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东北沦陷

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军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中国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腐败统治，又经历了几十年的内乱，民穷财尽，中国这个大国已经贫弱不堪。人民组织能力差，军队不够现代化，武器和训练都远远落后于日本。

日本入侵东北原本最忌惮的有两点：一是苏联的干涉，二是东北军的实力。不过，1929年中苏之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和苏联军队因为争夺中东铁路[1]控制权发生了激烈冲突，东北军战败。这个事件一方面使得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另一方面东北军的实力受到很大削弱。日本因此少了很多忌惮。

东北军实力的削弱有两大因素，一个是与苏联的冲突，另一个就是往关内调兵。

其实东北军原本的实力很雄厚。1928年6月，张学良继承张作霖执掌东北，成为东北军的最高统率。11月，张学良对黑、吉、辽三省军队进行整编改制，整编后的东北军号称总数有30万，但实际上除热河外只有28.3万余人。其中，辽宁省驻军约17.3万人，吉林省驻军6.5万人；黑龙江省驻军4.3万人。另外，三省共还驻有6个宪兵大队，官兵共计2200人。

1930年9月，为调停中原大战，张学良将东北军调进关内10余万人。不久之后，张学良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在北平成立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又陆续调进关内一些部队。之后张学良一直待在北平。到1931年6月，隶属北平陆海空副司令行营的原西北军石友三部叛变，企图将东北军打回关外。为平定石友三叛乱，辽宁省的兵力大部分被调进关内，省内只剩下两个步兵旅、一个骑兵旅和一个炮兵旅；黑龙江仅有的两个国防步兵旅也被调进关内。这些被调进关内的部队都是东北军的精锐，且是战斗的主要兵种。

到九一八事变时，辽宁的兵力只有4.5万人，其中半数还是参加讨伐石友三战役刚回来的；黑龙江的驻军只有2.7万人，只有吉林省的6.5万人没有任何调动。剩下的这些部队，绝大多数装备、训练都比较差，驻地又分散，交通不便。在沈阳，北大营的驻兵只有第7步兵旅的8000人，而东大营只有2000余人的学员兵。

第7旅是东北军中的精锐部队，旅长为中将王以哲，参谋长为上校赵镇藩。其军官大部分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一部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还有少数毕业于教导队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士兵们也大部分都达到了初小文化，部分人能达到中学文化。旅部中开设军官讲堂，各团开设了军士讲堂，官兵们每周都要上课，平时操练也很勤奋，所以素质比较高。整体来看，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

第7旅的编制有619、620、621三个步兵团，旅直属骑兵连、重迫击炮连、通信连、特务连。每团辖三个营，另有团直属重机关枪连、轻迫击炮连、平射炮连、通信排。重机关枪连装备有马克沁重机关枪12挺，轻迫击炮连装备有8.2口径轻迫击炮6门，平射炮连装备有3.6口径平射炮4门。各连还装备有捷克式机关枪12挺。每个营辖有四个连，每连装备捷克式轻机关枪12挺，捷克式步枪120支，掷弹筒两支，枪榴弹12支。每连有三个排，每排四个班，每班10到12人。

总的来说，东北军的军力确实比之前弱了不少，但是与日军一战的实力还是有的。不过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包括张学良本人，都认为在军事实力上，中国是比不过日本的。后来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和国防设计委员会还做了一份对中国国情的调查报告，其中称：“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基本上仍使用中世纪技术的农业国，其工业发展的水平距离胜任一场现代化防御战争的要求还相差很远。”而且蒋介石一直把共产党当作自己的死敌，外敌是次要的，因此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始终采取妥协政策。

进入1931年，日本在东北越来越频繁地挑起争端。蒋介石一再给张学良发电报，告诫他不要抵抗。张学良也一再向留守沈阳的军队下令不要惹事，尽可能躲避日本人。大帅府、省政府还要求东北大学管住学生，不可组织游行、请愿、贴标语、发传单等反对日本人的活动。9月18日当晚，省主席臧式毅特地给东北大学代校长宁承恩打电话，要求看管好学生，不要闹事。然而这种妥协退让并不能阻止日本入侵的步伐。

不过军事上虽然没有抵抗，外交上始终在争取。事实上，中国一直没有停止过与日本人交涉，公开的、秘密的交涉一直都在进行。这些交涉既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南京外交部和日本大使馆交涉，和东京外务省交涉；东北地方政府也时常和日本领事馆交涉，和关东军司令部交涉。

1929年春，国民政府在日本的情报人员获得了田中奏折的原文。当年11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上，英美各国代表看到了这封密奏的中文和英文翻译版。这份奏折一经曝光，国际及日本国内哗然。然而，如此狂妄的侵略政策，日本官方肯定不会承认。日本外务省立即发声明称这封密奏是中国人伪造的。而国民政府仍在用和平交涉解决问题。

可笑的是，张学良还曾支持过日本的侵华党派。日本是政友党和民政党交换执政。1930年，日本国会大选，政友党首脑派人到沈阳筹集竞选经费，向张学良募捐。张学良为了谋求日本政治上的帮助，承诺资助200万现大洋，并很快支付了50万。张学良将这50万的收据锁在了大帅府自己的保险柜里。而政友党恰恰是侵华最积极、最凶恶的，炮制《田中奏折》的首相田中义一正是政友党的一员。最终张学良并没有得到日本在政治上的帮助。

在外交上，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都没能取得什么成果，反而助长了日本入侵的欲望。而在前方与日军毗邻的东北军则对日军早有警惕。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前两个月，日本人想要在东北发动一场战争的预兆已经十分明显了，他们不仅频频向沈阳调运军火，而且不停地以沈阳和北大营为目标进行攻击演习。这种情况让驻扎在沈阳周围的东北军十分担忧，特别是北大营中的第7旅，军官们更是彻夜难眠。

在8月的时候，第7旅上校以上的军官和情报人员召开过一次紧急会议，研究当前局势和对策。虽然大家全都判定沈阳要有事情发生，但是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策。没办法，第7旅的旅长王以哲只好带着材料，南下北平向东北军的最高长官张学良请教对策。

王以哲把当时的情况都向张学良做了汇报，并且表示关外兵力不足，必须要从关内调军队回去防守，否则根本就无法抵挡日本人的攻击。但是张学良依然坚持自己的判断，认为日本人不敢在东北发动战争，再加上一些不得已的压力，因此命令王以哲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避免和日本人发生冲突。

张学良的态度让王以哲感到非常失望，他不知道回去后应该怎么和自己第7旅的兄弟们交代。回到沈阳后，王以哲召集第7旅的军官开会传达张学良的命令，不出所料，所有人都非常愤怒，认为这根本就是在等死，对于军人来说，这个命令简直就是侮辱。其实王以哲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不能违背张学良的命令，最后没办法，只能说：“既然大家都不想被动挨打，也都不想违背命令，那么我们就见机行事吧，面对敌人的时候能跑就跑，实在跑不了就开枪还击，但是绝对不能先开枪攻击。一旦事不可为，全军一定要在必要的时候撤退到东山咀子集结，等候命令，再作打算。”

张学良担心前方的弟兄们沉不住气，在9月7日致电东北边防公署：“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日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前方的将士们当然不会违背长官的命令，但也要早做准备。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9月12日，王以哲召集各团长和营长商议对策。最终他们决定在13日到15日晚上进行向20里外的东山咀子东大营操场转移的演习，以便日军进攻时全旅官兵能够有序撤退。同时可以暂避日军的锋芒，等待外交解决。

九一八事变爆发

1931年9月18日晚10点多，位于沈阳城北10里的东北军北大营中一片安静，除了几个零星的哨兵守在四门的哨卡之外，其余官兵早已进入梦乡。此时，几百个日本兵正埋伏在北大营四周，他们虎视眈眈，已经准备好随时冲进去。

在距离北大营西南侧七八百米处的柳条湖村附近，几个日本人趁着夜色正在这个路段的南满铁路上紧张地忙碌着。这几个日本人中，为首的是中尉河本末守。河本末守非常年轻，精通爆破，几个月之前才调到关东军铁路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这几个日本人正在往南满铁路上安装炸药。南满铁路是日本在中国东北最重要的一条交通运输线，一旦被炸毁会对日本的铁路运输产生严重影响。不过他们这么做其实是在为日本侵略东北制造一个合理的借口，并不是真的要炸毁南满铁路，因此才特地派出精通爆破的河本末守执行这次任务。他要保证铁路上既出现损坏，又不真的影响火车通行，因此炸药用量是经过反复测算的。

夜里10点30分，炸药安装好，河本末守点燃导火索。一声爆炸之后，铁路出现损毁，但程度并不严重。几分钟之后，正好有一列火车经过。列车在损毁处虽然发生了摇晃，但最终仍安全地通过了。完成爆破任务后，他们趁还没有人注意到这里，迅速把早已经准备好的三具穿着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了现场。这是这次任务的最关键之处，他们要把这次炸毁南满铁路的罪名嫁祸给中国军队，并谎称中国军队袭击了日军守备队。布置完成后，河本末守带着他的人迅速撤离了现场。

这次行动正是由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策划的，就是为了制造借口向沈阳发起进攻。其实他们原本计划要晚些天才行动，但是日本领事馆察觉了他们的计划，并将此事禀告了外相币原喜重郎，币原外相又提醒陆军大臣南次郎注意关东军的动作。南次郎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前往沈阳，阻止关东军的行动。9月18日，建川美次到达沈阳。关东军参谋部从其他渠道得知入侵东北的计划已经泄露，建川美次这次来就是阻止行动的。石原莞尔当即决定，趁建川美次还未表态，火速发动事变。建川美次此时还被蒙在鼓里，等他发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由于行动发起仓促，板垣征四郎还没来得及和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商议。本庄繁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紧急电话后，才知道发生了事变。不过板垣征四郎的说辞当然是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铁路，本庄繁于是下令关东军全部出动，向沈阳发起进攻。板垣征四郎立刻发出了作战命令。随后，关东军独立守备第5大队和岛本正一指挥的第2大队开始攻击北大营。步兵第2旅团第29联队也在平田幸弘的指挥下开始攻击沈阳城。

