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钱币综论

在过去的物质遗存中，钱币构成了一个重要的证据体系，供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钱币学家今天研究使用。钱币不仅是一种货币，也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有时还承载着复杂的政治信息。公元前7世纪初，钱币诞生于小亚细亚地区的古吕底亚王国。它是在更早的交换手段，如金属锭、雕刻金属物品、牲畜和粮食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尽管钱币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人们抛弃了其他类型的交易方式，但它很快便取得了成功，从小亚扩散到阿黑门尼帝国和埃及，然后传到希腊和西欧，又随着亚历山大东征到达了当时欧洲人所知道的东方世界边缘——中亚和印度。

尽管钱币在大小、形状、重量、材质、制作方法和图案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它们最基本和共同的特征是一块圆形（有时是方形）的金属，其中一面或两面刻有代表发行机构的某种文字、符号或标记，该机构通常是统治一个特定地理空间的主要政治力量。用于制造硬币的材料多种多样，包括黄铜、青铜、银、金、琥珀金、铅、铜镍合金等，这也证明一些古代工匠已经具备了高超技艺。金属自身对硬币的价值有自然影响，同时也具有象征性价值，尤其是金币。与现代钱币不同，希腊化时代流通的钱币没有面值（face value），其购买力由自身重量决定，重量标准因发行地而异。钱币首先是一种工具，旨在控制和促进经济生活。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一方面几乎一直影响着其他各个方面，尤其是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含义。

就印度西北部而言，从打造所谓的“戳记币”（punch-marked coins），以及流通阿黑门尼“大流克”（Daric）和“西格罗”（Sigloi）来看，公元前5世纪时当地人就已经掌握了钱币制作和生产技术。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公元前336—前323年）到来之后，在马其顿和希腊殖民者的推动下，整个中亚地区成为重要的造币中心。马其顿和希腊人的统治衰落之后，又长久地影响了继续统治这片土地的游牧民族（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亚人和贵霜人）。从这方面来说，中亚和印度西北部见证了东西方之间、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罕见、特殊的交汇，从而形成了像犍陀罗艺术这样独特的融合现象。希腊—巴克特里亚人（Graeco-Bactrians，公元前250—前130年）和后来印度—希腊人（Indo-Greeks，公元前180—公元10年）的钱币被专家们视作整个希腊化世界最精美的范本。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6世纪，即从希腊人到来至贵霜帝国衰落、萨珊时代兴起的这段时期，钱币流通于丝绸之路沿线，也很好地证明了它们的重要性。

历史著作

关于希腊人在中亚和印度西北部的文献记载极为稀少，文献中一共只提到8位国王，而钱币学研究则表明曾有45位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国王。文献中提到的8位国王分别是：

狄奥多托斯一世（Diodotus I，公元前250—前230年）和狄奥多托斯二世（Diodotus II，公元前250—前230年）。（查士丁：《庞培乌斯·特罗古斯〈腓力史〉摘要》，41.4.3-5，41.4.8-9；斯特拉波：《地理志》，11.9.3）

欧泰德姆斯一世（Euthydemus I，公元前230—前200年）。（波里比乌斯：《通史》，11.34.1-12）

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I，公元前200—前190年）。（波里比乌斯：《通史》，11.34.8；斯特拉波：《地理志》，11.11.1）

阿波罗多托斯一世（Apollodotus I，公元前180—前160年）。（《厄立特里亚航海记》，47）

德米特里二世（Demetrius II，公元前175—前170年）。（查士丁：《庞培乌斯·特罗古斯〈腓力史〉摘要》，41.6.4）

欧克拉提德一世（Eucratides I，公元前170—前145年）。（查士丁：《庞培乌斯·特罗古斯〈腓力史〉摘要》，41.6.1；41.6.4）

米南德一世（Menander I，公元前155—130年）。（《厄立特里亚航海记》，47；普鲁塔克：《道德篇》，52；斯特拉波：《地理志》，11.11.1。除此之外，米南德一世也以“弥兰陀”［Milinda］之名出现在《弥兰陀问经》中，是与佛教僧人那先［Nāgasena］对话的中心人物。《弥兰陀问经》成书于公元前100—公元200年之间，现存巴利文和中文两个版本）

关于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的出版物，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但直到19世纪，由于欧洲人在印度（后来也包括今巴基斯坦）活动，大量源自该地区的古币才进入欧洲的钱柜中。大英帝国的许多对历史感兴趣的军官和探险家进行了早期形式的考古探索，或在当地市场购买古币，这些都促进了钱币学研究的发展。查尔斯·马松（Charles Masson，本名James Lewis, 1800—1853年）就是这类活动的杰出代表。马松通过在阿富汗进行野外收集和发掘，收集了数以万计的钱币，其中大部分最终进入大英博物馆。19世纪30年代，马松还发现了贝格拉姆遗址（Begram，即古代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之后又继续考察了这一地区的若干佛教遗址。(30)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关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研究成果大多出自英国学者。法国人在这个领域也很活跃，法国驻阿富汗考古代表队（Délégation Archéologique Française en Afghanistan，简称DAFA）的考古学家们做了诸多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公布博物馆藏品以及进行历史研究。(31)尽管已经有很多出版物，但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该领域仍饱受缺乏文献史料和确切考古证据的困扰，这导致有时会出现一些关于希腊化王朝谱系或国王年代模糊，甚至是怪异的理论。新研究方法和新考古成果极大地促进了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研究领域的更新和进步。近期主要的和全面的著作是由波比拉赫奇（O. Bopearachchi）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币章古物部（Cabinet des Monnaies, Médailles et Antique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藏币及其他所有已知系列整理出版的图录：《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钱币：法国国家图书馆馆藏分类目录》（1991）。(32)虽然之后又有一些新的钱币类型和系列被发现，但迄今为止这本图录仍是主要参考资料。

20世纪90年代至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已经成为许多研究的主题。最初关注的重点是通过模具研究来区分狄奥多托斯一世和狄奥多托斯二世的钱币，因为这两位国王使用了相同的图像（投掷闪电的宙斯）和铭文（BAΣIΛEΩΣ ΔIOΔOTOY）。(33)近来有两篇文章提出了一种颇有争议的假设，认为在欧泰德姆斯一世崛起之前，还存在第三位未被文献提及的巴克特里亚国王。(34)关于欧泰德姆斯一世，以钱币正面国王年龄为依据的“初始”模型已经差不多被放弃，(35)有些研究者试图将这种钱币与安条克三世东征联系起来，更准确的说，是与安条克三世围攻巴克特拉（Bactra）联系起来。所以，围绕欧泰德姆斯一世钱币的主要问题还是如何将他大量的钱币与宽泛的年代框架相协调。

