的东西？

或者她只是一直在假装，欺骗自己同时也欺骗我？

我把鱼箱放在昏暗的地下室的砖地上。这些鱼应该尽快被开膛破肚清理掉。但等上几个小时也无妨。

先是埃吉尔，然后晚餐。劏鱼，然后是一杯红酒一本书的夜晚。

像以前一样。

最好不要再想了。

我在热水里洗了洗又冷又湿的手，拿了两个杯子走进书房，埃吉尔站在书架前，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找到了什么？”我说。

他把书冲着我举起来。这本书叫《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三十年代出版的。曾经是白色的封面已经泛黄。

“哦，那本，是的，”我说，“你想来一杯吗？”

他点点头，我给两个人倒上酒，我们坐了下来。他刚喝下第一口，就发出一声愉悦的喟叹。

“那本书不是我自己买的，”我说，“那是爸爸很多年前从一个乡下的拍卖会上弄来的，某个人遗产里的一箱书。你知道那件事吗？科伯案？”

“知道。但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书。”

“挺有意思的。它们充满了乐观进步主义思想，把死后的生命，或者说和死者的接触，变成某种理性的科学的东西。”

“他的儿子们都死了？”

“是。然后他通过那个当灵媒的女儿再次见到了他们。”

“嗯。”他一边说一边转动着手中的玻璃杯。

“那里对死后的生命有一些非常可爱的描述，”我说，“冥界就像一九二○年代的腓特烈斯塔[2]。”

“也许那是真的。”他微笑着说。

静了一会儿。外面的灌木丛沿着墙壁贪婪地生长，几乎完全覆盖了窗户，从那些小小的空隙里可以看到后面的道路和石南丛。

“我去过一次印度，”他说，没有对上我的视线，“在我去过的一个城市里，三千年来他们一直在同一个柴堆上焚烧尸体。至少他们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个以庙宇为中心的小城。我想那一定是世界上和这里最不像的地方了。”

他用手臂往外一挥，表示这是他指的是这些房子和这片风景。他偶尔会做这种张扬的手势，每次都显得很奇异，因为他其余时候总是小心翼翼。

“所以我不信那里的冥界会像腓特烈斯塔。”

他微笑起来。

“我从来没动过去印度的念头，”我说，“中国，可以。日本，可以。但是印度？母牛和腹泻？”

“那儿有很多人，”他说，“到处都是人，还有猴子和母牛。有些地方就像《银翼杀手》里的街道。动物、人、高科技，混杂在一起。”

“你知道印度的人口数量马上就要超过中国了吗？”我说，“而且它俩在世界最大经济体名单上的排名一直在上升。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但是印度才是大势所在。或者说印度也是。”

“或许吧，”他说，“但在那里触目惊心的是贫困。目睹那么多的苦难，在那儿待着是很难受的。那是一种属灵的文化，一切都被人间以外的力量所掌握着，所以他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接受贫困。”

又沉寂了一会儿。他是一个孔武有力的男人，但几乎没有任何气场，和他交谈十分自在，他善于倾听，从不强势，回避一切困难的话题。

软蛋，许多人可能会说。

有点太好人了，我现在想。但我喜欢他。几乎我提到的任何书或电影，他都读过或看过。

他自顾自地微笑，饮尽了杯中酒。

“那你的书写怎么样了？”他说，仍然不看我。

“在进展中。”我说着往前倾身，拿起瓶子先给他的杯子倒上，而他也几乎同时把杯子递了过来，然后给我自己的杯子也倒上。

我之前为什么要和他说这本书的事呢？这非常，非常不应该。但那时我喝醉了，感觉书马上就要完成而且绝对精彩。

“你想抽烟就抽好了，”我说，“我可以去拿个烟灰缸。”

我起身去了厨房。托芙在那里。她站着，双手撑在料理台上，凝视着窗外。

“你还好吗？”我说。

“是埃吉尔吗？”她头也不回地说。

“是啊。”我说。

“你为什么不叫我过来？他也是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我说，“而且我以为你正忙着。”

她转过身，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然后走出了房间。没过多久书房里就传出了她的声音。