日军攻击北大营的同时，还不断向外散播“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铁路”的消息。那些骄傲的、满脑子充斥着“大日本皇军至高无上”思想的日本士兵陷入了一种狂躁的氛围当中，他们开始变得疯狂，宣称要向中国军队复仇。“不能让支那人如此猖狂”、“大日本皇军可杀不可辱”、“摧垮支那军队”等口号在充满优越感的士兵之间此起彼伏。

九一八事变正式爆发。

身在北大营中的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先是听到一声巨响从大营的西南方传来，接着北大营遭到炮轰，且大量日本军队正在越过南满铁路向大营冲过来。赵镇藩立刻打电话向第7旅旅长王以哲报告。当时王以哲没在北大营，他表示要先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要求赵镇藩不要对日本人开枪。然而事态紧急，赵镇藩决定不再等旅长命令，直接向荣臻请示。

当时东北军的最高领导张学良远在北平，东北军的二把手张作相因为父亲过世，回家奔丧了，也没有在沈阳。沈阳城里官职最大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但是他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在军队方面，最高的领导是参谋长荣臻。

当天荣臻正在三经街公馆为自己的父亲做寿，大摆宴席。据张学良的心腹幕僚卢广绩回忆，当时公馆门前“汽车很多，宾客盈门”，公馆里面“摆设寿堂，香烟缭绕，灯烛交辉，颇极一时之盛。东客厅内，满屋大员，吸鸦片，打麻将，更有张筱轩的京韵大鼓，热闹非常”。

赵镇藩联系上荣臻后，把情况简短地介绍了一下，向荣臻请示，如果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是否可以还击？荣臻对赵镇藩说，绝对不可以开枪。荣臻后来记录道，面对不抵抗的命令，“士兵各持枪实弹，怒眦欲裂，狂呼若雷，群请一战，甚有抱枪痛哭者，挥拳击壁者”。

随后荣臻致电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如何应对。张学良指示：“尊重国联宗旨，避免冲突。”荣臻随即向第7旅官兵下达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与此同时，荣臻请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立即前往日本领事馆探察日方的真实意图。日本领事给臧式毅的答复是，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也在向军方询问。随后臧式毅告知日本领事，在沈阳的兵工厂和迫击炮厂中存放有数百吨黄色炸药，如果不采取保护措施，可能会毁掉这座城市。后来由于催问得急，日本领事只好回答称军方的事他们无权过问。

日军进攻的时候，北大营的官兵们正在酣睡。听到铁路方向传来的爆炸声和枪声，他们纷纷惊醒，跑出来察看情况。此时日军已经进占了西围墙。有军官向赵镇藩请示如何应对，赵镇藩下令所有官兵不准轻举妄动，更不准还击，都原地待命，最好躺在床上不动，枪库也不要打开。正当官兵们对这个命令感到百思不解的时候，日军已经越过西围墙，冲进了营房。部分官兵躲进营房外东侧的壕沟中，听到外面传来密集的枪声，还有人逃跑和倒地的声音，显然是日军正在射杀第7旅士兵。按照赵镇藩的意思，应该是任由日军占领营房而不加抵抗，但是日军现在的目标是要杀死驻守的官兵们。如果仍然不加抵抗，无异于自寻死路。而且此时营房内一片混乱，部分官兵被日军围困，根本没办法按照事先演练的那样有序撤退。有人再次向旅部请示，得到旅长王以哲答复，称参谋长荣臻指示，任何人不得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上面的指示让众官兵既迷惑又气愤。一些刚从里面跑出来的士兵称，日军根本不会放过那些不抵抗的人，有的按指示躺在床上不动，直接就被日军刺死了。听到这种情况，很多人都主张还击，但是迫于上面的命令，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决定。不久，守军方向突然传来枪声，显然是有人终于忍不住还击了。虽然只有零星的枪声，但仍然让人心头振奋，要求还击的声音越来越多。

不过这时又传来荣臻转达的张学良的指示，仍是要求不抵抗，一下把官兵们反击的热情压了下去。大家开始思考是否先撤离北大营再说。这时赵镇藩传来指示，要求第619团掩护，其他团按照演习向东大营操场撤退。不久，东围墙上响起密集的机关枪和步枪声音，619团开始向日军还击，很快将日军的攻势压制了下去。其他团的官兵则迅速撤离，向东大营转移。在619团的掩护下，日军没敢追击，只是向东大营方向发射了一些炮弹。

19日凌晨，第7旅官兵全部转移到东大营。下午，旅长王以哲来到东大营。经过清点，621团因为最先遭到日军进攻，因此伤亡最大；620团伤亡比较少；619团担任掩护任务后撤离，日军没敢追击，因此该团没有伤亡。

此时北大营已经完全被日军占领。可笑的是，占领北大营的日军只有区区几百人而已。

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当天，张学良刚刚从医院出来，参加了两场活动。这一年的夏天，张学良患上了非常严重的伤寒，到北平的协和医院住院治疗。到9月时，张学良的身体才有所好转。

18日晚上，张学良在副司令行营举办了纪念东北军出兵关内，和平结束中原大战一周年的招待会。招待会过后，张学良又前往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演出。这是一场京剧义演。前一年的8月2日，辽宁西部突降暴雨，罕见的大雨持续了四天四夜，至6日才结束。暴雨导致整个辽西地区发生了百年未遇的洪灾。这场义演正是为救助辽西特大水灾筹集善款。青衣名角梅兰芳领衔演出《宇宙锋》。在北平的东北军政要员都前来观看，张学良当然也不能缺席。

正在观看演出时，有人报告日军攻占了北大营。张学良立刻离开剧院，回到协和医院。接通荣臻的电话，下达了不抵抗的指示。然后召集戢翼翘、万福麟、于学忠等在北平的重要军事将领开会。随后张学良急电南京中央，请示如何应对。

当时蒋介石正乘船去南昌主持剿共，抵达南昌后，他才从上海的报纸上得知沈阳发生事变。随后他致电张学良询问情况，但是并没有提到军事抵抗，只是要求采取外交手段，对外辟谣炸毁南满铁路的事，指责日本编造谎言发动侵略。

第二天，张学良把一些重要将领召集到协和医院，召开了东北外交委员会会议。他在会上说：“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它的全国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东北一隅之兵力所能应付。”委员们都认为可以借助国联迫使日本退兵。有驻日外交官称，日本政府和军界有很大的分歧，外相币原喜重郎反对关东军吞并满蒙，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向日本军方施压。

北平、天津的外交界重要人物，如顾维钧、颜惠庆、胡惟德等，听到事变的消息，一起前往张学良府邸商议。最终他们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国联申诉，请国联主持正义。

国民政府的反应是“忍痛含愤，诉诸国联，弥合分裂，准备抵抗”。其主要的做法是：外交方面，加设一个特种外交委员会，作为专门研究对日决策的机关；军事方面，抽调部队北上协防，并且停缓讨粤和剿共的计划，以应对日本人为主；政治方面，委派蔡元培、张继、陈铭枢三人到广东，呼吁统一团结，抵抗侵略；民众方面，由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分别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保持镇静和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同时要对国联有信心，相信国联会做出一个公正的处理。

9月23日，全国下半旗，停止所有娱乐活动一天，以此哀悼沈阳的陷落。也是在这一天，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将9月18日定为中国国耻日。

此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引爆了国内的舆论，各大报纸纷纷报道事变经过以及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人们都开始关心东北的局势，纷纷走上街头参与抗日活动，呼吁政府积极抵抗日本，人们还对不抵抗政策进行谴责。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军人守土有责，抵抗侵略者都责无旁贷。当时进攻北大营的日本军人的人数并不多，北大营的东北军有八千余人，只要稍微反抗一下，就能把日本人击退。然而事到临头，东北军最终却选择了不抵抗，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入侵了东北的大好河山。这当然不能怪前线的将士，因为他们要遵守长官的命令。但是不抵抗的命令究竟是出自张学良还是蒋介石，一直以来是存在争议的。

东北军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称，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和张学良曾在石家庄会面，蒋介石当面要求张学良不抵抗。但是他的说法并没有佐证，而且有资料证明，当时蒋介石和张学良都不在石家庄。比如国民党将领吴忠信在日记中称蒋介石当时在南京，驻日公使蒋作宾则在日记中称张学良当时在北平。

还有说法称，在事变发生前，蒋介石曾致电张学良，要求“无论日军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亦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然而这份电报的原件却找不到了，蒋介石是否发过这份电报也就成了迷。

张学良本人则表示，自己并没有收到过这份电报。1991年张学良在曼哈顿接受采访，被问到是否收到这份电报，张学良称：“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也有说法称这份电报在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手中，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没有处决张学良，就是因为于凤至用电报威胁蒋介石。然而后来张学良否认了这个说法，说于凤至不是这种人。

发生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写了一份回忆录《西安半月记》，其中提到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自己代他背负骂名：“尔（张学良）应回忆，四年以前，国人皆欲得尔而甘心，余代尔受过者不知凡几，以余之宽容庇护，尔尚可安然远游海外。”

张学良后来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场合多次表示，不抵抗命令是他自己因判断失误而下达的，不是来自蒋介石和南京中央。1990年，张学良接受了日本NHK电视台采访，他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张学良也称不抵抗的责任在自己：“（以前面对日本的挑衅）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

不过即便不抵抗的命令是张学良根据自己的判断而下达的，蒋介石也并非没有责任。蒋介石向来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一直持不抵抗的态度。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曾多次向张学良传达这样的信息。这当然会对张学良的对日态度产生影响。所以即便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下达的，也是秉持了蒋介石的一贯政策。不过后来蒋介石下令抵抗，张学良却仍然坚持不抵抗政策，这就是张学良的责任了。所以说，不管这次事变中的不抵抗命令是谁下达的，他们两人都要共同承担主要责任。

