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选择

当代的性不是被去道德（amoral）的大众文化释放出来的原始异教能量的表达，而是多种社会力量的载体，而被这些社会力量贬损的价值观曾经激励了性解放的斗争。性已经成为心理学技巧、科技与消费市场的场所，而这三者都给出了一套关于自由的语法，即把欲望和人际关系组织起来，并转化为纯粹的个体选择问题。选择——无论是性的、消费的或情感的——是自由主义政体中用来组织自我与意志的最主要的话语（trope）。拥有一个现代或晚近现代（late-modern）的自我，就意味着要做出各种选择，要增加选择的主体经验。

作为一种自我性的话语，选择把自由与经济领域和情感领域连接了起来；在消费领域和性领域中，它是主体性最主要的形式。选择包括两个独立的观念：其一指向商品的供给，也就是客观上大量存在的东西（如“本超市供给大量新鲜有机蔬菜”）；其二关涉主体性的某种属性，即个体面对各种可能性时做出的决定，也被称为“选择”（如“她做了正确的选择”）。所以，选择既表达了世界的某种组织形式，它表现为主体不依靠中介而直接遭遇的一系列可能性，又表达了个人的意志被组织为需求、情感和欲望。选择的意志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慎思（deliberative）意志，它面对着一个像市场一样结构的世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一系列丰富的可能性，而主体为了极大程度地满足自己的幸福、愉悦和利益，必须在其中精挑细选。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要理解市场这个强大的结构是如何转化为行动的认知属性与情感属性的，选择就代表了一个最好的方式。在技术与消费文化的影响之下，选择文化所要求的意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让我们不得不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追问欲望的经济与传统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

本书对这个主题的探讨沿着如下论证脉络：在性自由的统摄之下，异性恋关系采取了市场的形式——情感与性的供给直接和情感与性的需求相遇。[1]供给与需求高度依赖消费对象、消费空间以及技术（参见第二章）。如市场一般被组织起来的性接触（sexual encounters），在人们的体验中既是选择，也是不确定性。这种市场的形式允许个体彼此协商性接触的条件，约束与禁令较少，但它创造出了普遍存在且影响深远的认知与情感的不确定性（参见第三章）。“市场”的概念在此不是单纯作为一种经济的比喻，而是被互联网技术与消费文化所驱动的性接触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当人们在一个开放的市场上相遇时，他们会直接与对方接触，完全不依靠或极少依靠人类中介；他们的接触依靠的是旨在增加择偶效率的技术；他们的相遇会使用各类脚本：交换的脚本、时间效率的脚本、享乐算计的脚本，以及比较思维的脚本——这些全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交换所特有的。由于市场是一种由供给与需求所支配的社会形式，而供需关系本身的结构又受制于社会网络与行动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市场是开放式的。发生在市场中的性交换导致女性处在了一种矛盾的地位：经由她们的性，她们既获得了壮大，又遭受了贬抑（参见第四章），这种矛盾指向的是消费资本主义通过壮大权力（empowerment）来运作的方式。在性场域中，性自由—消费文化—技术这条关系链，加上仍然强大的男性统治，让进入和形成过去曾被市场和婚姻认定为主导的社会形式（契约）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参见第五章）。逃离关系，不能或不愿意进入关系，从一段关系中跳到另一段——我用“不爱”这个术语来概括这些选择——是性关系采用的这种新的市场形式的组成部分。这些困难与不确定性一直延续至婚姻制度本身（参见第六章）。在以“不爱”为重要标志的这种主体性的新形式中，选择的实践既是积极的（想要或欲求某物），也是消极的（通过反复逃避或拒绝关系来定义自己，或对欲望感到十分困惑和矛盾，或想要积累太多经验而让选择失去了它在情感与认知上的相关性，或把不断离开或结束关系作为确定自我及其自主性的方式）。因此，“不爱”既是主体性的一种形式——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做——也是一种社会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对社会关系造成的深远影响。正如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与延斯·贝克特（Jens Beckert）曾十分有力地论证的那样，资本主义改变了社会行动，我们也可以加上一句：它改变了社会情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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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里，主人公皮埃尔·别祖霍夫遇见安德烈公爵时，被公爵问及他近来的情况。“怎么样，你最后决定了没有？你想做骑卫兵还是外交官？”安德烈公爵停了一下问道。[3]在安德烈公爵这个问题的遣词中，选择是在两个明确的选项中择其一，必须做出选择的人和外部观察者都知晓这一点。这个行为有相当明晰的边界：选择其一，就等于排除其他。此外，安德烈公爵的问题隐含着一个预设，也就是许多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所主张的：选择是一个关乎个人偏好和信息的问题。皮埃尔要想选择自己的职业，只需要运用（一般性的）能力，来了解自己的偏好并做出排序，搞清楚自己究竟是喜欢战争的艺术还是外交的艺术——两个判然有别的选项。