远处的海上已经放晴，那儿的天空是蓝色的，点缀着轻盈的白色云朵，不像这里，如此灰而沉重。我想他们应该有几分钟相处的时间，就站在那儿看外面。一只喜鹊从苹果树上飞下来，落在草地上，走了几步，就像一个人背着手走路，像是看到了什么，弯下腰想看个究竟。

海鸥在海湾低鸣。屋后传来低低的、沉闷的、不规则的重复声音。一定是男孩子们在踢足球。

我走进空无一人的客厅，看着窗外。没错，他们站在草地上，把球在他们之间踢来踢去。

一种满足感涌上我的心头，随后又消失了。

我穿过房子，敲了敲另一端英韦尔房间的门。

“嗯。”她在房间里说，声音无精打采。我打开门走了进去。她趴在床上，笔记本电脑合上放在她面前。

“你在干什么？”我说。

“没什么。”她说。

我本来可以问她为什么我一进来她就合上了电脑，但她可能会觉得那是一种指责，而我还想和她聊会儿，所以我对此没说什么。

“奶奶那边还好吗。”我说。

“很好，我想，”她说着坐了起来，“她有点犯糊涂，但她这样子已经很久了。”

“那她这次都干了什么？”

“有次忘记了烤箱里的小面包，还有她常把同样的话说上好几遍。但她的头脑特敏锐，真的。”

我在沙发上坐下。

“你能去看望她，这就很好。”我说。

“是啊。”她说。

“你还好吗？”

她无可奈何地看着我。显然我经常这样问她。

“好！”她说，对上我的目光，然后又低下了头。

“好吧，”我说，“有没有什么你正在考虑的事？”

她微笑着摇了摇头。

“李子熟了吗？”我问。

“嗯。”她说。

“那些黄李子？”

“嗯。”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李子，”我说，“是正宗的老品种，你知道吗？”

“你说过好几次了，是啊。”她说。

我起身。

“埃吉尔来了，”我说，“我只是过来问问你怎么样了。”

“我很好。”她说。

“很棒！”我说，“晚餐我们吃鱼，行吗？”

“当然行。”她说。

我回到书房时，托芙正坐在我的椅子上，埃吉尔和刚才一样，手里还夹着一根香烟。他从那些脏咖啡杯里拿了一个当烟灰缸使。我把烟灰缸放在旁边，把书桌前那把温莎椅挪过来坐下。

托芙在讲她的一件小趣事。她的脸从内到外放着光，棕色眼睛亮闪闪的，边说边乐。

埃吉尔微笑着看着她。

我喝了一口威士忌，看向书架上的书。她在讲她和几个艺术家参加一场晚宴，其中最大牌的一位艺术家的对头突然出现了，餐桌上一切都安静下来。主人也没辙，只能给那人找了把椅子。而正当他在那位艺术家对面坐下时，椅子塌了，那个对头栽倒在地。

托芙模仿着那个艺术家的声音。

“刚才是我干的，”她用深沉的声音说，“我会魔法。”

她大笑，眼泪都出来了。

“我可以蹭根烟吗？”我说着，看向埃吉尔。

“当然。”他说着把整包烟推给我。

托芙还在笑。

埃吉尔也笑了一下。

我点了根烟，六年来的第一支，小心翼翼地吸了一口。

托芙试图平复下来，她深呼吸了几次，但随后又大笑起来，没完没了。

埃吉尔有些担忧地看着我。

托芙起身出去了。我们还能听见她的笑声从走廊里传来，然后浴室的门关上了。笑声从那里面传来，闷闷的，但依然清晰，一波又一波，间以寂静。

“她现在情绪挺好。”我说。

埃吉尔没说话，只是谨慎地微笑。

托芙回来坐下。她又笑了起来，而且开始无法控制地打嗝。

我往杯子里又倒了些威士忌。她平静了下来，但只持续了几秒钟，她又爆发出笑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她站了起来。

“我得走了，”她在打嗝的间隙说道，“再见，埃吉尔。哈哈哈哈！”