另一个存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巴克特拉和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造币场生产的塞琉古钱币。内维尔（N. T. Newell）认为，(36)及其变体都是巴克特拉造币场的标记，但后来在阿伊·哈努姆初期公共建筑的几块砖上也发现了这种花押，旁边还有字母或符号。所以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所有带这种花押的钱币都应归于阿伊·哈努姆吗？伯纳德（Paul Bernard）曾经讨论过，但最终放弃了这种假设。(37)一些不太了解情况的作者在几本书中依然支持这一假设，而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证明了这些结论非常值得怀疑。(38)此外，与阿伊·哈努姆相比，从巴克特拉得到的考古信息严重不足，也提醒我们讨论该问题时需格外谨慎。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笔者新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书，旨在通过模具研究来解答几位国王的货币政策问题。(39)除了上述所有研究外，一切涉及巴克特里亚人独立问题，一般都要利用狄奥多托斯一世钱币。钱币学家们现在尤其关注造币的地理问题，两个或三个造币场的解释模式曾长期受到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最近在中亚地区特别是坎培尔·特佩（Kampyr Tepe）、乌宗达拉（Uzundara）、詹达夫拉特帕（Jandavlattepa）等地考古发现的钱币至关重要。通过研究，我们认为早期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只有一个造币场制作金币和银币。此外，根据最新考古证据，伯纳德曾提出的“铜币分散生产”的假设似乎是可信的。(40)

对任何钱币体系的分析都能基于多种标准，可能是像花押这种钱币本身的固有元素，也可能是像出土环境这样的外在因素。模具研究关注的是钱币固有特质，与历史和考古背景无关。需要强调的是，在极度缺乏文献资料的情况下，中亚历史主要就是通过钱币学来研究的。如前文所述，我们通过钱币知道曾经存在45位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国王，而文献记载中只提到其中8位的名字。(41)这种方法论包括对一个特定体系中的所有钱币系统进行比较，而形成这些体系最常见的标准，是其中所有钱币都属于同一位国王。模具研究的基础是钱币制作方式，就中亚钱币而言，即锤子打制法。两个青铜或铁制的模子手工雕刻而成，通过锤子击打在钱币上留下浮雕图像。每个模具都有或多或少有明显的区别，所以就有可能将钱币进行组合，发现其中某些要素，如图像或花押是相互关联的。2007—2009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一支团队利用实验考古学证明了模具研究的可靠性，并提供了关于钱币生产的基本数据。(42)在缺乏历史背景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是获取钱币体系的组织、生产力以及更全面地了解某位国王货币政策的重要方式。

起源背景

如前文所述，最早的钱币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初阿吕阿特斯（Alyattes of Lydia，约公元前610—前560年）统治下的吕底亚王国，阿吕阿特斯的后继者克洛伊索斯（Croesus，约公元前560—前546年）被视为现代钱币的创造者。(43)几个世纪之内，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国家都学会了用金属块作为支付方式。优卑亚的埃雷特里亚（Eretria of Euboea，位于希腊）和以弗所的阿尔特米斯神庙（Temple of Artemis in Ephesus，位于土耳其）都曾发掘出这些文物。它们有各种样式，如条形、块形、切割或塑成的金属等，典型材质是银，金币比较珍稀。

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希腊半岛、小亚和近东沿海（黎凡特地区，包括今土耳其南部、叙利亚、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就已经开始与美索不达米亚有经济和艺术上的密切交往，所以它们在货币实践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公元前10世纪，上述部分地区被新亚述帝国（公元前911—前609年）征服，后来又被新巴比伦王国统治（公元前629—前539年），它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虽然没有打制和签名的钱币，但大量楔形文书生动地记录了当时货币运作体系之复杂和精细。

一种颇有吸引力的观点认为，发明造币是为了满足商人和公民日常生活的实际需求。另一种合理的观点是钱币被用于税收制度，而且成为发行机构的收入来源。制作钱币很可能是王族或公民的特权，在他们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不容许任何伪造或竞争机制存在，并且可能通过施行严厉的惩罚措施来保护这一制度。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解释钱币何以成功。例如，钱币发行国可以通过与外币间的汇率波动盈利，比如托勒密埃及，或者通过操控钱币本身所含金属价值与其重量标准之间的比率获利。(44)同时，还有一种假设认为，对于发行者（如国王或自由城市）来说，钱币是一种强大的工具，通过发行成千上万在境内外流通的钱币，创造特定图像来满足发行者和使用者的自豪感，可以维护其统治和权力。如此看来，希腊语nomos（法律）和nomisma（钱币或钱币系列）两个术语的近似关系就尤为明显了。(45)

在阿黑门尼帝国（公元前550—前330年），最早的王家钱币是克洛伊索斯金币和银币（约10.70克），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中期。它们正面展示的是一头狮子前半身与一头牛相对而立的图像。从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公元前522—前486年）时起，波斯大王所造的经典钱币是大流克金币（约8.40克）。“大流克”之名就源自大流士国王，正面是以弓箭手形象出现的戴王冠的国王。银币也采用相同图像，称作西格罗（约5.50克），价值相当于一枚大流克的1/20。然而，公元前6—前5世纪，希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钱币，即所谓的雅典猫头鹰币，它成为一种典型的国际货币，甚至在阿黑门尼帝国境内也大量流通，数量比西格罗还要多，尽管后者是国家货币。与此同时，埃及和近东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仿猫头鹰币。(46)

希腊人到来之前的中亚和印度西北部

大流克和西格罗是整个阿黑门尼帝国的法定货币，然而亚历山大到达兴都库什山以北之时，当地对使用加盖戳记和打制的钱币仍不熟悉，大部分支付还是要借助物物交换、实物支付以及称量金属等方式完成。(47)一般认为在兴都库什山以北发掘出的大流克和西格罗不是当地钱币，虽然其中一部分很可能是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由在此定居的希腊和马其顿殖民者所发行。(48)值得注意的是，后者是一系列双倍面值的大流克，带有ΣTA MNA ΦΛ、ΦA、ΦΛ、和Φ等花押，这些花押与仿雅典猫头鹰币和巴克特里亚地区发行的以索菲特斯（Sophytos）名义打造的钱币直接相关，下文会再讨论到这几种钱币。

至于兴都库什山的另一侧，学界对西北印度的北部地区何时何地出现最早的钱币问题争论不休。1924年，在塔克西拉的皮尔丘遗址（Bhir Mound in Taxila）的一处窖藏中发现了1167枚所谓的“弯条币”（bent-bars）。钱币学家们认为，这种特殊类型钱币应当就是该地区最早的钱币。(49)约翰·阿兰和H. C.沃尔什根据其中的三枚外来币判断，该窖藏被掩埋的时间应当是公元前5—前4世纪。(50)这三枚外来币中，两枚为亚历山大大帝所造，另一枚属于腓力三世（Philip III Arrhidaeus of Macedonia，公元前323—前317年），它们品相良好，而窖藏中的西格罗则有明显磨损痕迹，证实了阿兰和沃尔什的判断。