不过从19世纪末至今，社会学家们并不认可这种认识人类行动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是服膺于习惯与规范的动物，而不是能做出慎思决定的动物。詹姆斯·杜森伯里（James Duesenberry）对此调侃道：“经济学讨论的问题都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社会学讨论的则是人们毫无选择的余地。”[4]然而，社会学家们也许忽略了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无意中领悟到的东西：资本主义将社会生活的许多场域改造成了市场，把社会行动改造成了反身性[5]的选择与决策，于是选择成了一种新的、至关重要的社会形式，现代主体通过这种社会形式在他们生活的大多数乃至全部层面理解和实现自我。[6]毫不夸张地说，现代人是通过这样的慎思行为来锻炼自己的能力从而长大成人的：从各种各样的对象中做出选择，包括服装或音乐品位、大学学位和职业、性伴侣的数量、性伴侣的性别、自身的性别、亲近或疏远的朋友等，都是“选择”出来的，都是深思熟虑和反躬自省的结果。社会学家们担忧，认同“选择”的观念就代表着对理性行为的天真、唯意志论（voluntarist）的认可，于是他们完全抛弃或者忽略了这样的事实：选择已经不仅仅是主体性的一个层面，而且变成了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行动的一种方式。社会学家们顽固地把选择看成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支柱，或是经济学的错误的认识论预设，或是自由主义的前锋，或是心理学生产出来的关于生命历程的幻象，或是消费者欲望的主要文化结构。在这本书里，我要提出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虽然社会学已经积累了无可辩驳的大量数据，表明阶级与性别的限制是在选择之中运作与构造的，但无论选择是否只是一种幻象，它都是现代人与社会环境及其自我相连接的基本模式。选择构成了社会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的模式。比如说，“成熟而健康的自我”就代表着这个人发展出了这样的能力：可以做出情感上成熟且真实可靠的选择；能逃离强迫性的、成瘾性的行为；能将自己改造成一个自由选择的、见多识广的、具有自我意识的情感体（emotionality）。女权主义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样貌也是一种选择的政治。世界级畅销系列小说《暮光之城》（Twilight）的作者斯蒂芬妮·梅尔（Stephenie Meyer）在自己的网页上言简意赅地写道：“女权主义的基石就是能够选择。反过来，反女权主义的核心就是告诉女性不能做某事，仅仅因为她是女性——由于她的性别而放弃任何选择。”[7]“支持选择”（pro-choice）甚至是女权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派别之一的代号。消费文化可以说是现代身份的支点，它就几乎自然地建立在永不停息的比较与选择之上。哪怕在实践中，选择确实是受限的或被决定的，但现代生活的相当大一部分依然是以主体选择的结果为形式进入人们的经验之中的，或表现为主体选择的结果。这个事实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形塑或体验自己的主体性的方式。因而，选择变成了现代人最主要的文化叙事。如果选择已经成为婚姻、工作、消费或政治等各种制度中最主要的主体性载体——人们如何进入这些制度以及如何感受这些制度——那么选择本身也必须成为一个值得社会学研究的范畴，成为行动的某种形式，我们需要以“自由”“自主”为最主要的文化框架对其进行分析。制度化的自由在消费、观念、品位、关系等领域生产出了近乎无穷的可能性，并迫使自我用五光十色的选择行为——它们的认知风格与情感风格明确但各不相同（比如，当下的择偶、择业就需要采用不同的认知策略）——来操演或演成自我的定义。所以，选择不仅像蕾娜塔·莎莉塞（Reneta Salecl）精彩地向我们展示的那样，是一种广泛的意识形态，[8]而且是在大多数的社会制度（如学校、市场、司法和消费市场等）和政治运动（如女权主义、同性恋者权益、跨性别者权益等）中，自主性制度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具体的效应。选择是人们与他们的自我发展出的一种实践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们通过超越和克服阶级、年龄或性别的决定论（比如获取大学学位，接受整形手术，改变性别身份）实现活出“真实”“理想”自我的宏伟目标。