辽宁、吉林沦陷

占领北大营后，日军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沈阳发动进攻。19日凌晨6点30分，沈阳城也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日军进攻沈阳城的过程中，并没有受到任何激烈的抵抗，城内的6000多军警，除了少数一些人做了抵抗之外，其余的人都是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缴了自己的枪。日本人攻占沈阳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缴械的过程。

沈阳城门、监狱、机场等地方都遭到了日本人的袭击，导致东北军遭受了巨大损失。特别是张学良苦心经营多年的、占全国飞机数量一半的东北军航空队，在没有放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就全部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变成了屠杀东北军的利器。航空处被日军占领时，里面有个弹药库，弹药库的管理人员把枪支弹药摆放整齐，让日军验收，还向日军索要收条。显然是上级命令他这么做的。但是日军不管这些，直接把管理人员赶走，占领了弹药库。

当太阳再次照耀大地，沈阳城50万居民吃惊地发现，“太阳”旗插遍了沈阳城里的各个重要的地方，一队队手持着钢枪和刺刀的日本士兵，正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在沈阳城的街道上。沈阳城居民这才知道，沈阳城在一夜之间已然沦陷，他们自己在睡梦之中就成了亡国奴。

被日军占领后，整个沈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当时正在东北大学读书的宋黎回忆，“往日喧嚣的沈阳城，现在噤若寒蝉，家家关门锁户，路上行人寥寥，大街上皆是趾高气扬、列队行进的日本大兵和摇头晃脑的日本浪人”。很多无辜百姓遭到日本浪人的杀害，尸体被抛在大街上。街边的商店也遭到打砸，“匾额和窗户上都有被日本兵用刺刀戳的一个个窟窿，国货商店商品被扔的满地皆是”。皇姑屯车站上停着装满大炮的列车，这些大炮原本是东北军运往关内用来“剿共”的，现在却成了日军的战利品。铁路两旁杂乱地躺着中国人的尸体，都是被枪打死的。

沈阳城门口有日军设立的检查站，日本兵手持三八大盖，枪头上了刺刀，对来往的行人一一进行盘查，如果发现头上有戴过军帽的痕迹，便立刻用刺刀刺死。城内街头横竖摆着很多路障，街旁的店铺全都关了门，路上行人寥寥无几。街道的墙上贴了很多日军的“安民布告”，上面称是中国军队袭击了日本守备队，日军的行动是在“保护民生”。由于大部分粮店关了门，城里的百姓只好跑到有限的几个卖粮的地方排队卖粮食。结果日本兵说他们是在抢粮食，直接就开了枪，杀死不少百姓。一些日本兵在汉奸的带领下挨家挨户搜查，只要在谁家搜到军装，就会当场将这家人全部刺死。学校的学生也遭到了日军的侵害，不少男学生被杀死，女学生被奸污。

日军在占领沈阳城之后，并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而是继续向其他地区进发。几天之内，日军相继占领了北满铁路沿线的的城市，不过向北占领长春后便不再前进，向西占领新民后也没再西进。由于各地的东北军都被要求执行不抵抗政策，因此日本人在几乎没有任何阻挠的情况下，迅速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百姓和学生逃难到北平。其中东北大学逃难到北平的就有六七百人，大约为原本在校生的三分之一。这些学生到北平后，被安置在各省会馆里。因为人太多，大部分人都只能睡在走廊的地板上，也没有被褥，只能和衣而睡。人一多，吃饭也成了大问题。政府只给每人发一定量的小米和咸菜，这些学生就每天喝小米粥吃咸菜。有些学生身上带有东北钞票“奉票”，到饭馆里吃饭，然后用奉票支付，但当时北平已经不接受奉票了。饭馆老板没办法，只好让学生们白吃一顿。但是三天之后，这些饭馆老板就都商量好了，不再接待东北学生。这些学生又开始饿肚子。东北大学曾说过要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进行军训，将来打回东北老家去，又说要在北平复学，但是因为没有资金支持，这些许诺都没有实现。一些学生眼看无着无落，便返回了东北老家。

九一八事变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官方损失178亿元，公、私总损失不下200亿元。至于军事设施及武器弹药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损失飞机300架，这占据了当时全中国飞机总数的一半；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各种大炮250门，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而且，这些武器弹药还被日本人用到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当中，这比单纯的损失更让人感到痛心。

日军攻占锦州

日军攻陷沈阳之后，继续向南进发。12月5日，日军进攻营口。本庄繁要求张学良将中国驻军撤入关内。7日，日军兵分三路向锦州进发。

沈阳失陷以后，张学良便把锦州当作抗日的据点，在锦州成立了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署和辽宁省临时政府。18日，日本陆军省下达了攻打锦州的命令。日本驻北平领事当面向张学良下达最后通牒，要求在一星期内将中国驻军撤入关内，否则日军将大举进攻。21日，日本政府给了本庄繁绝对自由行动的权力，并下达了对锦州的总攻令。锦州一带的驻军和民团义军纷纷加入到抗击日军的行动中，但难以抵挡日军的攻势。

当时从沈阳撤到锦州的东北军部队不到三万人，而且装备不足，士气低落。30日，东北军从大虎山往锦州方向撤退，日军在后面追赶。东北军边打边撤，为迟滞日军的进攻，还破坏了沿路了铁路桥梁。31日，驻于沟帮子的东北军向大虎山做了一番佯攻之后，也开始向锦州方向撤退。

此时的东北军已呈明显的败军之势，张学良知道再拖下去只是徒增伤亡而已，于是在31日下令从锦州撤军。

那些还没来得及撤到锦州，以及暂时无法撤出锦州的军队，仍然要面对日军的进攻。日军从1932年1月1日开始发动总攻。1日下午5时，日军多门师团派出六架飞机，用机枪对沟帮子到锦州之间的运输线进行扫射。地面上则用两个旅团的兵力向沟帮子方向进攻。658团、骑兵第3旅第39团、40团和辽西义勇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守军伤亡了两千多人。与此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也从西海口登陆了，大约有一个营的兵力。

此时锦州指挥部的负责人是黄显声，协同负责的有第12旅旅长张廷枢、30旅旅长常经武、19旅参谋长王佑之、30旅参谋长张宁。在军队撤出之前，他们仍然要负责防守锦州。他们在锦州城内外构筑了防御工事，以应对日军的攻击。看到部队打算死守，锦州的商会会长和农会会长来找黄显声，请求不要在城内死守，以免全城毁于战火之中。不久，从营口方向飞来日军飞机，在锦州城内投下二十多枚炸弹，造成一些伤亡。这下城内居民更害怕了，再次派代表找到政府，请求不要死守。

1月2日，锦州守军开始陆续向西撤退。3日，日军在大凌河一线向东北军发起进攻，东北军受军心及装备等因素影响，难以做出有效反击，只能边打边撤。很多部队在撤退过程中被击溃，与其他部队失去联系。

到3日傍晚，日军占据了锦州全城以及附近所有要冲。锦州宣告失守。

关于东北军撤退的原因，参谋长荣臻曾对《大公报》记者提到，主要原因有三个：“1、日军飞机威力甚大，我军无飞机，空中不能与之抵抗。2、关外气候寒冷，各河均结冰，当此封河期间，日装甲车、自动车可自由通过，而我方既无堑壕又无防守设施，防御上极为困难。3、即使在前方抵抗，原无不可，惟须举国一致，绝不能使东北三旅之众，作无谓牺牲。东北军为国难牺牲亦无不可，而饷、弹、械均无接济，如何作战？中央仅下令死守，不见补给岂欲军士徒手搏敌耶。有此三项原因，不得不稍事后退，以巩固后方。”荣臻还提到，“此次日军进攻，我军损失极大，弹药无济，死亡约千余人，最可痛心者，受伤军士均无医药，只有听其呻吟云云”。

张学良也曾致电南京政府，说明东北军缺乏弹药的情况：“学良身已许国，不避艰辛，然力所不及之处，亦何敢避忌不言，致误大局，伏乞俯鉴愚忱，洞察真相，火速饬拨××百万元，用发火食饷需。……并请速发枪炮弹药，以利战斗。……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殚尽愚诚，亦必无济于事。”

日军进占锦州后，命城内官员像原来有一样维持秩序，并要求商户照常开张。在军事方面，日军一边布置锦州的防卫，一边向热河、河北延伸触角，打算以锦州为基础向这两省继续入侵。不过由于各地义勇军的打击，日军的这个企图暂时没有实现。

部分日军用铁甲车掩护，继续西进，直达山海关。山海关驻有日军的一个守备队，是《辛丑条约》所规定的。这个守备队有两百多名步兵，还有炮兵、通信兵等。其兵营位于铁路南侧，外围修筑有永久工事，战壕纵横密布，其中散兵壕上还筑有沟盖，可以防炸弹。中央的堡垒中有电台，可以直接与日本国内联络，如果遇到攻击，可以一边依据工事防守，一边向日本国内求援。

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是东北军第9旅，旅长是何柱国。日军对山海关一直有企图，九一八事变之后，山海关附近的日军和日侨便不断向第9旅挑衅。何柱国知道日本的企图，一直在努力避免冲突，与日军划定了各自的防区线。

东北军从锦州向关内撤退时，日军调来十一艘军舰停在山海关南海面。舰队司令津田静枝向何柱国提出警告，称：“日军并不阻止锦州华军撤退，但山海关、秦皇岛之间不准停留，如此地区发生枪声，日军即取适当处理，不免要发生重大事件。”

为了运输撤退的部队，何柱国让铁路局准备了7个车头，150多节车厢，分批将撤退的部队运到关内。为了避免跟山海关站的日军发生冲突，需要从关外的第一个小站万家屯站开始运输，直接运到秦皇岛，然后再通过其他路线转运至目的地。用了四天时间，所有的部队才运输完毕。

