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字路口那儿有一家“台北纯卡拉OK”，外面装饰得富丽堂皇，五颜六色的灯光不断闪烁，不时从里面传来声嘶力竭的吼歌声。拐过路口，是条土路，不长也不宽，没有路灯，也没有名字。三棵从未修剪过的老榆树懒散地矗立着，如同巨大的伞，将路面罩住。它们仿佛是三位沉默寡言的老人，彼此隔开，界限分明，但似乎又心照不宣，不即不离，相互守候着，默默相望。弯弯的月牙儿呵，早已高高地挂在最后一棵老榆树的树梢上，享受着偶尔的不知从哪里来的凉风的轻拂。月牙儿像孩童的嘴，咧着，它好事地告诉杨鹏举这是在往东走。老榆树下面闷热依旧，不知这可爱的月牙儿是否能明白此时此刻人间所受的煎熬呢？
第二棵老榆树下面，有一对看样子五六十岁的夫妇，站在一辆脚踏三轮车后面，正忙着包馄饨和饺子。三轮车里炉子、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什么的一应俱全。他们身边就地摆着三张矮桌，塑料小板凳像蛤蟆一样趴在矮桌周围，有三个人正低着头津津有味地吃着。三轮车的车帮上绑着一根竹竿，竹竿上吊着一个陀螺模样的节能灯，灰白而惨淡的光使这条幽暗的土路不再那么令人毛骨悚然。这对夫妇在铁锅前挥汗如雨，但他们的脸上却写着轻松和坚定，似乎在说：咱不待不了厂矿，也不坐不惯事业单位的凉房；咱的东西香，不用多嚷嚷，客人来捧场；咱就在这路口子守株待兔，搞点小钱，把老来养；儿女们见了咱，心里啊，肯定不嫌也不慌。
馄饨和水饺的香气在空中飘荡，让杨鹏举觉得脚下顿时有了力量，更将他的思绪带回到位于黄河岸边的终年干燥少雨、风尘相伴的老家。按杨鹏举老家的习俗，只要家里有人出远门，必包饺子，一来饯行，二来全家人也可以跟着改善伙食。
二十多年前的夏天――那时长江水暴涨，沿线都在抗洪救灾――杨鹏举收到了西安一所百年名校的录取通知书。第二天拂晓，他便穿了红色的短裤，脚蹬一双足球鞋，赤裸着上身，沿着新修的高速公路，向北跑到伯夷叔齐饿死的首阳山下，去找他们曾经吃过的蕨菜。母亲问杨鹏举这是咋了，他说他心里痛快。那一年，北方也罕见地雨水充沛。几乎断流的黄河又活泛了，就连村子北边的旱疙瘩地里的庄稼也意外地丰收了。村人都说老天爷睁了眼，殊不知他老人家在南方却闭了眼，糟蹋着人。杨鹏举报到的前一天，是家里最忙碌而又弥足珍贵的一天。母亲趴在瓦瓮――瓦瓮放在粮食柜的柜盖上――沿儿上，舀了两舀子在村后的磨坊里磨出来的面粉，拌上水，在案板上和了起来。父亲从院墙的钉子上取下一串干萝卜片儿，先用水泡在盆里，之后开着三轮车去开发区买生猪肉去了。杨鹏举从案板下取出大蒜，捣成泥，再加入盐、酱油和醋，和匀――当然他会额外给父亲准备一份带辣椒的蒜泥。父亲说多吃辣椒可以驱除身上的寒气，尤其是可以治他腿疼的老毛病，因为他常年开着三轮车去赶方圆二三十里内各村镇的集，去卖做衣服用的面料。三轮车没有挡风篷，所以双腿首当其冲。腿一疼，人走路就跛。父亲爱吃猪肉，甚至可以说是上了瘾，他的肉瘾――说是肉癖也不为过――就是六零年那会落下的。那时父亲才十几岁，又是给苏联还债又是旱魃造灾，三四年里连一粒猪肉屑都没见过――猪的肚子那么大，人都要吃棉花的果壳，嚼观音土了，哪里还有东西去喂它们？父亲说他想吃肉想得不行了，就咬自己的两片薄嘴唇，咬着咬着，便被疼阻挡了，于是只能从发青的皮上去咂摸肉的味道。老榆树下这对夫妇包的是“元宝饺”，两头尖，中间鼓，吃下了仿佛就傍了财神爷，而在杨鹏举的老家，饯行包的是“馄饨”。所谓“馄饨”，是先将馅儿放进擀圆的面皮里，折起，把相对的沿儿捏紧，再轻拽着两头的尖儿捏合在一起。于是，一顶顶的草帽便出现在撒了面粉的铁箅子或者茶食盘里了。这些“草帽”，先不管它味道如何，光看外形，就让人喜上眉梢――家里出了个大学生，父亲的功德圆满了，在巷里可以把头抬得更高了；家里有人出门，在外要平平安安的，回来了，一家人就又团圆了。