波比拉赫奇已经证明过，弯条形钱币曾在印度的帕罗帕米萨代（Paropamisadae）和犍陀罗地区广泛流行，尤其是像米尔扎卡（Mir Zakah）一号、二号这样的窖藏中发现了大量弯条币。(51)此外，塔克西拉的王公——印度国王翁菲斯（Omphis，后来以“Taxiles”之名为人熟知）为了说服亚历山大不要毁灭自己的王国而向其赠送的钱币也跟这种弯条币相似。昆图斯·库尔提乌斯·鲁弗斯（Quintus Curtius Rufus，生活于公元1世纪）记载，公元前327年春，亚历山大向塔克西拉进军，翁菲斯派遣使者告诉亚历山大，他已经准备好献出自己的王国。亚历山大欣赏这位印度国王的态度，于是允许他仍然保持自己的地位、头衔和权力。(52)我们还知道，翁菲斯献给亚历山大80塔兰特银币：

他宴请了亚历山大三天，到第四天，宣布自己已经为赫菲斯提昂（Hephaestion）的军队准备好粮食，不仅要送给亚历山大和他所有的朋友们黄金冠冕，还另有80塔兰特银币（argentum signatum）作为礼物。亚历山大对翁菲斯的慷慨非常满意，不仅归还了他的赠礼，而且额外从自己的战利品中拿出1000塔兰特回礼，另外还有许多供餐桌使用的金银器皿……(53)

昆图斯提到的“argentum signatum”，很可能就是前文提到的弯条形钱币或银块。

圆形币与弯条币并行存在，丹尼尔·斯伦贝谢（Daniel Schlumberger）将其称为“新型钱币”（monnaies d’une espèce nouvelle）。它们通过捶打模具或加盖戳记制成，主要发现于沙曼哈佐利窖藏（Tchaman-I Hazouri hoard）和谢罕德里窖藏（Shaikhan Dehri hoard）之中。(54)这些钱币按照阿黑门尼西格罗银币的重量标准（5.50克）制作，使用单倍或双倍（11克）面值。波比拉赫奇已经证明，通过捶打模子制作的圆形钱币在时间上早于印戳记的圆形钱币，前者时间为公元前5世纪，后者时间为公元前3世纪，弯条或方块状钱币出现得比它们更晚。(55)根据斯伦贝谢的假设，追溯这类钱币的起源“不必越过印度河，应该在阿黑门尼帝国的东部行省之内寻找”。 (56)谢罕德里窖藏发现的几个空白的币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弯条或方块币的生产过程，即通过浇铸或从金属板上切割而来。但该窖藏最重要的发现是四个金属块，每块重量相当于72个西格罗银币（约400克），证明自公元前5世纪，印度就已经掌握了白银冶炼和精炼技术。法国奥尔良的IRAMAT实验室对谢罕德里窖藏的若干钱币、币坯和金属块作了计量分析，结果明确表明含银量在90%到92%之间，与阿黑门尼王朝打造的银币不相符，因为后者含银量在97%到98%之间。以上几点都支持这些钱币起源于本土的判断。(57)

通过对上述各类钱币、币坯和银块的研究，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它们是印度西北部最初的钱币，当时该地区尚处于波斯大王统治之下。波比拉赫奇提出要重新考虑这些“新型钱币”的发行时间，应将它们重新归到公元前5世纪，因为谢罕德里窖藏中发现了一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20年左右的雅典四德拉克马银币，从而为我们确定了窖藏的上限。现已发现了各种面值的弯条形钱币：二西格罗（11克），一西格罗（5.50克），半西格罗（2.75—2.80克），四分之一西格罗（1.40克），六分之一西格罗（0.90克），八分之一西格罗（0.70克），二十分之一西格罗（0.27克），直至四十分之一西格罗（0.13克），它们的存在肯定了波比拉赫奇1999年所提出的假设的合理性。考虑到米尔扎卡一号窖藏中至少有560枚小面值的弯条币，(58)这种钱币的流通量一定相当可观。1992—1993年冬天，米尔扎卡二号窖藏有近50万枚钱币和数千枚弯条形钱币遭到非法发掘和抢劫。(59)巴基斯坦境内也发掘出了数百枚钱币，特别是1924年在皮尔丘发现了79枚。(60)以上种种充分证明，亚历山大到来之前，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就早已存在一个组织完备且高产的钱币生产体系。

钱币的基本特征

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王国的历史相互影响，它们的钱币铭文布局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都是圆形，铭文特点是只出现在背面，而印度—希腊人钱币则有希腊语和印度语言两种文字，同时出现在正面和背面。币文始终有相同的构成元素——属格形式的国王头衔（BAΣIΛEΩΣ）和名字（意为：某国王的［钱币］）。从公元前2世纪早期开始，使用赞语（如ΘEΩΣ，“神圣的”；MEΓAΣ，“伟大的”；ΣΩTHP，“拯救者”）也成为币文的特征之一。特殊情况下，币文中会提到国王父母或前任国王等，如所谓的“谱系”（pedigree）四德拉克马。(61)

最早的希腊—巴克特里亚钱币铭文布局方式相对简单，所有的金、银和铜币都垂直排列（）。铜币上有微小的变化，铭文有时会横向平行排列（）。从公元前250年至前170年，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钱币没有其他明显变化。但是在兴都库什山以南，希腊人新征服的印度土地上的情况正好相反。一些有趣的特征影响了印度—希腊人钱币上的铭文布局：它们采用双语铭文和新式的方形币坯，导致正面和背面的铭文都沿三条边排列（正面：；背面：）。有少数例外的情况，背面是用佉卢文字母拼写的犍陀罗语，从右向左读，内容与希腊语完全对应，包括国王的头衔“maharaja”和名字。方形币上的铭文排列方式又反过来影响了圆形钱币，起初以圆圈状连续排列（先是，后是），公元前2世纪中期开始变为从中间断开（）。这种排列方式随即成为其他印度—希腊人国王钱币铭文的标准样式。

这些钱币正面的国王头像或胸像也颇具特色（背面图像留待后文讨论）。国王额头上系着王带（diadem），即一种环绕额头的布条，以此表明他的王室身份，所以国王可以被清晰地辨认出来。但前三位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即狄奥多托斯一世、狄奥多托斯二世和欧泰德姆斯一世，似乎都不太重视自己的肖像，尽管欧泰德姆斯一世在钱币上将自己描绘成了长者的形象。可能直到公元前190—前180年德米特里一世统治时，我们才能在他的钱币看到国王真实的肖像。公元前2世纪之后，国王肖像上开始出现少量不同头饰，其中最常见、最著名的是饰有牛角或公牛耳朵的彼奥提亚头盔（Boeotian helmet）。欧克拉提德一世是最早戴这种头盔的国王，他的钱币数量巨大，政治地位极其重要，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后继者们。

最后，必须提到花押所扮演的核心角色。几乎所有的希腊化钱币上都有花押，它们由一串希腊字母组合而成。尽管一些钱币因为花押的形状和构成要素差异很大而显得非常复杂，但大量的钱币正面模具相互关联，证明它们的生产其实是组织有序的。花押曾先后被解释为：