东北军撤退后，日军前进到了兴城。何柱国怕日军继续前进，于是派人到兴城与日军谈判，称山海关秩序良好，日军无需继续前进。最后商定，日军只行进到万家屯，不进入山海关。

山海关暂时安定了，但是不久后便要面对日军的獠牙。

本庄繁的“以华制华”策略

不抵抗政策让20万东北军成为了摆设，东北大地彻底变成了不设防的地区，仅仅一周的时间，日本人的太阳旗就插遍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所有城市。

面对这样的情况，不单蒋介石和他的国民政府震惊了，日本人自己也非常吃惊。他们没有想到能够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这么快占领两个省。以不到两万人的军队，在短时间内就击溃一支20万人的军队，还是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或许都很少出现。虽然东北军是主动撤退的，但在日本人的眼里，则是他们“击溃”了东北军。

行动如此迅速，日本人自己也非常吃惊，他们需要根据当前的形势做出一个新的计划。在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吉林省之后，关东军内部也对接下来到底应该如何行动进行了讨论。

主持讨论的是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他出生于1876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军衔是陆军大将，从1921年起任关东军司令官。他也是一名入侵中国的积极分子。本庄繁是一个中国通，早年间就在中国从事过情报工作，也曾经担任过日本参谋本部的支那班长和“满蒙”班长，专门研究对中国的侵略策略。1921年到1925年间，本庄繁作为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参加过第一次直奉战争，对张作霖和直系军阀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另外，大沽口事件、“满洲国”的建立等事件当中，都有本庄繁的身影。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之后，被判为甲级战犯的本庄繁畏罪自杀。

本庄繁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虽然关东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但是他却没有骄傲自满，也没有贸然进军。首先，取得胜利后，先保住成果，是他处事的原则。其次，他不认为自己可以凭借不到两万人的关东军横扫整个东北，他觉得，能够取得现在的成果，很可能是因为东北军的准备不足，经过了这一周之后，东北军应该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如果自己再继续进军，必然会遭受到激烈的抵抗，很可能会得不偿失。再次，关东军只有不到两万人，但是却占领了这么大的地盘，这已经造成了事实上的兵力不足，稍微不注意就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最后，以当前的形式来看，东北的其他地区已经成为了关东军砧板上的肉，飞不了了，根本就不用着急。所以，本庄繁最后选择了求稳，先后给各路日军发电报，要求原地休整，暂缓进军。

本庄繁的这个命令，让东北地区进入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但是战争的阴云却并没有远去，依然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特别是在北满地区，也就是黑龙江地区，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这里。

对于进攻北满，本庄繁的心里面是有顾虑的，这个顾虑主要来自于苏联。日本人和苏联人并不和睦，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战争的阴云一直笼罩在两国的上空。多年来，日本政府一直在暗中准备与苏联的战争。虽然说当年日本人战胜了俄国人，但是日本胜得并不容易，并且这还是在得到了英、美暗中援助的情况下。如果让日本单独面对俄国，日本根本就没有必胜的信心，更何况是比当时的俄国还要强大的苏联。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日本根本就没有勇气去直接面对苏联。北满地区与苏联隔江相望，日本一旦在这里动武，很可能会引起苏联的激烈反应，这是日本人不希望看到的。所以关东军并没有贸然进入北满地区。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本庄繁想用一种别的方式来达到占领北满的目的。长期以来，日本天皇和内阁对待中国东北的政策一直都是“以华制华”，他们曾多次向关东军强调这一原则。作为关东军的司令，本庄繁没有办法忽略这一点。另外，不管他愿不愿意，关东军兵力不足这个事实也“逼迫”他必须去尝试使用“以华制华”这个办法来。所以，在关东军休整期间，本庄繁一直在考虑，怎么样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利用软硬兼施的方式，付出不多的金钱和权势，拉拢到东北地区的军政要员，达到实际上控制东北的目的。

其实日本很早就开始利用汉奸了。据说在皇姑屯事件之前，本庄繁已经拉拢了一些汉奸。有汉奸在跟本庄繁打麻将时，向本庄繁递上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欲要本庄清平，必须打出两张一万”。这句话是含有隐喻的，其中“两张”指的是张作霖、张作相，“一万”指的是万福麟，这三人都是东北的实权派。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本庄繁想要达成侵占东北的目的，就要除掉这三个人。后来日本方面经过考虑，认为只要除掉张作霖就可以达成目的，所以才有了后来的皇姑屯事件。不过张学良在张作霖死后稳定了东北的局势，没有给日本人入侵的机会。

九一八事变后，本庄繁打算继续利用汉奸。他拉拢来张学良的堂弟张学成，成立了伪军组织“东北自卫军”，由张学成担任总司令。

张学成在东北军从军多年，但是一直不受重用，而他野心又特别大，希望有自己的地盘。因此他曾联合军阀石友三，共同反对张学良。后来石友三部队被南京方面和东北军联合剿灭，石友三逃往山东，张学成则隐居到了天津日租界。

九一八事变后，本庄繁认为张学成作为张学良堂弟，有利用的价值，因此扶持他做了“东北自卫军”总司令。张学成将司令部设在黑山县高山子，拉拢收编土匪，建立了一支杂牌武装，自称有18个旅。

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想消灭这支伪军，有人提醒他，张学成是张学良的堂弟，要谨慎处理。黄显声说：“谁当汉奸就消灭谁，副司令（张学良）不会叫他的堂弟投降敌人的。”后来黄显声去北平，跟张学良提及此事，得到了张学良的允准。张学良派出两个骑兵公安队进入黑山，只用两三个小时就剿灭了这支伪军，击毙了张学成和四名日本顾问。

对于侵占黑龙江，本庄繁仍打算采用“以华制华”策略。当时日本并没有对中国宣战，使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就是侵略，其他国家会以此为把柄对其进行攻击；如果使用“以华制华”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这会给人一种日本人占领东北是“众望所归”的感觉，起码苏联人说不出来什么。

本庄繁开始频繁地对散驻在各地的中国军政官员进行诱降。他的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31年9月底，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叛变，投靠了日本人。

张海鹏绰号张大麻子，是一个典型的见利忘义的小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什么都做得出来。张海鹏是奉系将领，最初是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冯德麟的手下，在冯德麟失势之后立即投靠了张作霖。九一八事变之后，张海鹏迅速投靠了日本人，并且在日本人支持的伪满洲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伪满洲国灭亡后，张海鹏隐居天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张海鹏被发现，并被执行枪决。

张海鹏在奉系时是一个军痞，他当兵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和扩张地盘，但是这一点在张作霖和张学良手下很难做到。他曾经向张学良要过黑龙江省主席的职位，但是张学良并没有答应，这让张海鹏怀恨在心。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越来越强，张海鹏仿佛看见了曙光，于是便打算投靠日本人。恰在此时，日本人也找上了他，承诺他只要和日本人合作，就能够获得两万支步枪和无限的弹药供应，同时还答应，如果他能率兵攻下黑龙江，就任命他为黑龙江省的主席。这让张海鹏心里面产生出一种“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的感觉。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张海鹏迅速投入到了日本人的怀抱。

张海鹏叛变后，日本人的支持迅速到位。随后，张海鹏的军队开始向黑龙江省进发。

1931年10月13日，张海鹏的手下干将徐景隆率3个团的兵力作为先锋，进犯黑龙江省，但是却遭到了抵抗。东北边防军在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将军的指挥下，在江桥迎战徐景隆的叛军。这就是著名的“首战江桥”。在这次战斗中，东北边防军准备十分充分。在还没有正式开战的时候，徐景隆因为不小心踩到了地雷而被炸死，成为了14年抗战中第一个被击毙的伪军将领。徐景隆死后，进攻江桥的叛军群龙无首，在东北边防军的攻击下一哄而散。

马占山出任黑龙江省主席

对于张海鹏的表现，本庄繁非常失望。他认为依靠张海鹏的伪军很难拿下黑龙江省，于是他改变策略，打算出动关东军来解决问题。

面对日军随时可能到来的威胁，黑龙江省上下人心惶惶。而此时省政府没有主席，群龙无首，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出来稳定一下局势。黑龙江省主席原本是万福麟，石友三叛变时，他被张学良调去讨伐石友三，主席职务交由其子万国宾代理。九一八事变后，万国宾弃职南逃，导致主席职务空虚，黑龙江省陷入一片混乱。这让一心保卫黑龙江的人非常着急，他们期待着能够有个人站出来稳定军心和民心。

远在北平的张学良，对于黑龙江的形势也十分关心，他也知道这个时候必须要有人去黑龙江省稳定局势。1931年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原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全权负责黑龙江省的军事指挥。他要求马占山迅速上任，稳定局势，保卫家园。

张学良只见过马占山几面，并不是很熟悉，但是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竟任命马占山为黑龙江省主席，是因为马占山是个极端仇视日本的人。

马占山祖籍河北丰润，出生在吉林省公主岭市。早年因家庭贫困，曾给蒙古人有钱人放牧，期间学到了一身骑射的本领。19岁那年，马占山回到公主岭，给地主放牧。有一次丢了一匹马，地主诬告是他偷的，他一气之下上山做了土匪。后来他和手下的弟兄们接受清政府的收编，加入地方游击队。民国建立后，马占山加入东北军，在张作霖的把兄弟、东北军的老帅吴俊升麾下效力。吴俊升非常欣赏马占山，并没有因为马占山是土匪出身就歧视他。这让马占山非常感激，他把吴俊升当成了自己的恩人。皇姑屯事件中，日本人不仅炸死了张作霖，也炸死了吴俊升。马占山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泪流满面地对身边的副官说：“这是公仇私恨，必须要向日本人报复。要不然，我马某人还有什么脸面活下去。”