这次她走出了屋子，应该是去了客房。

“也许是时候回家了。”埃吉尔说。

“不用急，”我说，“来，再喝点儿。”

我向他举起酒瓶。

“那么，再来一点儿。”他说。

“太好了！”我给他倒酒，“这酒相当不错。”

“不错吧？”他说，“天堂般的酒。”

埃吉尔一个人住在几公里外一栋度假屋里。他出生在一个船东家族，在英国长大，直到父母离婚，他随母亲来了挪威，在这儿上的中学。他去哥本哈根读了电影学院，但没毕业。他充满冒险精神，有很多钱，但缺乏动力——这是我对他的评价。他在国外生活了几年，三十多岁时搬回南挪威，成立了自己的制片公司，开始拍摄纪录片，其中大部分都比较冷门——反正他有钱维持这些。他很关注亚文化，还有在各种社会环境里滋生的类似飞地的小团体。他有一部片子是关于挪威的一个小型基督教群体，被称作史密斯之友，还有一部是关于一群共居在一处的唐氏综合征患者，第三部是关于一个激进的小型右翼青年团体。后来他对此感到厌倦，把公司关了，那时他刚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追踪卑尔根的一个极端死亡金属乐队，据他所说，尽管素材很有趣，但他一直没能腾出时间把片子剪完。我永远搞不懂他为什么要放弃，因为他工作时是倾尽全力的，显然这对他来说很有意义。作为辩解，他曾说纪录片是一个谎言。并不是因为记录总是主观的，从客观意义上来说这个词绝不属实，正如我在谈到真实性问题时所想的那样——不，他的论点关于存在本身，它是存在主义的，并假设所有事件不只是时间的一部分，而且时间性是它们的本质。万物出现又消失，永不重现，没有任何事物会再次发生或者捕捉——一旦被捕捉，它就变成了另一种事物。

但那又怎么样呢？我当时如是说。即使是另一种事物又如何？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不管它是否被胶片或照片捕捉到。人类总是通过讲述或书写来捕捉那些发生过的事。是的，记住一件事本身就是一种捕捉。

这并不是他所在意的，他当时说。他又不是哲学家，这无关理论，这关乎他想如何生活，以及他的信仰。

“所有的图像和影片都在污染那存在事物本身，”他应该是这么说的，“我们对事件和人物的囤积，已经挤压掉了我们生活在其间的时间。”

“嗯哼。”我当时说。我毫不怀疑他真的这么认为，但有什么告诉我他真正在意的完全是另一个问题，是更加切实存在的：他不相信任何东西，也不爱任何人。他所有的电影，也许除了关于唐氏征患者的那部之外，都是关于那些有着炽热信仰的人，或者说是与其他人截然不同的信仰，令他们选择遗世独居。他是被自己缺乏的东西所吸引。

由此可推，这也是他开始对神学感兴趣的原因。

现在他坐着，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低头看着面前的地板。我绞尽脑汁想说些什么来掩饰或解释托芙的举止，但有点漫不经心，因为酒精已经让我热了起来，也缓和了我对托芙的行为以及他可能的看法的不安。

如果我继续喝下去，这烈酒的清澈光芒很快就会亮起了。

是我想要的。但我不想一个人，我希望他能留下和我一起喝。

我想我可以说外面天晴了，但我又想到这会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室外，也许会让他想去做点什么，这样他就会起身离开。

“今年秋天我要讲史诗课，你知道，”我改口说，“从《伊利亚特》开始，到《神曲》结束。然后我会给中级学生开一门关于文学中的冥界的课程，作为延伸。”

“哦？”埃吉尔说。

“我突然想到你读的那本书，《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也可以加进去。那会很有意思。因为它对冥界的描述与《梦之诗》[3]差不多。”

“听起来很有意思。”埃吉尔说。

“是的。”我说。

“但你自己怎么看？”他说。

“关于什么？”

“关于死后的生命。”

我耸了耸肩。

“我完全没有想法，差不多？”

“你相信死后有生命还是没有？”

这么较真都不像他了，我看着他。他微笑地坐在那儿。我有一种感觉，好像他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事情，是我自己所不知道的。我和埃吉尔交谈时常有这种感觉。