“馄饨”熟了，父亲、母亲、大杨鹏举三岁的哥哥、小杨鹏举十五岁的妹妹和杨鹏举，一家人围坐在一张腿动辄摇晃的正方形小矮桌前。父亲不时用筷子从他碗里往杨鹏举的碗里夹，说吃不够他还有馒头垫底，鹏娃子上学费脑子，得多补补。父亲夹给杨鹏举的水饺，杨鹏举趁父亲出去拿馒头时又偷偷地放回父亲碗里，其实杨鹏举心里明白最应该补的是父亲，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是火车头，父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个家就彻底垮了。父亲买猪肉回来时，还特意带了一瓶“红高粱”，尽管他平时滴酒不沾。酒一下肚，父亲干燥的脸、起了皮的双手慢慢红润起来，话比平时更多，脚下像踩着云，人有点飘飘然了。杨鹏举说：“爹，你少喝些，再喝就醉了。”父亲却说：“没事，爹今儿心里高兴。爹就是把这瓶‘红高粱’一口闷了，脚底下照样不会拌蒜！”母亲急了：“别喝了，别喝了！在三个娃前耍这二杆子气干啥？”从父亲略带醉意的话里，杨鹏举听出父亲是因为儿子替他圆了大学梦，将要走他未能走成的路而高兴。喝着喝着，父亲就提起杨鹏举的哥哥初中未毕业就辍学的事，母亲就在一旁替哥哥鸣不平：“龙生九子，爬的爬，拱的拱。”
吃“馄饨”时谈矮方桌的来历，多年来父亲一直乐此不疲，俨然已经成了习惯。那张可以进古董店的方桌，枣红色的漆皮已脱落殆尽，纹理细密而紧致的松木裸露在外，浑身上下被有些洁癖的母亲擦得锃光瓦亮。看来，做这张桌子的木匠确实是个老实人，当时并未偷工减料。父亲常说他买那张桌子时母亲还怀着哥哥，生产队里明令禁止“投机倒把”，要是被队长知道了，就会开社员大会批斗，甚至被押着游村。然而，偌大的粮食柜里只有小小的一堆麦子了。向生产队里借？生产队不到分粮的时候是连一粒也不肯放的，哪怕让粮食在库房里发了霉，生了虫，喂了猪。活人难道能让一泡尿憋死？你去西河滩里捡个雁屎，他狗日的队长还能跟去？腿不是长在自己身上的么？父亲心一横，脚一迈，什么也不管，经常趁着夜色骑上“红旗”牌自行车到北边的蒲州去贩回猪崽。他先把猪崽圈养起来，给吃些草料，等稍上点虚膘，便又趁着夜色骑上自行车――自行车每一边的铁笼里最多只能放三个猪崽，多了就会挤死――过了黄河铁路桥，在凹凸不平的小路上颠簸个大半夜，才能到那华阴境内。父亲说，这张枣红色的矮方桌，就是有一回他在罗敷卖完猪崽后，碰到一个老汉戴着草帽，遮了脸，躲在墙角低声叫卖桌椅，才捡便宜买了，用自行车驮回来的。父亲恋旧，他常说一看到这张矮方桌，就能想起他自己年轻时的身影。桌子买回来不到半年，杨鹏举的哥哥便呱呱坠地了。父亲一看是个带把儿的，既兴奋又踏实，当下哭起来：“就是天天吃黄连，我心里也是甜的！”母亲戏谑道：“你是‘有子万事足’了，我看以后可指望不上跟你过好光景了。添了个娃子，脸上是有光了，可以后娃子大了，要规划院子，要盖房子，要取媳妇，我看非要把你挣成背锅子不可！”