这次的事变让马占山对日本的愤恨又深了一层。10月19日晚，接到任命的马占山赶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此次来黑龙江赴任，马占山的心里面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对抗日本人，保卫家园。马占山就是抱着和日本人打仗的心思来的。虽然张学良曾经告诫他，可以讨伐张海鹏的叛军，但是必须要尽量避免和日本人的直接冲突，但是对于这个不符合自己心意的命令，马占山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10月20日，在众多黑龙江省的军政官员的见证下，马占山在省府举行了就职大典。本来这也算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却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就是日本国驻黑龙江省领事清水八百一。

马占山知道，清水八百一来者不善，他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探听自己的政治态度。马占山到黑龙江省上任就是为了打日本人的，双方早晚要有一战，即便日本人知道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也没什么问题。因此，马占山仍旧决定在就职典礼上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就职仪式进行得很顺利，没有因为清水八百一的到来而产生任何波澜。在仪式中，马占山着重强调的就是维护治安以及抵抗日本侵略者，他说：“马某奉命就职，实逢国难当头，日本关东军兵不血刃就占了我辽宁、吉林的东北两省，现在又企图举犯我黑龙江。从今起，为了维护本省治安，诸位应群策群力，共相赞助，各司共事，各尽其职，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治安者，决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之责。”

随后，马占山接着说：“原国民政府蒙边督办张海鹏，老迈昏愦，贪利卖国，乘外患紧张之时，勾结外人争政权，实为国人所共弃……至此次张贼叛变国家，罪止张贼一身，其部下如不反抗国军，决不横加诛连。尔军民人等，如能将张贼活擒来辕献俘，或携其首级来献者，在职军人立即加升二级，并奖大洋1万元，百姓赏大洋2万元。”

就任后，马占山分别向国民政府和张学良通电：“占山遵电令于本月20日驰抵省垣，就职视事。当兹边围垂危，千钧一发，牺牲所惜，陨越堪虞，惟望远锡箴视……”

马占山的就职演说和通电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局势，然后他对黑龙江省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改革。马占山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治安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任命了朴炳珊为黑龙江省城警备司令，并且严令他加强防范，避免各类治安问题的产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防守兵力不足的问题，为此，马占山先是募编了一个步兵团，随后又将原兴安屯垦军步、炮约四团兵力，改编为新编黑龙江省省防第一混成旅，委任苑崇谷为旅长，调驻富拉尔基，加强对付景星方面来犯之敌。另外，他还号召各个商家组织自卫团，由政府提供武器，在自保的同时参与到对国家的保卫当中。

由于马占山已表明态度，日本人必须想办法对付他。他们最先采取的措施是诱降。黑龙江省的一些军政官员已经有向日本投降的想法，日本人便对这些官员许诺了很多好处，让他们对马占山旁敲侧击，劝马占山投降。面对日本人的利诱，很多人都动心了，他们都希望马占山可以投降，那样他们也可以投降过去享受荣华富贵了。但是马占山却不为所动，他不仅杀死了那些劝他投降以及想要投降的人，同时还强硬回应了日本人的诱降，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出卖国土，日本人想要踏进黑龙江，就必须从自己的身上碾过。对于自己的手下，马占山也下了严令：“敢再议投降者，杀无赦。”

诱降不成，日本人又开始恫吓。10月26日，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武官林义秀致书马占山，无理要求马占山下野，同时让张海鹏上台。马占山对此未加理会。日本人并没有罢休，随后又以保证日方修理江桥人员的安全为由，要求马占山撤离驻扎在江桥的中国军队。马占山据理驳斥。最后，日本人恼羞成怒，给马占山下了最后通牒，声称如果马占山不撤离嫩江桥附近的驻军，日本方面将会行使武力。马占山则表示，不干涉日军修桥，但中国军队不会撤退，如果遭到进攻，将会采取自卫措施。

对于日本人的最后通牒，马占山是非常重视的，因为他知道，恼羞成怒的日本人一定会进攻黑龙江。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为此，马占山召集了黑龙江省的军政官员开了一场动员大会。在会上，马占山说：“虽然我们装备低劣，很难和日本人抗衡，但是打也是死，不打也是死，反正都是死，还不如跟日本人打一场。就算是战死，老子也是铁骨铮铮的中华汉子。我们是哀兵，但是哀兵必胜，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奇迹。”

这种铁骨铮铮的精神以及不可动摇的抗日意志，感染了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最后，会议决定，动员全省的一切抗日力量，迎击即将来犯的日军。

江桥抗战

日本人见无法劝降或胁迫马占山，最终决定向黑龙江发动军事进攻。马占山率领军队在江桥对日军展开阻击。这一战是中国军队回击日军大规模进攻的第一战，马占山成了打响抗日第一枪的中国将领。

江桥是连接嫩江南北两岸的交通要道，同时也是关东军进攻黑龙江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于日本人来说，必须先占领江桥，才能进行接下来的军事行动。马占山显然也知道这一点，他对江桥的防御非常重视，布下了重兵，“迎接”日本人的到来。

日军为进攻江桥，专门组织了一支嫩江支队。1931年11月4日上午，日军嫩江支队先遣中队率先过嫩江桥，向大兴车站以南的中国军队驻地发起进攻。马占山卫队团的徐宝珍部和张竞渡部奋力反击，击退了进攻的日军。下午，日军集中了4000余人的兵力，在7架飞机、4列铁甲车和数十门山炮的掩护下，开始向江桥发动攻击。日本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一鼓作气拿下江桥，消灭马占山手中的抵抗力量。

面对日本人的疯狂进攻，马占山并没有退缩，在他的指挥下，江桥守军奋起还击。马占山的部队与精锐的日本关东军相比，有很大的差距，甚至都不能和张学良布置在辽宁地区的精锐东北军相比。但是在江桥面对日本人的攻击，却至死不退。

日军从江桥左翼阵地突入，然后从正面发起猛攻，一度攻入中国守军阵地，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日军最终不敌，退了回去。

在进攻不利的情况下，日本人又想了其他办法。傍晚，日本人经过侦查发现，马占山的部队几乎都集中在江桥上，而江岸却无人防守，于是就派人驾船渡江，企图偷袭江桥上的部队。但日本人的行动并不周密，马占山的部队很快就侦查到了这个情况。于是，马占山决定派部队埋伏在江岸边的蒿草里，打敌人的伏击。结果，日本人刚登上江岸就被打得晕头转向，狼狈溃退。

再次被马占山的部队打退之后，日本人又改变了策略。11月5日，日本人以张海鹏的叛军为前锋攻打江桥，日军则在后面跟进猛攻。一时间压制住了江桥守军。马占山一面指挥江桥上的守军奋勇抵抗，一面秘密下令张殿九的步兵第一旅南下增援。最终，在及时赶到的第一旅和江桥守军的两面夹击之下，日军又一次全面溃败。这一天的战斗非常激烈，也非常艰苦，日军损失惨重。据统计，日军和张海鹏的叛军共损失了1400多人。

在东北的土地上，日军还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接连的失败让日本人恼羞成怒。为了遏制马占山，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连夜调集军队进行增援。6日早晨，在8架飞机以及50多门重炮和野炮的掩护下，将近7000日伪军冲向了江桥阵地。由于日军的火力过于凶猛，江桥上的守军出现了巨大的伤亡，一时间江桥阵地岌岌可危。

关键时刻，马占山临危不乱，力挽狂澜。他亲临前线，在枪炮的轰鸣当中，镇定地指挥作战。在双方僵持不下之时，马占山又令骑兵迂回包抄日军，致使日军阵脚大乱，最终败退。这次战斗，中国军队伤亡1800余人，日伪军伤亡2000余人，日军则损失了一支步兵支队和一支骑兵队。这是日军入侵东北一来，损失最大的一次。

虽然又一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但是连日来飞机加大炮的轰炸，已经让江桥阵地变得支离破碎，无险可守。而且守军也同样伤亡惨重，得不到补充。据此来看，江桥阵地已经很难守下去了。如果一意坚守的话，很可能会全军覆没。马占山当机立断，带领部队撤出了江桥阵地，乘夜来到了三间房进行整顿，争取再战。在三间房，马占山致电国民政府，请求增援，他说：“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使失寸尺之地，沦于异族。惟有本我初衷，誓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在最后，他又“恳请国民政府和全国父老振作，以救危亡”。

但是，日军的进攻来的很快，马占山还没等到国民政府的答复，日本人就打过来了。在没有任何援军的情况下，马占山带着部队在三间房苦战一周，虽然打退了日军无数次进攻，但是最终因为部队一直没有得到补充，人数越来越少，最后无奈只能撤退到齐齐哈尔。

马占山诈降

虽然最后还是没有能够抵挡住日军的进攻，但是马占山率部抵抗日军的一系列战斗仍然十分振奋人心。在不抵抗政策的强大压力之下，马占山依然敢于在江桥打响正规军队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不仅使得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也使马占山这个名字在一时间响彻海内外。

江桥抗战，作为真正的中国人民打响的抗日第一枪，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开始，受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关注。领导此次抗战的马占山也成为了人民赞扬的对象。我国著名教育家、诗人陶行知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敬赠马占山主席》：

神武将军天上来，

浩然正气系兴衰；

手抛日球归常轨，

十二金牌召不回。

除了个人之外，一些团体也用各种方式对马占山的行为进行了赞扬。北平抗日救国会的电文说：“此次暴日侵我黑省，举国同愤，将军保土卫民，孤军血战，忠勇义烈，钦佩莫名，尚祈整饬军旅，继续奋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上海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马占山的抗日情形所感动，特意制造了“马占山”牌香烟，没想到畅销全国。为此，公司还特意派人往黑龙江省运送了几车，专门用来犒劳抗日的勇士。还有一些爱国团体和人士给马占山的部队发来无数的慰问信和慰问品。

另外，中外报纸也纷纷发表文章，对马占山进行表扬。上海《生活周刊》给马占山的专电说：“奋勇抗战，义薄云霄，全国感泣，人心振奋。”另外，江桥抗战还吸引了世界报刊的关注。《京津泰晤士报》社论中说，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堪称道仅有的一人……”