“不，我不相信死后有生命。”

“那你为什么对它这么感兴趣？它代表着什么呢？”

我又耸了耸肩。

“我正在讲授一种文学体裁，冥界恰好在其中占了一个突出的位置。就是如此。”

“但你不用特意把冥界单独拉出来讨论。你可以聊身体或暴力或神性。神性在古代史诗中也有显著地位吧？尤其是但丁。”

我迎上他的目光，笑了笑。这个肯定是他很感兴趣的话题。于是我倾身向前，抓起桌上的酒瓶，先给他的杯子斟上，再给我自己倒上，然后靠在椅子上，喝了一口，再次对上他的视线，浓烈的、几乎是灼烧着的烟熏味充满了我的口腔。

“我也不信神性，”我说，“但我对现实与对现实的想象之间的关系很感兴趣。”

“也就是说一旦你相信冥界，它就成为现实的了？”

“不，不完全是。但世界和现实不完全是一回事——世界是我们生活的物理现实，而现实则是我们所知、所想和所感到的一切。关键是这两个层面是完全无法区分开的。冥界曾经属于现实层面，但它从来就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恶心，”埃吉尔说，“所有这些相对主义多么无聊啊。”

“那你信什么？”

“我？我信神性。”

“你信上帝吗？”

他点了点头。

“是的。”

“为什么？”我说。

“什么意思？”

“我只是不理解一个理性的人会信上帝。”

“我在你心里的地位一落千丈了吗？”他说。

“不，不，别犯傻，我只是吃了一惊而已。”

外面的水洼里阳光在闪烁。我看到那些砾石已经泛出较浅的颜色，因为热度释放了其中的潮气并以看不见的手将其提到空中。公路对面的树叶在风中微微摇动。

“史密斯之友相信耶稣出生时本是个凡人。”埃吉尔说。

“也就是说，他有与生俱来的意志，那和神的意志是相逆的。但他总是选择神的意志，最后，通过如此作为，他成了上帝本性的一部分。”

“你信这个吗？”我说。

“我信神性是某种我们能亲近也能疏远的东西，而良善的一生就是试图尽可能去亲近它的一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印度，人们喝水前必须先过滤，因为他们不想杀生，”他说，“也就是水里的微生物。”

“这是良善的一生吗？”

“洞察到所有生命都不可侵犯，这是个开始。”

“然后你就变得具有神性了？”

“耶稣就是这样。”

“你不会信这个吧！”

与此同时，外面大门被打开，紧接着有奔跑的脚步声穿过玄关。

门开了，阿斯勒和海明冲了进来。

“爸爸，有一只小猫不见了！”阿斯勒说。

“彻底不见了，”海明说，“我们四处都找过了。”

“也许当时门敞着，它就溜出去了，”我说，“你们最后一次看到它是什么时候？”

“昨天。但是我们也在外面找过了。”

“它可能被狐狸或什么猛禽抓走了，”我说，“有时也会发生这种事。”

“也许它只是迷路了，”海明说，“你能和我们一起去找吗？”

“我们有客人，”我说，“不过你们不要急，再找找看。”

“拜托了，爸爸。”阿斯勒说。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去找，”埃吉尔说，“我们可以把花园仔细搜索一遍，我相信我们会找到它的。小猫总是会待在妈妈附近的。”

“好吧。”我说着叹了口气起身。这烈酒喝得我脑袋轻飘飘，身体发沉，在玄关弯下腰穿鞋时失去了平衡，摔在了墙上，幸好我就挨着墙，所以没完全倒下。

“哎呀呀！”我说。

男孩们站在那里看着我系鞋带。埃吉尔穿着雨靴，打开门，走进花园里。这会儿太阳无遮拦地照着。海上吹来一阵微风，树枝随风摇曳。

“好了，”我说着站了起来，“如果你们在屋里找，我和埃吉尔可以去花园看看。好吗？”

“它不在屋里。”阿斯勒说。

“屋里每个地方我们都找过了。”

“好吧，”我说，“那我们一起行动吧。”