——城市名

——统治年代

——督造钱币的地方官标志

——造币场标志

——被国王授权制作钱币的私人商行标志

随着钱币学研究的发展，通过对模具、币文和钱币风格的研究，各种花押逐渐被联系起来。2003年，波比拉赫奇根据对一处印度—斯基泰窖藏（Bara hoard）的模具研究，以及希腊—巴克特里亚（欧克拉提德一世）和印度—希腊人（米南德一世）钱币之间的模具联系，估算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至少有三个或四个造币场。(62)他没有判断花押本身的含义，而是通过正面模具、风格和语言之间的联系，勾勒出了两个王国所用花押的时空和地理框架。要完善这个框架，不仅有待未来进一步的模具研究，还需对不同地区所用花押的频率进行详细分析。

在塞琉古王国，几乎所有钱币上都有一个或多个花押，通常位于背面。尽管其中一部分花押的地理分布已经得到比较充分的研究，如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cia on the Tigris）、奥龙特斯河畔的安条克（Antiocheia on the Orontes）、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巴克特拉（Bactra）等地的造币场，并且可以通过它们的开工、迁移甚至活动中断等情况来追踪造币场的历史，但我们目前对这些花押的解释仍然存在争议。勒里德尔（G. Le Rider）驳斥了花押是造币官标记的假设，认为当时存在一个常设公共职位（即官员）来专门监管持续不断的造币活动的可能性很小。更可信的假设是这些花押代表了造币场的工匠，他们承担间歇性的造币任务。(63)

总之，根据福斯曼（G. Fussman）的观点，我们可以断言，花押既不是城市名，也不是纪年标志、造币场标记、团体名字或刻模师标记。是作坊标志的假设更不太可能，如果这样的话，就存在有些模具会在不同作坊，甚至是同一个城市里的作坊之间传来传去的情况，这不符合造币是有计划地分配生产活动的预期目标。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假设：有特定的人被委派监督钱币生产。这可以支持我们的若干结论，虽然这种假设仍不确定，尤其是如何解释某些花押被长期使用的情况。然而，从长远来看，有些造币场可能因为各种钱币学分析无法知晓的原因（领土丧失、政治动荡等）而搬迁。

类型、图像和风格

中亚希腊化钱币的类型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希腊神、印度神、各种人物、附属物与象征符号，以及动物。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钱币上的希腊神有阿波罗（Apollo）、阿尔特米斯（Artemis）、雅典娜（Athena）、狄奥尼苏斯（Dionysus）、狄奥斯库里兄弟（Dioscuri）、赫利奥斯（Helios）、赫拉克勒斯（Heracles）、赫尔墨斯（Hermes）、尼科（Nike）、波塞冬（Poseidon）、塞勒涅（Selene）、提刻（Tyche）和宙斯（Zeus）。金、银币与铜币之间有一项基本区别，前者背面通常是一位主要的希腊神祇，后者则展示了更为丰富的与宗教事件相关的希腊化图像。因此，这些图像提供了关于希腊和马其顿殖民者的日常生活以及逐渐受到来自印度世界影响的丰富信息。印度—希腊人从公元前190年开始打制钱币，这一时期正是德米特里一世征服印度领土的时候。有学者认为，以大象／马作为图像的无字铜币（偶尔带有希腊字母）可能是德米特里一世在塔克西拉发行的，(64)所以，这种在当地已经消失了两个半世纪的技术和上文提到的“新型钱币”被重新引入。尽管德米特里一世及其部分继承者被明确地视作是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但他们从这时起就已经打制印度—希腊钱币了。

在印度—希腊人王国早期阶段，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约公元前180—前176年）统治下印度神对中亚希腊化钱币的影响引人注目。他的一个方形银币系列展示了两位印度神，正面是大力罗摩（Balarāma-Saṃkarṣaṇa），背面是黑天—克利须那（Vāsudeva-Kṛṣṇa）。这类钱币最早在阿伊·哈努姆被发现，(65)它让我们清楚、明确地了解印度毗湿奴信徒的最初迹象。(66)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莱昂（Pantaleon）都发行了纯印度风格的铜币，这些钱币正面是身穿长纱、手持莲花的女性形象，背面则是典型的印度狮子。另外还有些钱币的图案是星星浮现在山丘上和树被围在栅栏中，与当地印度钱币非常相似。(67)所以，阿伽托克勒斯和潘塔莱昂的钱币表明，公元前180年中亚的希腊殖民者已经深入到犍陀罗和塔克西拉周边地区，即印度河流域，此前这里曾是阿黑门尼帝国的最东部边境。(68)

正面国王肖像也迅速变化，以一系列不同帽子和头盔为特征，这些元素都向钱币使用者传递着特定政治信息。国王德米特里一世总被描绘成戴象头皮盔的形象。这种头饰令人印象深刻，被解释成与他在印度的征服事业相关，或者也可能是为了庆祝已经取得的成功。

两位印度—希腊人国王吕西亚斯（Lysias，公元前120—前110年）和德米特里三世（公元前100年）也戴着相同的象头皮盔。国王安提马库斯一世（Antimachus I，公元前176—前171年）戴平顶帽（kausia），这是军人们常戴的一种典型马其顿头饰，与他大约同时的阿波罗多托斯一世也戴这种帽子。前文提到，欧克拉提德一世大王引入了有牛角和公牛耳朵装饰的彼奥提亚头盔。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米南德一世则戴一种可调节面罩的头盔。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后继者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模仿欧克拉提德头盔类型，另一种模仿米南德头盔类型。此外，除胸像外，国王还可从背面视角展示自己系王带，戴或不戴头盔，以一种相当军旅风格的姿势投掷长矛的样子。安提马库斯二世（Antimachus II，公元前165—前162年）还开创了国王骑马的类型，早在印度—斯基泰人之前，它就已经成为印度—希腊人国王钱币上流行的形象，并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

雅典娜·阿尔基德莫斯（Athena Alkidemos），即“人民的保卫者”，在马其顿是一种广为人知的钱币图像类型，米南德一世时期被应用于印度—希腊人钱币。虽然她曾经在亚历山大大帝的钱币上短暂出现过，但出现在中亚的希腊化钱币上更可能是在暗示本地希腊权力的马其顿起源。(69)起初，这位女神的风格非常古风，后来逐渐演化，到印度—希腊人统治末期特别是公元前1世纪末，其形象明显退化。另一方面，宙斯被描绘成各种不同的姿态（头像或胸像、站像、坐在王座上的形象等），且与各种附属物一同出现（闪电、赫卡特［Hecate］、尼科、大象等）。除最后五十年外，几乎整个希腊时期的钱币上都描绘过宙斯。