父亲嘿嘿笑道：“咱能要下娃子，就能养得起。院子咱以后照样规划得起，房子照样盖得蹭蹭的，乖巧媳妇照样娶进门，我老杨能弱他巷里谁？！”哥哥满月的时候，父亲特地买了一斤猪肉，六两捏了饺子，剩下的四两，炒了几道菜。父亲把爷爷、奶奶、大伯、大婶、二伯、二婶和姑妈喊来（那时，大伯和二伯都已成家，姑妈尚未出嫁，一大家子人还挤在太爷爷留下来的那个长方形的大院子里），八个人摩肩接膝地挤在脚地矮方桌前――哥哥满月的时候，屋外依然是料峭的春寒；倘若在夏天，恐怕就得边吃边猛摇蒲扇，或者拿手巾抹汗了。母亲坐在土炕上，怀里抱着哼哼唧唧的哥哥。
有一回，母亲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纳鞋底，杨鹏举也搬了小板凳，坐在母亲身旁翻起了书。母亲告诉杨鹏举，说他出生时，家里也包了饺子，不过是牛肉馅儿的，因为当时碰巧生产队里杀了一头犁不动地的老牛，每户连肉带杂分了一斤多。大伯、大婶、二伯、二婶和姑妈都过了黄河去华阴做临时工修铁路了，只有爷爷和奶奶来了。母亲正坐在炕上喂杨鹏举吃奶，哥哥在炕上跌跌撞撞地乱跑。饺子熟了，父亲把炕上的母亲喊下来，母亲抱着杨鹏举，跟爷爷、奶奶一起坐在了那张矮方桌前。母亲还偷偷地告诉过杨鹏举：鹏娃子呀，你出生时，你爹一看又是个带把儿的，他没哭，也没笑，只说了两个男娃咱照样养得起，但说话间你爹脸上分明多了紧张与不安，似乎有两座大山已经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肩膀上。有个与你爷爷不和的人，在巷里放出了风凉话:一个婆娘两个娃，看你有日天咥砖的本事，能过成人样！父亲耳闻后，不甘示弱，也放出了狠话：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用不了五年，老子要和人一样！此后，父亲趁着天黑出门更早了，自行车的脚踏板蹬得更快了。到了第四年，父亲果然在纵横着两条大水渠的村子西头买了一块宅基地，盖起了至今父亲和母亲还住着的四间砖瓦房。盖房前打地基和胡基时，父亲把养在圈里的那头猪杀了，用粗棕榈绳绑住后腿，倒挂在一根松木椽上。父亲对做饭的厨子说：“老方，尽管割，吃多少割多少，吃完为止！”听说父亲盖房杀了一头猪，而且可着肚子吃，整条巷子的人都拿着家伙什，不请自来地帮忙。那头猪是父亲贩卖猪崽时左挑右挑，特意留下来的。父亲盖房杀了猪，在那个年代是破天荒，一时传为村里的佳话。其实，那四间房盖好以后，家里还了一年债，吃了两年玉米面，生产队临近年底才分的小半袋麦子，又被父亲驮到华阴，换回来两袋玉米。后来，有人私下议论父亲：人家泰治，水命，身上带着财气，他家偏一胯的水渠是两条龙，护着他哩！起初父亲不相信自己是水命，后来找了个算命先生，报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一算，果不其然！算命先生又说，父亲是腊月里的水，财运容易冻住，若能找一个木命或者火命的女人，在烧得旺旺的火里再加些柴火，将冰化为水，便可财源滚滚。只可惜母亲既不是木命，也不是火命，成不了父亲的一翼。父亲不信命，只信他自己，他常说：肚子饿了，谁会给你一分钱？老天爷会下个饼子给你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