“嘘！嘘！嘘！”男孩们走在我俩中间，经过草坪时他们呼唤着，“出来吧，小猫！喵喵喵！”

埃吉尔掀开灌木丛，蹲下身子凝望着我们经过的花圃。我几乎要以为我们会发现它在灌木丛下蜷成一团，被吓坏了。

“我觉得它不在这里，”当我们走到另一端的墙壁时我说，“我们回去看看，如果找不到也没办法，只能希望它自己出来了。”

“它就在这儿，爸爸，我知道，”阿斯勒说，“它可会藏猫猫了。”“啊，是的。”我说。

结束搜寻之后，埃吉尔抵住了再喝一杯的诱惑。他说他还有事要做，骑自行车回家了。

我给自己又满上一杯，在他刚坐过的椅子上坐下。幸运的是，我还有足够的清明请他留下几根烟。

我点了一根，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往后一靠，向天花板吐了一口烟。

男孩们又在踢足球了，英韦尔在她房间里和什么人讲电话，托芙在客房里忙着，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这里。

再来一杯。然后我就去劏那些鱼。

我起身走到老旧的立体声音响柜前，打开它，按下功放开关，翻着里面少得可怜的唱片收藏，它们打着我父母无知品味的烙印，十几岁时我曾经高高在上地蔑视着它们。戴安娜·罗斯旁边是史蒂夫·哈克尼，然后是平克·弗洛伊德，再然后是利勒比约恩·尼尔森。

他们曾让我觉得丢人。电工爸爸，小学老师妈妈。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出身。

无论如何我随着年齿增长变聪明一些了。

《迷墙》！

它现在听起来怎么样？

我将唱针放到转动的唱片上，当第一个手风琴音符在房间里响起来时，我站到了地板中央。

然后突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我开始跟着唱，因为每个音符都来自童年，当时我躺在房间里，听着爸爸妈妈坐在这里放这张唱片。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走过去拿起杯子，一口气干掉，又重新斟满。我用想象中的鼓槌敲打着空气，随着歌曲进入华彩部分，凝实的直升机引擎的声浪不断爬升，我闭上眼睛，双手在面前抖动着，越来越快，直到那声浪突然中止，迎来一声婴儿的啼哭，然后我站着不动了，因为那婴儿的哭声一直触及我心底，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妈妈爱她的孩子

而爸爸也爱你

我坐下来点了根烟，多年来从未如此快乐过。想要这种欣悦继续下去的冲动很强烈，但有一些障碍。首先我得做晚饭，但现在吸引我的是更为广大而模糊的东西，为这种琐细而精确的事务奔忙对我来说毫无吸引力。我甚至也没什么兴趣和孩子们坐下来一起吃饭。不是说我做不到，只要稍微集中一点精神就能糊弄过去，他们什么都不会留意到，但要说服自己打起精神处理琐事，需要强大的意志力——我就不能不管不顾哪怕一次吗？

我可以开车去找埃吉尔。

或者该死的，特隆·奥勒！

是的，那是他的主意。

他那里肯定没问题。

但我还有事情得先处理。

一些重要的事。

我起身走到唱机前，提起唱针，关上功放。

我该干什么来着？

外面客房的门开了，托芙走了出来。尽管阳光明媚，她还是穿着长度及膝的雨衣，刚好接上橡胶雨靴的靴口。

她要去哪儿？

我走了出去。当我打开大门时，她正穿过草坪。

“托芙！”我喊道。

她转身。

“你去哪儿？”我说。

“出去走走。”她说。

“你能做晚饭吗？”我说。

她摇摇头。

“你做吧。”她说。

她转身继续前行，朝着通往大海的小路走去。

我回到房间。快乐已经离我而去，但它没走远，我仍能感觉得到。

只是我还有什么事要做。

是什么？

劏鱼。哦是的。

当我意识到就是这件事时，失望的感觉瞬间袭来。

但还是必须去做。

不过我可以先补充点弹药了。

补给。不是弹药。补给才是正确用词。

我把杯子斟满，端着它走了出去。我在木阶前驻足喝了一口，同时望向大海。太阳正在落下，它无形的光线像一颗颗小小的光石子，在光滑的水面上弹跳折射。

左边传来一声响亮的抓挠声。我转过身去。一只松鼠正在翻过房子的墙壁。看起来它好像免于重力的束缚，因为墙是垂直的，而它跑在上面毫不费力。

它停下来了。尾巴倏地动了动。向下，向外，向上。向下，弹开，向上。

它在看着我吗？

“你好啊，小松鼠，”我说，“你在看什么呢？”