通过中亚希腊化钱币的风格，我们可以确定哪些钱币是国王在世时发行的，哪些是他们去世后以其名义发行的。实际上，有些钱币无论是从风格还是花押（或者二者结合）来看，都应晚于钱币上所提及国王的统治年代。为此，我们必须讨论一下“蛮族化”（barbarization）的概念，这是根据各类元素的缺失或变形（例如，人物特征变得越来越粗糙），以及币文的错误或完全缺失来确定的。虽然有时我们并不清楚这些国王死后以其名义发行的钱币（posthumous issues）究竟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所造，但它们的年代学和类型学研究常常是理解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与周边游牧民族关系的关键。这些希腊化钱币被外族模仿并沿用类型，足以证明希腊钱币在中亚的重要性和声誉。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国王中，以下几位国王的钱币被仿造过：欧克拉提德一世、赫利奥克勒斯一世（Heliocles I，约公元前145—前130年）、米南德一世、安提阿尔吉达斯（Antialcidas，公元前115—前95年）和赫尔迈欧斯（Hermaios，公元前90—前70年）。毋庸置疑，这些国王统治时期都是发生深刻政治变革的时期。

作为“国际”货币的希腊钱币

公元前6—5世纪，雅典猫头鹰币是当之无愧的“国际”货币。它们在整个希腊世界流通，并且在黎凡特和埃及等地被大量模仿。(70)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开始，阿拉伯半岛、美索不达米亚甚至巴克特里亚地区也参与到这一经济现象中来。在埃及，阿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III，公元前358/359—前338年）、萨巴凯斯（Sabaces，公元前338—前333年）、马扎凯斯（Mazaces，公元前333—前332年）都发行过雅典猫头鹰仿造币。阿塔薛西斯三世使用的是埃及世俗文字，后两位用阿拉米文。(71)因此，波斯大王最后的总督们似乎在埃及开创了在钱币上出现国王名字的波斯传统。

在更往东的地区，马扎欧斯（Mazaeus，约公元前361—前333年）于公元前360年左右被任命为西里西亚总督，后来又被阿塔薛西斯三世委任河外行省（Transeuphratia）总督之职。公元前331年底，马扎欧斯投降亚历山大并献出塔普萨库斯（Thapsacus）后，被亚历山大任命为巴比伦总督。马扎欧斯很快开始发行所谓的“狮子”四德拉克马，采用阿提卡重量标准，这是亚历山大允准他的特权。公元前328年马扎欧斯去世后，这种钱币上不再使用阿拉米字母但继续生产，可能直至公元前281年安条克一世即位才停止。此外，公元前4世纪末，巴比伦尼亚也制作了大量仿雅典猫头鹰币，上面刻有铭文AΘE或者是阿拉米字母拼写的马扎凯斯名字。有马扎凯斯名字的钱币相当复杂，有人认为它们是模仿了马扎凯斯在埃及发行的钱币（所以钱币上有铭文），或者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1973窖藏中出土了数十枚有MZDK铭文的仿造币。P. G.万·阿尔芬（P. G. Van Alfen）认为，只有从公元前320年左右开始，随着马其顿人的到来，大量猫头鹰币的真品和仿品才从美索不达米亚流通到中亚，它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只有十年左右。(72)

众所周知，公元前333年10月至公元前332年9月，塔尔苏斯（Tarsus）和西顿（Sidon）先后开始发行亚历山大钱币。亚历山大生前虽在底格里斯河以西地区（西里西亚、腓尼基、叙利亚）发行了自己的四德拉克马银币，但他有生之年未曾试图在帝国范围内削弱其他钱币，强制推行自己的钱币。皮尔格鲁伯（R. Pirngruber）估计，公元前324至公元前318年间，巴比伦尼亚造币场用于制作“亚历山大”钱币的正面模具有203个，共做出2706银塔兰特（或者400万四德拉克马）。(73)公元前311年以后，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国仍发行亚历山大的钱币，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公元前311—前281年）的大部分金银币都是这种类型，而托勒密一世（Ptolemy I，约公元前305—前285年）进行重大币制改革之前发行的钱币很少。在塞琉古王国，巴比伦是亚历山大钱币最主要的产地，直到公元前300—前290年仍在大量生产。

综合考虑，公元前325年左右，希腊化世界东部地区流通的各式钱币普遍越来越弱势，即使是雅典猫头鹰币也不例外，无论原版还是仿造币，它们都很快被亚历山大钱币以及后来的塞琉古国王钱币所取代。四德拉克马银币采用阿提卡重量标准，尽管重量有时会明显波动，暗示统治当局控制力的削弱或它们在地方流通。不过无论如何，巴克特里亚为了参与与西邻间的国际贸易，应该也会发行雅典猫头鹰币。(74)

中亚地区的前塞琉古钱币

正如前面讨论的，巴克特里亚由于位于伊朗和印度世界的边缘，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仍未通行货币，交易时使用未经加工的金属，根据需要剪切相应重量。据波比拉赫奇的说法，中亚地区发现的少量大流克并非当地制作，尽管一些钱币的生产时间可能是公元前4世纪末。(75)公元前329年后，随着希腊—马其顿殖民者来此定居，情况发生了彻底改变，这些人不仅习惯使用钱币，而且还懂得打制钱币。虽然后续时间线仍然不甚清楚，但公元前294年左右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塞琉古王朝开始在巴克特里亚造币，当时塞琉古一世刚开始与儿子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公元前281—前261年）共治。这两个事件之间发生过什么呢？公元前325年和公元前323年分别发生了两次起义，都遭到残酷镇压，领导者是希腊—马其顿殖民者，他们可能不愿在中亚永久定居，期望能在积累一些财富之后返回故土。(76)

因此，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3世纪初的特点是突发了诸多政治变革。中亚曾经是，并且依然是一片多种影响交汇之地，也是一个社会大熔炉，西方统治者必须适应这种环境以确保自己的地位。这三十年间，希腊化世界普遍存在动荡，导致了许多暴力冲突，并出现了各种由半自治的统治者们发行的钱币。巴克特里亚也生产了几种钱币，包括雅典猫头鹰仿造币、所谓的“鹰”系钱币（“eagle” series），以及最重要的索菲特斯钱币（Sophytos coins）等。(77)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抵达中亚，公元前294年，安条克一世被任命为上省总督，二者为我们提供了发行雅典猫头鹰仿造币、鹰系钱币和索菲特斯钱币的明确时间界限，它们显然都是在这个时间点之间制作的。有“索菲特斯”名字的钱币有一个新的突出特点——它描绘了带有护颊片（paragnatides）的头盔。公元前305年左右，塞琉古一世在苏萨（Susa）发行的纪念币也是这种类型，(78)诚然，这种钱币目前尚未在巴克特里亚地区发现，但二者之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尽管我们可以提出假设，公元前294年之后，当安条克一世正以享有国王权威的共治者身份生活在伊朗和巴克特里亚，并于公元前292年左右开设了巴克特拉造币场的时候，索菲特斯或许也能打制自己的钱币，但这种假设很难成立。(79)因为塞琉古王国在此处发行钱币，而且对巴克特里亚格外关注，说明这期间不能制作其他钱币。公元前281年，安条克一世成为唯一的国王后情况更加明确，当地标准被彻底废除。