然而就在一片赞扬声中，马占山却向日军投降了，齐齐哈尔落入日军手中。一时间舆论反转，全国人民纷纷谴责马占山。

其实马占山并非真的投降，只是诈降。当时他率领孤军对抗日本人，得不到任何支援，兵员、武器、弹药都得不到补充，可以说已经走到了绝境。日本人对他军事威胁和政治利诱相结合，迫使他屈服。最终马占山决定暂时隐忍，积蓄力量，等到时机合适了，再举起抗日大旗。

日本人诱降马占山，还是为了“以华制华”。此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东三省大部分地区，开始筹划组织伪政府。马占山原本就是黑龙江省代理主席，而且他本人的影响力非常大，因此成为日本人积极拉拢的对象。

日本人对东北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扶植傀儡政权。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日本人致力于拉拢张作霖，但是被拒绝，于是日本人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张学良执掌东北军政后，日本人又把目标转向了张学良。1929年，土肥原贤二担任张学良的顾问，曾给张学良呈上过一篇《王道论》，极力唆使张学良将东北独立出去，当满洲的皇帝。然而张学良严词拒绝了土肥原贤二，并解除了他的顾问职务，从此再也不见他。于是土肥原贤二把目标转向了前清废帝溥仪，并开始瓦解张学良在东北的势力，并策划以军事占领东北，让溥仪取代张学良。

其实日本人很早就开始关注溥仪。1924年11月，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日本人认为溥仪有很大的利用价值，于是安排他住到了天津日本租界。日本人对他的照顾很周到，衣食住行都安排好，派警察保护他的安全，还给他讲解国际形势。利用这番甜蜜攻势，日本人牢牢掌控了溥仪。

1932年2月18日，本庄繁和土肥原贤二拉拢臧式毅、张景惠等汉奸，在沈阳成立了一个“满蒙独立共和国”，联名人有臧式毅、张景惠、熙洽、汤玉麟、马占山还有两个蒙古王公。他们计划先成立“东北政务执行委员会”，然后选举出“永久大总统”，其实他们已经计划好让前清废帝溥仪来当这个“大总统”。2月26日，又将国号改为“满洲国”，年号为大同，头脑改称为“执政”。由于国民政府和国际上都不承认这个傀儡政权，因此将其称为伪满洲国。

与此同时，日本人在东北三省分别设置傀儡政府，并任命伪省长。马占山任黑龙江伪省长，熙洽任吉林伪省长，臧式毅任辽宁伪省长。其中马占山和臧式毅原本都是省主席，熙洽原来则是吉林省军参谋长。熙洽是前清宗室，一直怀有复辟之心。日本入侵吉林时，熙洽趁吉林长官回家奔丧的机会，主动打开城门，向日本投降，将吉林拱手让给日本人。随后他便写信给溥仪，希望溥仪能借助日本人的力量复辟大清。

此时溥仪还在天津，土肥原贤二前往劝说溥仪。溥仪一直想复辟大清，但是又胆小怕事，再加上身边一些旧臣劝他不要贸然行事，因此他有些犹豫不决。土肥原贤二用甜言蜜语劝说溥仪，让他相信伪满洲国是完全独立的，全由溥仪一个人统治。

与此同时，张学良的一个行为坚定了溥仪离开天津的想法。原来蒋介石得知日本人在拉拢溥仪，便派人前往天津劝说，答应只要溥仪不去东北或日本，就可以恢复清室优待条件，并允许溥仪到北平或南京居住。然而一心想要复国的溥仪拒绝了蒋介石。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为警告溥仪，他派人送了两筐藏有炸弹的水果到溥仪居住的地方。结果这反而让胆小的溥仪加速投入日本人的怀抱。随后溥仪在日本人的安排下离开天津。

3月9日，溥仪来到东北，就职伪满洲国“执政”。当天，马占山参加了伪满洲国成立典礼，并且被任命为伪军政部长。

虽然马占山投降并出任了伪职，但是日本人并不信任他，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和监视，并且要编遣他的军队。这让马占山心里非常不安。就在这时，张学良派人潜回齐齐哈尔，劝说马占山反正。双方一拍即合，马占山下定决心逃出日本人的手心。他利用自己伪省长的身份，筹集了2000多万元伪满币、300匹战马和十几卡车物资，秘密运往黑河，以做将来抗日之用。

4月1日，马占山带领200余名部下逃离齐齐哈尔，于7日到达黑河，随即通电反正，重新举起抗日大旗。随后马占山联合吉林的李杜、丁超和海拉尔的苏炳文等部队，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军，马占山自任总司令。

在随后的半年时间里，马占山带领东北救国抗日联军和日军大战数场，重创了日伪军，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然而这支军队孤立无援，随着物资和人员的消耗，以及日军不断集结重兵，最终还是没能避免兵败的命运。12月7日，马占山率军突出日军重围，撤入苏联境内。

后来马占山辗转回国，多次申请抗日而未被起用。西安事变时，他曾参与其中。卢沟桥事变后，他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参加了绥远保卫战等战役。抗战期间，他与共产党合作密切，对共产党很有好感。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命他配合傅作义部进攻解放区，但他不久便称病避居北平。直到1948年，他参与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活动，多次劝说傅作义起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邀请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因患肺癌未能参加。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终年65岁。

哈尔滨保卫战

在进攻黑龙江的过程中，日军虽然受到了马占山带领的部队的激烈抵抗，但是在兵力、武器装备、后勤等优势之下，日军最终还是占领了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拿下齐齐哈尔之后，日军把下一个目标定在了东北重镇哈尔滨。

哈尔滨位于中东铁路的“T”字型枢纽点上，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华洋杂处的国际贸易市场。中东铁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为夺取中国东北的资源，而修建的一条“T”字型铁路。这条铁路具有很重要的战略价值，是各方势力夺取的焦点。为此在黑龙江和吉林两省之间还划出了一个“东省特别行政区”，负责管理中东铁路沿线地带，其行政级别与省相同。为这条铁路设置的“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公署”和“东省护路军总司令部”都设在哈尔滨。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兼护路军司令张景惠叛国投敌，成立了“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并且利用日军提供的武器装备及金钱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日本人本想直接进攻哈尔滨，但是因为哈尔滨距离苏联非常近，而中东铁路又是苏联建设的，日本政府担心在进攻哈尔滨的时候受到苏联的干涉，所以日本陆相南次郎阻止了日军的行动。

但是此时苏联和中国的关系并不友好，同时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日军占领辽宁和吉林两省的速度太快，也让苏联人有一些担心，因此苏联人对日本人进攻哈尔滨的事情，并没有打算干涉。

1931年10月29日，苏联致函日本驻苏联大使，声明对日本进攻哈尔滨将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但是日本人并不放心，最后还是决定先进攻黑龙江省的省会齐齐哈尔，以此来试探苏联人的态度。直到日军占领齐齐哈尔，苏联人也没有反应。随后的11月14日，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李维诺夫又照会日本政府，声明苏联将采取严格的中立主义，不会干涉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这下日本人的顾虑消失了，在东北军事行动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随后，日本人经过讨论，认为攻取哈尔滨的时机已经成熟。

日军想要顺利攻占哈尔滨，首先要做的就是武力解决周边地区的抗日武装。10月中旬，吉林省代主席诚允奉吉林省主席张作相的命令，到哈尔滨组建吉林省政府行署，但是却受到了投降日本人的张景惠的阻挠。诚允没办法，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宾县建立吉林省政府行署，开始办公。

11月，驻吉林的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拒绝向日本人投降，随后率领手下3000余人由吉林省永吉县开赴到舒兰县城，联合宫长海、姚秉干等两支绿林武装，组建了吉林抗日救国军，公开宣布要讨逆抗日。11月12日，吉林抗日救国军接受驻宾县的吉林省政府行署的整编，冯占海被任命为警备司令兼第一旅旅长，宫长海、姚秉干两部被分别编为骑兵旅，统一由冯占海指挥。

冯占海是东北军二号人物张作相的外甥，东北讲武堂第三期毕业，算得上是吉林抗日第一人。九一八事变之后，冯占海组建吉林抗日救国军，通电抗日。在东北地区，冯占海和马占山齐名，当时有“马占山，冯占海，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山海关外，排山倒海”的说法。

1932年1月中旬，日本人派吉林“剿匪”司令于琛澄率5个旅的伪军向北进攻，目标是驻扎在舒兰的冯占海部和驻扎在榆树的张作舟部。进攻舒兰的伪军受到了冯占海部的阻击，但是防守榆树的张作舟部因为叛徒的出卖而溃败，张作舟被俘。冯占海虽然在舒兰取得了胜利，但是部队却陷入到了孤立作战的态势当中。为了防止腹背受敌，冯占海只能放弃舒兰城，带领部队向宾县撤退。随后，于琛澄部趁机北上，向哈尔滨逼近。

为了应对日伪军对哈尔滨的进攻，代主席诚允急忙邀请冯占海将军和李杜将军到宾县商量保卫哈尔滨的事情。

李杜也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先后担任过东北军的连长、团长、师长等职务。九一八事变之后，有汉奸劝李杜投降日本，李杜致电北平救国会宣誓称：“只有杀敌的李杜，以光我中华民族；没有投降的李杜，以污我中华战史。”

诚允、冯占海和李杜都知道哈尔滨非常重要，商议之后，他们决定出兵保卫哈尔滨。随后，李杜和冯占海分别率部向哈尔滨挺进，于26日正式进驻哈尔滨。

1月27日凌晨，于琛澄率伪军抵达哈尔滨，日军也随后到达。在飞机的掩护下，日伪军向哈尔滨发起了疯狂的进攻。面对密集的轰炸，守军并没有退缩，反而是在冯占海和李杜两位将军的率领下夹击日伪军，成功地击退了敌人。当天下午，在飞机和重炮的掩护下，日伪军又一次发起了进攻。李杜、冯占海、邢占清（东北军第26旅旅长）等率部一起出击，成功击落了一架飞机，击毙了企图顽抗的日军侦查参谋清水大尉和飞行员栖井中尉，并使伪军的一个团反正。