它发出低沉的嘶嘶声，然后朝着屋顶斜攀上去，越过排水沟，跑上屋脊，脚爪拍打着屋顶，随后消失在屋脊的另一边。

我又喝了一口。

也许我应该把一整瓶都拿上？这样我就不用一直跑上跑下了。

我回到屋里。走廊里英韦尔房间的门开了，我抢在她出现之前进了浴室，锁上门，坐在浴缸边上。

该死的白痴。坐在这儿躲着自己的孩子。

“爸爸？”她说。

“我在上厕所。”我说。

“我就问下什么时候吃晚饭。”

“马上。”我说。

“我们吃什么？”

“我的天，孩子，我上厕所呢！”我说。

“好吧，好吧，对不起啦。”她说。

她房间的门又关上了。我从卫生纸卷上扯了些纸，扔进马桶里，冲水，在水龙头下装样子冲了冲手，又回房间取了酒瓶，拿着它下到地窖，把它放在工作台上，站着看了一会儿那几箱鱼，然后弯下腰抓起其中的一条。我拿起放在台子上的刀，我切下鱼头，并非毫无乐趣，因为刀丝滑地游走过干掉的鱼皮，湿润的鱼肉和坚硬的脊骨。然后我把鱼纵向切开，展开两侧，掏出肠子和内脏，冲洗干净，放在一边，拿起玻璃杯喝了一口，鱼鳞立刻粘在杯壁上，然后开始下一条。

清理完五条鱼后，我在小窗下的旧凳子上坐下歇口气。

我打开烟盒，里面只剩下一根烟了。

我点燃它，把头靠在墙上，闭上了眼。

我咳嗽着醒来，一开始不太知道自己在哪儿。四下漆黑一片。然后地窖和鱼的味道袭来，于是我又想起来了。这就好像住在一个气球上，我想，它趁我睡着的时候慢慢地在空中下降，落向下方的生活。我得在为时已晚之前重新上升。

烟都抽完了，但酒还有，我把杯子里剩的酒一口气喝光。

“噗！”我摇摇头，又倒了一杯。

我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

我拿出手机，找到了特隆·奥勒的号码。

如果我给他发短信，他可能会说很忙。还是直接打过去更好。

我一只手在倒酒，另一只手翻到英韦尔的号码。

“我得出一趟门，”我写道，“冰箱里有比萨。你可以热一下给你和弟弟们吃吗？很快就好。”

我起身拎着瓶子走出去，关上身后的门，朝汽车走去，然后想起来车钥匙在挂在走廊上的外套口袋里。

“见鬼了，真是。”我说着，沿着房子往回走，尽可能小声地打开门溜进去。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男孩们可能正坐在那里。而英韦尔舒服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她出远门回来，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我把钥匙从口袋里勾出来，又蹑手蹑脚地出去。就在我按下开锁，汽车前灯在昏暗暮色中亮起时，手机响了。

我坐进车里启动引擎，然后看手机。

是英韦尔。

“好吧。”她写道。

“太棒了！”我写道，在后面加了三颗心。然后我把车挂上挡，转上了公路。码头的小卖部应该还开着，我想。对于自己喝了多少我只有模糊的概念，为了安全起见我开得很慢。可能也没喝得太多，毕竟我还在考虑要安全驾驶。

安全驾驶，开向突堤的路上我一直牢牢记着这个想法。拐弯后是一段笔直行驶的路，我扭开瓶盖喝了一口。在我把瓶盖盖回去之前，下一个拐弯到了，我只好一手拿着瓶子，一手打方向盘。