有两种钱币的归属仍然很复杂，难以确定，主要是由于它们的类型学问题。第一类钱币是卡拉索斯（Kalathos）？/面正而立的猫头鹰型，重量接近当地标准的“三个半奥波尔”（trihemiobol, 0.87克）。1973年首次公布了一枚这种类型的钱币，(80)来自在阿富汗发现的一批钱币中。这批钱币共8枚，大多是雅典猫头鹰仿造币和鹰型币。此后又公布了3枚。乍一看，这个系列与前面提到的雅典猫头鹰仿造币之间没有太大联系，然而，1973年窖藏中出现的一枚钱币让卡拉索斯型钱币与雅典猫头鹰仿造币有关的假设有了一定的可信度。第二类钱币上也没有铭文，正面是野猪头，背面是狮头。这类钱币共11枚，1947年在米尔扎卡一号窖藏中被首次发现，重量是当地标准的二奥波尔（1.17克）。钱币的正面是一串葡萄的图案，至少三枚的正面还有花押。尽管类型不同，这两个元素都表明该系列与雅典猫头鹰仿造币之间存在联系。现在已经充分证明，来自地中海希腊世界的钱币至少从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在中亚流通，所以为了确定哪些钱币可能影响了希腊化世界东部的刻模师，必然要回顾希腊和马其顿殖民者们来自何处。

雅典猫头鹰仿造币和索菲特斯钱币都使用MNA（有时写作ΣTA MNA）组成的花押。另外，一种以“持矛和弓的国王／椭圆形凹陷”为图案的二大流克上有花押（或铭文？）ΣTA/MNA/ΦΛ，与上述钱币有明显相似之处。钱币学家们对这些字母有多种看法。B. V.黑德（B.V. Head）曾经认为它们表示重量，后来更倾向认为指的是公元前321年开始担任巴克特里亚总督的斯塔萨诺尔（Stasanor of Soloi），而F.伊姆霍—布鲁默（F. Imhoof-Blumer）则认为这些字母代表了Stamenes的名字。最近，伯纳德在谈到这些花押时提到了“签名”的概念，但也承认无法确定具体指代的个人。最后，M.门多萨—萨那胡亚（M. Mendoza-Sanahuja）也认为这些字母是指斯塔萨诺尔，他发行这些二大流克可能是为了支付军饷，同时提醒士兵们要效忠自己。(81)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最东部也是最高产的造币场之一位于巴比伦，它于公元前331年开启，公元前305年停止生产。一般认为，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公元前335—前330年）去世后出现的一系列大流克和二大流克由该造币场生产，据尼古拉—皮埃尔（H. Nicolet-Pierre），这些钱币的发行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去世之后。如果很难证明这些钱币是亚历山大本人所造，那么它们极有可能是被充作了军饷。亚历山大在穿越崩溃的波斯帝国的过程中，逐渐积累了成千上万的塔兰特。无论情况究竟如何，对于亚历山大留在中亚的希腊和马其顿定居者来说，大流克是司空见惯的货币，他们决定继续使用这些钱币也不足为奇。不管字母ΣTA MNA /ΦΛ和花押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们都足以证明这些二大流克的产地位于伊朗高原以东地区。最后，即使我们无法找到任何能将其与斯塔萨诺尔或斯塔山德罗斯（Stasandros）联系起来的决定性因素，但也没有充分的证据否认这一假设。

重量及度量标准的演变

公元前4世纪末至公元前3世纪初，巴克特里亚钱币的特点是存在两种重量体系：四德拉克马和二德拉克马采用阿提卡重量标准，而更低的面值——德拉克马、半德拉克马、二奥波尔和奥波尔则采用所谓的“当地”标准。尽管阿提卡重量标准的钱币可能也在巴克特里亚使用，但它们更可能是用于满足国际贸易的需求，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雅典猫头鹰币是其中最重要的货币之一。地方标准的存在以及它只用低面值，说明这些钱币的使用范围限于巴克特里亚。对于所有这些系列中的二德拉克马硬币，一部分钱币学家认为它们同时符合两种不同的重量标准，另一观点则认为它们仅符合本地标准。然而，如果当地德拉克马重不超过3.5克左右的话，那么与之相匹配的二德拉克马重量应该在7克左右。两种面值的平均重量不仅明确了与当地德拉克马相匹配的重量，更重要的是还需对二者加以区分。(82)

这种重量标准一直用到塞琉古王朝时期，塞琉古一世和安条克一世联名发行的钱币就是这种标准。那么它是如何起源的呢？有一种有趣的钱币标准在年代和地理上都与之相近，即印度戳印币的重量标准，理论上每拉提（ratti）0.11克，三十二拉提即3.52克。(83)除产地印度外，在巴克特里亚也发现了这种印度钱币，尤其是阿伊·哈努姆遗址中发掘出了数百枚。(84)所以，这种数量丰富的钱币很可能影响了定居在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希腊和马其顿殖民者的货币政策。然而，前文已经提到殖民者精通钱币的制作过程，如果考虑到这一点，以及他们所表现出的强烈文化认同的话，这种观点又太过牵强。最重要的是没有证据证明在亚历山大之前，这些印度钱币曾在巴克特里亚流通，当时这里是阿黑门尼帝国的一部分。事实上，从公元前4世纪初开始，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就开始打制一些“新型钱币”，它们可以被视作弯条币的前身。虽然伯纳德有力证明了公元前4世纪，阿拉科西亚（Arachosia）、帕罗帕米萨代和印度河流域，也就是和孔雀帝国建立了经济联系，(85)但我们无法对巴克特里亚得出同样明显的结论。所以，目前还是要对这种假设保持审慎的态度。

伯纳德根据斯伦贝谢的分析，认为所谓的地方标准实际上是马其顿标准，在亚历山大钱币改革之前就已经使用。事实上，公元前359年，马其顿人腓力二世（Philip II，约公元前359—前336年）上台后发行了两种重量标准的钱币：金币采用阿提卡重量标准，银币采用新的、短暂的“色雷斯—马其顿”（Thracian-Macedonian）标准，四德拉克马重14.5克。对此最可能的解释是两种钱币分别有不同的使用目的，因为雇佣兵更青睐黄金。亚历山大统治之初也采用了这种标准，发行了一种宙斯／鹰型钱币，反面的鹰转头回望下方的雷电。至于我们所关注的巴克特里亚，当地重量标准理论上每德拉克马3.62克，半德拉克马1.81克，二奥波尔1.21克，一奥波尔0.60克，然而实际上由于磨损或钱币生产过程中缺乏精准控制，有时会导致钱币重量略低于标准。