28日上午，双方在极乐寺、文庙一带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双方陷入僵持的时候，冯占海突发奇想，利用骑兵绕到伪军的背后，发起了突然袭击，打得伪军溃不成军，仓皇逃走。随后，抗日军发起追击，宫长海旅长率领部队追击了30余里，俘获了大批日伪军。冯占海也指挥部队一直把敌人驱赶到阿城以南地区。哈尔滨保卫战首战告捷。

这次胜利振奋人心，稳定了哈尔滨的局面。随后，李杜和冯占海带领部队进驻哈尔滨市，受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日本人因进攻受阻而暴怒，同时，也对于琛澄等部伪军非常失望。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决定以“护侨”为借口直接出动关东军。为了能够攻下哈尔滨，日本人出动了大批兵力：关东军第4旅团长谷部照率领第4联队和炮兵大队，从长春出发，乘坐火车赶往哈尔滨；关东军第2师团迅速向长春集结，随后乘车赶往哈尔滨；关东军混成第4旅团一部，从齐齐哈尔乘车赶往安达、肇东，从哈尔滨北面策应第2师团作战；关东军飞行队第1中队、第3中队、第8中队和第9中队掩护第2师团集结、开进和进攻。

长谷部照率领的第4联队，作为先锋最早从长春乘火车出发。但是因为沿途铁路受到了东北军的破坏，行进并不顺利。抵达双城后，为了养精蓄锐选择休息，没想到受到东北军赵毅旅的伏击，损失惨重。但是随着后续部队赶到，日军击退了赵毅部，并且夺下双城，致使哈尔滨门户洞开。

赵毅旅没能抵挡住日军的反扑，撤到了哈尔滨。此时的哈尔滨早已大军云集。为了方便统一指挥，更好地抵抗日军，李杜、冯占海等人商量后决定组建吉林自卫军，由李杜任总司令，冯占海任副总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随后，吉林自卫军发表了抗日讨逆通电和《告民众书》，号召所有军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呼救危急，严阵以待”，共同对抗日伪军，保卫哈尔滨。

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发表了最后通牒。1月29日，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大桥中一出面，要求抗日军必须立即撤出哈尔滨。30日，关东军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出马，要求抗日军必须在31日5时之前撤出哈尔滨，否则就会遭到关东军的武力攻击。但是吉林自卫军方面并没有给予任何答复。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

在关东军第2师团抵达后，日军开始向哈尔滨进攻。尽管吉林自卫军在哈尔滨市各界的支援下奋勇抗击，浴血杀敌，但日军拥有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炮火非常猛烈，自卫军难以阻挡日军的脚步，哈尔滨的外围阵地很快全部失守。

关键时刻，吉林自卫军决定实施“围魏救赵”的策略，派冯占海部直插敌后，进攻吉林市，逼迫日军撤退。但是面对日军的全面进攻，留守在哈尔滨的自卫军并没能成功拖延时间，各处防线相继失守，被迫撤到哈尔滨以东地区。随后日军进入哈尔滨，这个东北地区的重要城市沦陷了。此时，还在偷袭途中的冯占海部只能放弃原计划，返回宾县，再做打算。

惨烈的哈尔滨保卫战，是继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后，一次更大规模的抗战，是九一八事变至东三省沦陷前东北最大规模的抗战。这次战役震惊中外，给予嚣张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彰显了我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哈尔滨的沦陷标志着东北地区抗日政权和东北军的瓦解，以东北军为主体的抗日活动逐渐消沉，而东北地区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则逐渐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义勇军遭到镇压

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两万人的关东军迅速占领了辽宁和吉林两省，开疆拓土的速度如此之快，让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意气风发。本庄繁觉得，自己一定会受到天皇和军部的奖励，也会在大日本帝国的历史中留下浓重的一笔。

但是自从进攻黑龙江开始，关东军的神话就终止了。马占山带领部队在江桥打响抗战第一枪之后，东北人民非常振奋，各地抗日武装力量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冒出，四处出击，分散袭击各地的日军。虽然在重重的阻击之下，日军最后还是占领了黑龙江省，表面上实现了对东三省的全面占领，但是并没能消灭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和哈尔滨之后，东北地区的抗日活动陷入一个短暂的低潮，其原因就是马占山的投降以及哈尔滨保卫战的失败，而零散的抗日义勇军又无法形成大规模的作战。但是不久后马占山反正，在黑河重新举起了抗日大旗，使得义勇军抗日行动再次活跃起来。

4月18日，黑龙江、吉林两省的抗日军队共同出击，成功控制了呼海铁路，卡住了日军攻击海伦的要道。21日，原东北军东边镇守使于芷山旅第3团团长唐聚五在辽宁桓城率全团官兵起义，成立了辽宁民众自卫军，通电讨日。这个行为得到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自卫军的人数很快增加到1万余人。唐聚五也不负众望，带领自卫军多次重创日军。5月23日，马占山的义勇军在呼兰城郊外大战日本关东军，把日军打得大败而逃。马占山率部队一口气追出上百里，一直追到松花江北岸的傅家甸才收兵回营。

在此期间，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力量发展迅速，李杜、丁超等人的吉林自卫军、苏炳文部的东北民众救国军、冯占海部受后援会领导的第6军团、王德林部的国民救国军以及黄显声、熊飞指挥的警察大队等抗日队伍的实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充。越来越多的东北爷们高喊着“誓与东北共存亡”的口号加入到了抗日的队伍当中，一时间，从长白山到兴安岭，从辽河西岸到松花江畔，整个白山黑水之间到处都有抗日义勇军健儿浴血奋战的身影。

这些义勇军中包含了各行各业的人士，有东北军的旧部、地方民团、农民自卫军、旧时的警察等。其中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就是土匪，在东北则被称为“胡子”。东北山高林密，地广人稀，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崇山峻岭以及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地，具有土匪生存的天然土壤。因为当地非常穷，很多人生活都很不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上山当“胡子”就成了唯一的选择。这使得东北地区的“胡子”非常多。

日本人占领东北之后，东北人受到日本人的各种欺侮和压迫，粗犷的东北汉子咽不下这口气，很多人在无奈之下就去当了“胡子”。因此很多“胡子”的队伍都对日本人充满怨恨。另外，当时抗日已经成为了一种不可逆转的风潮，这种热情就连“胡子”们也为之感动。所以许多“胡子”头毫不犹豫的带着自己的队伍下山，加入到了抗日的大潮当中。

当时，国民政府任命的东北收复失地委员会委员长顾维钧来到东北后，对东北各地的义勇军产生了好奇。他发现义勇军在当地名头很响，人们对他们的关注远远超过国民政府的中央军。一次住旅馆的时候，旅馆的服务员对他说：“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人民全都不愿意做亡国奴。我们希望国民政府能够组织抗战，那样我们就会尽力帮助政府。如果国民政府不抗战，那么我们自己就会组织义勇军去抗战，一定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顾维钧问他：“你觉得单凭义勇军能够把日本人赶出东北吗？”服务员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日本人很怕义勇军。反正我们东北人宁可去参加义勇军，在打日本人的时候战死，也不像这样窝窝囊囊的活着。”顾维钧无话可说，他只是为东北人民的坚持、为义勇军的英勇而感动。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一年，东北各地涌现出的义勇军队伍总人数达到了三十万。据统计，东北全境一百五十四县，其中有九十三个县有义勇军活动的身影。

东北各地不断涌起的抗日行动，不仅让在东北作战的关东军应接不暇，同时也让东京的日本统治者们大为震动。

1932年6月3日，日本陆军省向外公布了日本关东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在东北战场中的死伤人数，合计4163人。当然，这个数字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不和，在汇报战果时总是夸大其词，而报告战损时则总是会打折扣。所以有理由相信，关东军的死伤人数可能并非只有公布的4163人。

关东军的死伤基本都是由义勇军造成的。九一八事变时，由于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关东军仅仅死亡了2人，受伤的也只不过10余人。真正对日本人杀伤力最大的是东北各地的义勇军。

义勇军的活动让关东军司令本庄繁非常苦恼，1932年夏天，本庄繁手下的关东军频繁出击，到东北各地去打击义勇军。虽然关东军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义勇军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打越多。

军事打击行不通后，本庄繁又想到了招降。当时伪满洲国已经建立，本庄繁准备了几百份“满洲国”的高官委任状，送到各地的义勇军头领手中。然而委任状送出去之后，换来的并不是笑脸相迎，而是一通臭骂和攻击，就连那些本庄繁看来最有可能投降的旧军官和土匪头子，似乎都变成了坚定的抗日分子。本庄繁非常失望，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东北人有这么强的抗日决心。

由于关东军长期未能取得进一步的成果，东京方面对本庄繁十分不满。1932年8月8日，日本陆军部把本庄繁召回，派出陆军铁腕人物武藤信义大将担任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信奉武士道精神，以铁血军人自诩。他否定了本庄繁对义勇军采用的招降政策，决定用飞机和大炮彻底轰碎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为此，武藤信义从日本带来了两个新锐师团。

武藤信义来到东北之后，开始疯狂地攻击各地的抗日义勇军。由于马占山的影响最大，武藤信义首先把矛头指向马占山的部队，出动大批部队对其进行围剿。最终马占山无法抵挡，损失大部分兵力后，逃入苏联境内。随后武藤信义又把兵锋转向辽东地区，开始追击丁超和李杜的残部，同时攻击王德林的国民救国军。

在围剿义勇军的过程中，日本人不仅展现出了强大的武力，也暴露出了残暴的本性。1932年9月14日夜里，辽宁民众自卫军袭击了日本人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和两名日军。第二天凌晨，日本人展开了报复。一大队日军包围了平顶山村庄，把全村的3000余名村民赶到村西南的洼地里。随后，布满在山坡上的10余挺机关枪开始疯狂扫射，把刚刚站定的村民全部屠杀，即使偶尔有漏网的，也被日本人用刺刀刺死。随后，日军还用汽油将全村房屋烧毁。紧接着，日军又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了一百三十多人，又在东千金寨和西千金寨屠杀了几十人。第二天，日军将平顶山被害群众的尸体全部烧毁。