小卖部前的停车场空无一人，但窗里有灯光，我能看到里面有一个身影的轮廓。我停下车，打开车门，手里还抓着瓶子，我站起来时失去了平衡，踉跄着向前走了几步。

拿着酒瓶也许不太好，我想，于是我把瓶盖拧紧，放在副驾驶座位前面的地板上，同时向小卖部望去，看看他/她有没有看到什么。

并没有。他/她低着头坐在那里，当我走近时，我看到下方的微弱灯光照着这张脸。

我用指关节敲了敲窗户。

他——我可以看到是他了——一个大概十七岁的壮实的他，吓了一跳。

我用一只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嘴唇前来回移动着，全世界通用的吸烟手势。

他打开窗口。

“两包二十支装的万宝路。”我说。

“好的。”他说。

我把银行卡插入他举在我面前的读卡器，然后输入密码，拿着烟回到车上。

我坐进车里，拆开一包烟，在杂物箱里找出一个打火机，点上一支香烟，边眺望码头，边吸了几口。如果不是因为酒瓶几乎就要空了，我满可以把特隆·奥勒抛在一边，在这儿坐着就好，我想。

旁边座位上的手机亮了。

我抓起它。是英韦尔发了条短信。

“妈妈在哪儿？”

该死的。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吗？

“我真不知道。”我回复。

然后我发动引擎，掉头开上马路，手里还夹着香烟。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警察也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巡查，所以没什么可担心的，我这样想着，踩下油门。

手机又亮了。我的眼睛盯着路，伸手摸索着，感觉到坚硬的边缘抵在我的手上，然后将屏幕举到面前。

“她不在这里。”

“好的。”我输入，然后放下手机。这条路穿过一片森林，两边都是黑压压的树木。白天的时候有些地方可以在树干间瞥见大海，很难分辨听到的哗哗声是来自树木，还是远处拍打着海岸的波浪。

我降下车窗，扔掉烟蒂，然后又点了一根，灌了一大口酒。我把瓶子放进杯架，简直不敢相信以前我从没这么做过。它稳稳当当地立在那里，没有瓶塞也没关系。

又来了一条新消息。这次我没管它。

路转了一个弯，然后我就到了一片绵长的、高山般的平原上。

轮胎下突然传来嘎吱嘎吱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一连串小爆炸。

我猛踩刹车。

是轮胎穿孔了吗？

不是。

是路上有什么东西。

整条路上都是。

看起来像石头，但是它们在动。

我打开车门，小心地走出去。

最近的那些大概离我十米远。我走过去，发现是螃蟹。上百只螃蟹。

它们发出一种类似嘀嗒嘀嗒的声音。

哦，真该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我回到车里，关上车门。

新的螃蟹源源不绝地从草地上冒出来，爬到路上。

我喝光了剩下的威士忌，点了一支烟。

它们仿佛被一种力量召唤着。就像被一道光吸引过去一样。

但是在陆地上？

恶心。它们受本能支配，为什么在其他一切都崩溃时，本能不会崩溃？

我坐了很久，踌躇良久才发动引擎，因为要穿越这片平原就必须从它们身上碾过去。当我镇定下来，给汽车挂上挡，慢慢向前驶去时，平原尽头山丘上方的天空忽然大亮。

看起来就像是森林着火了。

但我明白过来那是一个天体，因为那光上升到空中，倾刻就和山脊分开了。

那是一颗星星。

那是一颗多么惊人的星星啊。

我熄火下车，靠在引擎盖上，抬头看着它。在我身后，副驾驶座上，手机再次亮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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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出《奥德修斯》。斯库拉（Scylla）是希腊神话里会诱惑人的海妖，卡律布狄斯（Charybdis）则是斯库拉对面形同漩涡的怪物，会吞噬一切经过之物。奥德修斯必须在会诱惑船员的斯库拉和可能吞没整艘船的卡律布狄斯之间做选择，所以“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意味着要在两种危险中选择较轻的一种。

[2]挪威东部港口城市，建于1567年。

[3]Draumkvedet，挪威中世纪最著名的叙事诗之一，最早的文字版本出现在184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