从钱币学方面讲，生活在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和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印度—希腊人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他们使用不同重量标准的钱币。阿提卡重量标准是每德拉克马重4.20克，公元前4世纪在巴克特里亚定居的希腊殖民者自然采用这一标准。而帕罗帕米萨代、犍陀罗和旁遮普的印度人则在公元前2世纪初创造了重量更轻的所谓“印度标准”，每德拉克马重约2.45克，继承了印度戳记币的重量标准。两种标准包含了类似的面值，但重量不同：四德拉克马分别是16.8克和9.8克，半德拉克马分别是2.10克和1.22克。希腊—巴克特里亚人还打制奥波尔（0.70克）和半奥波尔（0.35克），印度—希腊人则未用这种面值。两个群体都发行了阿提卡标准的斯塔特金币（8.40克）。最后，几位印度—希腊人国王曾发行过阿提卡标准的四德拉克马银币，(86)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解释这一系列钱币的起源和用途？如果不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使用的话，国王们为什么会发行这种钱币？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证明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人虽然受到斯基泰游牧民族和月氏人的冲击，但仍占据着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部分领土，更确切的说是仍占据着巴达赫尚地区（Badakhshan region）。更可能的解释是，这些钱币被用于商业目的，或者是为了阻止游牧民族越过兴都库什山而向其交纳的供奉，但公元前1世纪，他们最终还是逐渐摧毁了印度—希腊人的统治。

铜币存在许多问题，因为有时重量标准会急剧变化，导致面值分类非常困难。(87)此外，铜币更易遭到腐蚀，重量也会有所变化。铜币最基本的希腊面值是查柯（chalkos），相当于六分之一德拉克马，然而，大多数钱币学家更倾向于使用“单位”（unit）这一术语来描述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的铜币。希腊—巴克特里亚人的一单位重量大约是4.20克，以此为基础，可以分为四分之一单位（1.05克）、二分之一单位（2.10克）、二单位（8.40克）、三单位（12.60克）、四单位（16.80克）以及六单位（25.20克）。印度—希腊人的一单位铜币重约2.45克（所以像印度标准的德拉克马一样，一单位重量也更轻）。两个王国的历史都对铜币体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公元前2世纪，欧克拉提德一世统治下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和米南德统治的印度—希腊人王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欧克拉提德的胜利深刻地改变了兴都库什山南北两侧的货币政策。当公元前145年左右米南德一世重新掌权的时候，他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铜币系统，一单位铜币从2.45克变为2.75克，(88)同时，上面还有相应的希腊字母（A、B、Γ、Δ、H、Θ、Σ）表示面值，防止印度人不清楚钱币的类型和大小。但这一尝试显然没有成功，米南德的后继者们放弃了字母系统。

希腊化钱币的影响

大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先是索格底亚那，然后是巴克特里亚逐渐落入游牧部落控制之下。这些游牧民族分为斯基泰人和来自中国西部的月氏人。月氏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后来建立了贵霜王朝。在兴都库什山以南，印度—希腊人继续统治了大约150年。这场危机是内外因素的直接后果。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希腊人之间的对抗日益紧张，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之间的领土争夺战争都导致了深重的王朝危机，当地人对希腊人的统治感到不满。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由于置身于西方的帕提亚王国、北方和东方游牧的斯基泰人和月氏人之间，也感到压力与日俱增。

要理解印度—希腊人政权消失，以及月氏人在帕罗帕米萨代定居的情况，对各种仿赫尔迈欧斯的钱币系列的研究是关键。(89)赫尔迈欧斯与阿奇比乌斯（Archebius）同时代，但这两位国王统治区域不同。根据花押为我们提供的信息，阿奇比乌斯统治犍陀罗和西旁遮普（印度河流域以及塔克西拉周边），赫尔迈欧斯的王国则位于帕罗帕米萨代地区，在高加索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in Caucasus，即贝格拉姆）附近。约公元前70年，赫尔迈欧斯去世后，帕罗帕米萨代的希腊人政权最终灭亡，但他的钱币却被后来的一系列钱币模仿，区分这些仿造币的主要依据是它们的风格和铭文都越来越“蛮族化”。最早打制这些仿造币的是月氏人和印度—斯基泰人，后来印度—帕提亚人贡多法勒斯（Gondophares，公元30—50年）统治时期也发行了仿赫尔迈欧斯钱币。这一漫长系列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最后：库久拉·卡德菲塞斯（Kujula Kadphises）的名字（Kujulakasa kushanayavugasa dhramathidasa意为“丘就却　贵霜首领　虔诚的”），取代了原有的印度铭文Maharajasa rajarajasa mahatasa Heramayasa（“大王　众王之王　伟大的　赫尔迈欧斯”）。丘就却是月氏贵霜部落成员，公元1世纪建立了以自己部落命名的王朝。

印度—斯基泰人属于东斯基泰人，大约于公元前1世纪中期定居在今巴基斯坦北部。他们是罗马文献中提到的“萨卡人”（Sacae），也是中国文献记载中的“塞人”。考古资料清楚地证明，他们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即萨尔玛提亚人（Sarmatians），以及来自阿尔泰山的斯基泰人之间存在联系。然而，即使最近几年有大量铭文被发现，由于缺乏可靠的文献记载，印度—斯基泰人的历史和年代问题仍模糊不清。印度—斯基泰国王阿泽斯一世（Azes I）创造的纪年在一个半世纪后仍被使用，(90)见证了该王朝在整个犍陀罗地区的强大影响力。印度—斯基泰钱币很容易辨认，公元前1世纪中期，沃诺尼斯（Vonones）发明了国王骑马像后，几乎所有的印度—斯基泰钱币都采用这种类型。

月氏人占领帕拉帕米萨代的同时，一位名叫毛伊斯（Maues）的印度—斯基泰王公占领了塔克西拉。他的统治时间开始于公元前78—前58年之间。通常认为，毛伊斯就是1862年发现的Pakita铜板铭文中提到的国王“Moga”，该铭文的时间是Moga大王第78年。(91)到目前为止，只有这则铭文中提到了毛伊斯。毛伊斯彻底颠覆了他的印度—希腊人前辈们的造币习惯，取消了在钱币正面描绘国王胸像的传统，他的后继者们亦是如此。毛伊斯还将常见的希腊和犍陀罗语头衔BAΣIΛEYΣ/maharaja（“国王”）替换为BAΣIΛEYΣ BAΣIΛEΩN/rajatiraja（“众王之王”），这是源自波斯的称号。(92)他在布色羯逻伐底（Pushkalvati）和塔克西拉设有造币场，另外还有一个造币场位置尚不确定。(93)他与印度—希腊人国王阿尔特米多罗斯（Artemidoros）之间关系密切，阿尔特米多罗斯在一类钱币上声称自己是毛伊斯的儿子（养子？）。毛伊斯去世后，他的王国被希波斯特拉图斯（Hippostratus）、泰勒夫斯（Telephos）、阿波罗多托斯二世（Apollodotus II）和阿尔特米多罗斯等四个印度—希腊人国王瓜分。