每次屠杀，日本人都会把所有人全部杀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掩盖自己的罪行。但是日军没想到的是，在这次大屠杀中，一个名叫方素荣的5岁女孩幸存了下来。抗战胜利后，她作为日军暴行的见证人，多次在各种正式场合指控日军的罪行。

为了彻底消灭义勇军抵抗力量，日军把部队源源不断地调到东北。与之相对比，南京国民政府没有给东北义勇军任何支持。坐镇北平的张学良虽然有心相助，但是他能提供的也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弹药，况且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这样，义勇军在越来越多的日军压制下，渐渐陷入绝境。到1932年12月，东北的义勇军组织基本都被日军镇压下去。

面对日军的入侵，国民政府的正规军选择了不抵抗，而民间的抵抗组织则浴血奋战了这么久，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所以后来东北军才会觉得那么屈辱，发誓要打回东北老家。张学良本人也渐渐改变态度，坚定了抗日立场。

求助于国联

不抵抗政策让中国失去了大片土地，国民政府没有能力把丢失的领土拿回来，只能求助于国联。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领导世界各国，维护世界和平。各国都对这一提议表示赞成。1920年，国际联盟成立，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不过让人想不到的是，美国作为国联的发起国，最终却没有加入，因为美国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提出的加入国联的议案。

美国在当时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强国，没有美国的加入，国联的威信自然大大减弱。但是即便如此，国民政府还是不得不求助于国联，因为单靠自身已经没办法解决日本入侵的问题，只能看国联这根稻草能不能起到救命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便已经决定向国联求助。然而不久国联传来消息，日本外务省恶人先告状，致电国联称：“因中国军队爆炸柳条湖南满铁路，日军为保护日本侨民，向铁路及外属地方出兵维护。政府已下令不许事态扩大。”而事实是日军仍在不断向东北其他地方入侵。

国民政府派顾维钧、施肇基、王家桢为代表，前往日内瓦参加国际联盟大会，希望能说动国联制裁日本。顾维钧和施肇基是当时国内最优秀的外交家，极擅演说论辩，王家桢则是外交部次长。在国联大会上，三人极力呼吁制裁日本，使其停止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在国联的代表名叫芳泽谦吉，是日本首相犬养毅的女婿，曾经担任驻华公使。欧美各国原本都以为他会忠于币原外相的外交政策，但其实他是倾向于日本军方的。他称这次事件是地方事件，日本政府无意扩大事态，更不想对中华民国宣战。他表示对于这次冲突，可以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最终一定会和平解决。他还警告称，如果国联对此干涉过早，可能会引发日本舆情高涨，不利于事件的和平解决。

9月21日，国民政府根据国联宪章第十一条，向国联提出了三点诉求：1、制止事态的扩大；2、恢复原状；3、确定日本对中国赔偿的性质和数额。这个提案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1925年希腊和保加利亚在两国边境发生冲突，希腊军队侵入了保加利亚，保加利亚随即向国联发出申诉。国联限令希腊撤兵，并赔偿保加利亚的损失。希腊很快按照国联的决议办理了。这是国联调解国际冲突的一个成功案例，所以国民依照此例提出诉求。然而当时希腊之所以乖乖遵从国联决议，是因为英法两国的压力，而现在并没有大国能够给日本足够大的压力，因此日本对此的态度也就可以想见。

22日，国联行政院提出紧急申请书，希望中日两国尽力避免事态扩大，不要采取任何阻碍和平解决的行动，国联会与两国代表协商适当的解决办法，希望两国军队能立即撤退，不要将两国人民生命财产置于危险境地。国民政府接到申请书，立即回复表示认可。日本政府则辩称日军的行动只限于保护铁路和日本侨民，不构成军事占领，因此拒绝撤退。然而事实上，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不断，几天之内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国民政府只好再次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国联行政院于9月30日通过决议，要求两国避免采取扩大态势的行动，尽快恢复两国正常关系，并将事态发展的消息随时通报国联行政院。

国联行政院本以为这次事件两个星期内就可以解决，谁知日本一意进军，根本不理会国联的决议。10月24日，国联行政院只好又通过了一项比之前更加具体和严厉的决议，要求日本立即撤军，限11月16日之前完成，同时要求中国政府保证撤退区内的日本侨民安全，等撤兵完成之后，中日两国再交涉两国之间的问题。芳泽谦吉对这项议案表示反对，提议中国政府按照国际关系的基本条款与日方展开直接谈判，第三国不得参与，并以此为撤兵的先决条件。最终芳泽谦吉的提案只有自己一票赞成，而国联的提案只有芳泽谦吉一票反对，其他国家代表均投了赞成票。

这项决议通过后，国联开始了为期三周的休会，并寄希望于日本主动履行决议。然而日本却趁这段时间加快了在东北扩张的步伐，占领了黑龙江的齐齐哈尔，并进兵威胁关口要塞锦州。国联行政院主席鉴于事态紧急，再次向中日两国递送申请书，但毫无作用。

日军正在攻击锦州时，国联提出设立中立区的办法来阻止中日两国继续交战。日本方面对此拒不接受，并提出对设立中立地带的四点意见：1、日本政府反对第三国干涉设立中立地带问题；2、中立地带应该由辽宁新设立的政府管理；3、中立地带内如果有土匪扰乱满铁沿线治安，日军有权出兵讨伐；4、华北方面如果发生重大事件，日本可以经过中立地带运送军队。日本这四点要求极为无理，按这四点设立的中立地带，将成为日军进一步入侵中国的战壕。

国民政府也反对在锦州设立中立地带。

由于之前的决议均没有产生效果，12月10日，国联行政院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派一个五人调查团实地调查中日冲突。日本代表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如果中日两国开始谈判，则两国谈判的内容不属于调查团调查的范围，二是调查团不得干涉军事行动。国联行政院同意了这两点要求。

调查团团长由英国勋爵李顿担任，因此当时人们称这个调查团为“李顿调查团”。团员有法、意、德、美高官各一名。虽然美国并未加入国联，但国联考虑到如果没有美国人参加，这个调查团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将会大大削减，所以聘请了美国的麦考伊将军作为团员加入。中国和日本都是当事国，不能成为团员，只能各派一名参议随团，负责提供各种资料。中国方面的参议是顾维钧，为了更好地配合调查团，顾维钧还在北平组织了一个参议处，邀请了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加入，这些人的主要工作是为顾维钧提供各种资料和建议。

调查团出发前，国联行政院规定调查团除了调查九一八事变外，还要调查中国的一般形势。因为日本宣称中国政府已经无法履行保护外国在华利益的责任，尤其是日本在满洲的利益。

1932年2月3日，调查团从法国出发，然而并没有直接前往遭受侵略的中国，而是先到了伦敦、华盛顿，了解两国政府对此次事变的态度。然后到达日本东京，拜会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参拜了靖国神社。3月14日，调查团抵达上海。26日，在南京与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官会面。然后游览了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之后来到北平，在北平召开了听证会。顾维钧向调查团提供了九一八事变和东北目前情况的详细资料。

直到4月21日，调查团才抵达事变发生地沈阳。当时日本已经在东北扶持成立了伪满洲国，伪满洲政府允许调查团前去调查，但是不允许顾维钧等中国人进入。顾维钧等人被拦在外面，心里很不是滋味。调查团进入东北后，用两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考察、研究，搜集资料。然而日军对调查团严密封锁，严禁外人与调查团接触，并将九一八事变中受伤的士兵转移或杀害，因此有些信息调查团没办法得到。无论调查团要去哪里，日军都会事先把那里粉饰一新，让调查团看不到背后的真实情况。

东北的一些爱国人士得知这个情况后，决定用自己的力量帮助调查团。其中最著名的是“沈阳九君子”，这九人是银行家巩天民、金融家邵信普，医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张查理、李宝实、于光元、刘仲宜，教育家张韵泠。他们秘密成立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日本人的罪证。由于日本人和伪满政府大量销毁罪证，还编造虚假情况，因此搜集证据相当困难。九君子在四十多天时间里四处奔走，接触各界知情人士，搜集到了几百份珍贵材料，光是打印这些材料，九个人就花费了8天时间。然后他们又分工合作，有人编辑整理，有人重新誊抄打印，有人再翻译成英语文本，最终形成一份400多页、文图量相当大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这册文件分三篇编定：第一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是早有计划的侵略行为；第二篇主题为，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第三篇主题为，伪满洲国的建立是日本侵略军一手炮制的。

汇编文件完成后，还有一个特别关键、也特别危险的程序：根据国际法庭的法律原则，提供材料者必须在文件上郑重签字，否则没有法律效力。这就等于他们必须暴露自己，对他们而言，这是在生死簿上签名！但九位大义君子都这样做了。签名者之一张查理的夫人宫菱波，英文特别好，她特意为这册材料赶做了个蓝缎子外皮，又用红丝线绣上“TRUTH”（事实）字样。

最终，他们几经辗转，将这份证据交到了调查团团长李顿手中。后来，这份材料成为《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对日军侵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之后调查团回到日内瓦，李顿和其他团员根据得到的材料写了一份14万字的《国联调查报告书》。10月2日，《国联调查报告书》在南京、东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里面详细讲了东北的历史、地理、政治、商贸等情况，还讲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并严厉谴责了日军侵占东北的暴行。但是报告最后给出的处理此次事件的办法，却让中日两国都不能接受。调查团在报告中提出，将东北地区划为中立地区，交给国际托管。中国方面认为这是变相地让中国放弃东北，日本方面则认为这是把到手的鸭子放飞了，所以两边对这个方案都不满意。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决议是否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最终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另外会议还重申不承认伪满洲国。日本一怒之下退出国联。国民政府寄托在国联身上的希望也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