在经济学思维的影响下，我们几乎总是对积极行为的选择（也就是我们说的“做出决定”）感兴趣，但我们忽略了选择更加重要的一个层面，那就是消极选择，即以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名义，拒绝、回避或退出我们面对的承诺、羁绊和关系。在与当下显然不同的20世纪初的知识（以及文化）处境中，许多声名卓著的思想家都曾拷问“消极关系”，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对死亡本能的讨论里研究过它，埃米尔·涂尔干在失范这个主题下也探究过它。1920年，弗洛伊德在《超越唯乐原则》一文中探讨了会驱使主体重复排演痛苦经历的强迫感（compulsion），而这种重复可能会将主体带向自我毁灭，使其永不可能完全进入关系或维系关系。比弗洛伊德稍早，涂尔干在1897年出版的《自杀论》是一份社会学研究奠基性的文本，[9]它就可以被看作是在研究消极关系，或反向的社会性，也就是研究社会成员的身份是如何瓦解的。弗洛伊德和涂尔干都同时抓住了两个相互对立的原则，即社会性与反社会性（anti-sociality），二者拥有共同的外延，也是相互接续的（contiguous）。我虽然追随两位前辈的脚步，但并不用本质主义的术语去看待反社会性，而是把消极社会性作为当代自由意识形态、选择的技术、发达消费资本主义的一种表达，并且把它作为资本主义部署的象征性想象的基本组成部分来探究。在新自由主义的性主体性中，人们所体验到的消极的社交性（sociability）其实并非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由恐惧、死亡或孤独的想法构成），反而是君特·安德斯[10]所说的一种“自我肯定式的自由”——自我通过否定别人、无视别人来肯定自己。[11]自我肯定式的自由也许是个人关系中最普遍形式的自由，并且正如我在本书中表明的，它展现了异性恋制度中自由的全部道德模糊性。

注释

[1]顺带一提，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同性恋的接触，并且相比异性恋的接触有过之而无不及。

[2]Jens Beckert，“Imagined Futures:Fictional Expectations in the Economy，”Theory and Society 42，no.2，219—240.

[3]Leo 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George Gibian（1896；New York:W.W.Norton& Company，1966；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24（中文出处第26页）。

[4]James Duesenberry，“Comment o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Fertility’”in Mark Granovetter,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ed Countries,ed.Universities National Bureau Committee for Economic Research（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233；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no.3（1985）：458—510（参见：马克·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镶嵌问题”，《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罗家德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第1—31页）。

[5]反身性（reflexivity），或译“反思性”“自反性”，是一个具有复杂渊源和深远影响的社会学概念，涉及主体性、知识和权力等社会学重点关注的问题。通俗地说，它指的是行动者对其所处的社会情境的理解，与他们在社会情境中的行动之间互相影响的辩证关系。行动者的行动会影响其所处的情境，而情境的变化会让行动者对它的理解也发生变化，进而又影响自身的行动。

[6]Sven Hillenkamp,Das Ende der Liebe:Gefühle im Zeitalter unendlicher Freiheit（Stuttgart:Klett-Cotta，2010）；Giddens,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Ian Greener，“Towards a History of Choice in UK Health Policy，”Sociology of Health and Illness 31，no.3（2009）：309—324；Renata Salecl，“Society of Choice，”Differences 20，no.1（2009）：157—180；Renata Salecl，“Self in Times of Tyranny of Choice，”FKW//Zeitschrift für Geschlechterforschung und visuelle Kultur,no.50（2010）：10—23；Renata Salecl,The Tyranny of Choice（London:Profile Books，2011；蕾娜塔·莎莉塞，《选择：为什么选择越多，我们越焦虑、越不幸福？》，杨佛尘译，中信出版社，2011）。

[7]Stephenie Meyer，“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Breaking Dawn，” dawn/.

[8]Renata Salecl，“Society of Choice；”Renata Salecl，“Self in Times of Tyranny of Choice；”Renata Salecl,The Tyranny of Choice.

[9]Durkheim,Suicide.

[10]君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1902—1992），犹太裔德国哲学家、记者、评论家、诗人。

[11]Günther Anders，“The Pathology of Freedom:An Essay on Non-identification，”trans.Katharine Wolfe,Deleuze Studies 3，no.2（2009）：278—310.See also Eric S.Nelson “Against Liberty:Adorno,Levinas and the Pathologies of Freedom，”Theoria 59，no.131（2012）：6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