印度—帕提亚王国起源于伊朗东部和阿富汗西部地区之间的锡斯坦（Sistan），所以这个王朝中有帕提亚（即伊朗）元素不足为奇。印度—帕提亚王国的范围要比印度—斯基泰王国更加广阔，包括锡斯坦（阿里亚和德兰吉亚那）、阿拉科西亚、帕罗帕米萨代、犍陀罗、查谟（Jammu）和信德（Sind）等地。印度—帕提亚人生产银币和银铜合金币，但没有青铜币，放弃了当时使用的复本位制。印度—帕提亚钱币的类型因地区而定，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特色，根据情境不同有所变化。在锡斯坦，钱币类型、重量标准（每德拉克马3.70克）以及国王肖像模式都直接受帕提亚钱币影响；在阿拉科西亚，钱币采用印度重量标准，是希腊语—犍陀罗语双语币；在犍陀罗，印度—斯基泰人钱币尤其是钱币正面的国王骑马像，是印度—帕提亚钱币的模范；在查谟，印度—帕提亚人钱币受拉竺乌拉（Rajuvula）钱币的启发。

最后，各贵霜王中，只有库久拉·卡德菲塞斯（Kujula Kadphises）的统治时间（公元50—90年）相对确切，这得益于中国史书的记载和他的钱币。《后汉书》提到一位名叫“丘就却”的翖侯（yabghu，意为领导者）统一了贵霜帝国。历史学家和钱币学家都认为，中国史书中记载的这位人物就是这位库久拉·卡德菲塞斯，他的名字用希腊语拼写为KAΔAΦEΣ或KOZOΛA KAΔAΦEΣ，用犍陀罗语拼写为Kujula kasa或Kuyula Kaphsa。(94)丘就却的孙子，威玛·塔克图（Vima Takto，公元90—95年或公元95—100年）的儿子威玛·卡德菲塞斯（Vima Kadphises）统治初年，发行了一系列特殊金币，上面刻有铭文BACIΛEωC OOHMO TAKTOOY KOÞÞANOY YIOC（贵霜人威玛·塔克图之子）。这类钱币的设计，尤其是铭文排列方式受到了250多年前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阿伽托克勒斯和安提马库斯一世“谱系”钱币的启发。(95)这些钱币可能是威玛·卡德菲塞斯发行的最早的钱币，首次用希腊文转写了威玛·塔克图的名字（Vema Taktu或Vema Takho）和头衔（kushana yavugasa），之前这些内容都用印度语拼写，虽然最后一个头衔在赫劳斯币（Heraios coins）上刻成了“KOIIANOY”。(96)正如拉巴塔克铭文（Rabatak inscription）所反映的，希腊文直到迦腻色伽一世时期（Kanishka I，公元127—150年）才在官方文书和钱币中正式被巴克特里亚语所取代。(97)

结语

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统治下发行的中亚希腊化钱币为我们了解那些生活在希腊世界边缘的人的历史和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们发行了大量钱币，他们的货币政策受技术条件的直接影响，最早一批统治者们钱币风格的多样性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的前五十年，见证了一个缓慢但清晰的转变过程：巴克特里亚继承了塞琉古的造币习惯，在公元前3世纪上半叶实现了货币化，国王、造币场人员以及刻模师能完全掌控生产过程。钱币与国家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必须牢记，它们最初并不打算在王国之外流通，无论含有怎样的政治信息，它们的首要以及最重要的目标是服务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和当地的巴克特里亚人。所以，公元前2世纪初之前，我们在钱币上找不到相对真实的肖像。最早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国王看起来并不真正在意自己的肖像是否写实。欧泰德姆斯二世和安提马库斯一世统治时期，这种倾向逐渐减弱，这二人虽使用了多种花押，但肖像非常相似。模具研究证明，金银币似乎是集中生产，产地无疑与主要的权力所在地密切相关，这个中心很可能是巴克特拉。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内部如何分配钱币仍是棘手问题，虽然将其与军队驻防网络联系起来合乎逻辑，但它肯定与应对游牧民族的威胁也有紧密的关联。

印度—希腊人王国初创的几十年，即公元前170—前130年间，王国疆界不断变动，在战争与和平中发展到顶峰。阿波罗多托斯一世在位期间进行了创新，引入了新的钱币重量标准。钱币证实了考古学已经告诉我们的信息：兴都库什山南北两侧的交流活跃而持久，并且，无论希腊—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希腊人关系如何，他们似乎都无法设想自己的领土空间与对方相分离。统治帕罗帕米萨代、犍陀罗和旁遮普的印度—希腊人国王都非常关心自己的钱币是否被当地的印度人所接受。这种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要让一个不习惯使用钱币的族群去使用钱币，他们要利用日常且重要的钱币来确立希腊人的权力。但是，缺乏铭文资料使我们很难理解他们各自的钱币是如何与另一种钱币交互使用的，尤其是如果二者之间有兑换，兑换比率是多少。在纯钱币学的层面上，尽管花押的使用情况并不总与政治传承相一致，但能看到国王之间因对抗关系或世系传承而相互影响。最后，米南德一世的王国分裂后出现了许多统治短暂的印度—希腊人王国，他们的货币政策至今仍不明确，最近也没有关于它们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提醒读者不要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传世的钱币，而应将它们视为一个运行和演变的整体。希腊—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希腊人国王们似乎系统地采用了我们所称的“半干预货币政策”，这体现在对钱币背面图案、所用的金属、铭文尤其是王衔等几项固定的、明确的特征的影响。希腊人在中亚和印度的历史首先是钱币学的历史，对希腊人的后继者们，即公元1世纪初期，逐渐终结了希腊人的统治那些人来说亦是如此。

（奥利维尔·波尔多撰　李潇译　徐朗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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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雅典钱币上的雅典娜及猫头鹰形象，厄基那钱币上的乌龟形象（美神、港湾之神阿芙洛狄特的象征），科林斯钱币上的双翼小公马珀伽索斯（Pegasos）和戴科林斯式头盔的雅典娜形象。

(2)这些钱币上的国王名字与称号，一般均用希腊语属格，如AΛEΞANΔPOY（of Alexander），意即“亚历山大的钱币”。

(3)李铁生编著：《古希腊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44—45页，图4-5、4-6、4-7、4-8。笔者2018年11月到马其顿王国都城遗址培拉（Pella）考察，在博物馆看到了数十枚当地出土的马其顿王国的钱币。其中在归属于阿明塔斯三世（Amyntas III，约公元前393—前370/369年）和腓力二世的钱币上，正面多为赫拉克勒斯、宙斯的头像。关于希腊化钱币的马其顿渊源，详见本卷第一章。

(4)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London: B. A. Seaby Ltd., 1988, p. 109.

(5)F. L. Holt,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lephant Medall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late 2-5.

(6)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p. 116; M. Bieber, “The Portraits of Alexander,” Greece and Rome, Second Series, Vol. 12, No. 2 (Oct. 1965), p. 185.

(7)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p. 120; M. Bieber, “The Portraits of Alexander,” Greece and Rome, Second Series, Vol. 12, No. 2 (Oct. 1965), p. 186.

(8)关于希腊化钱币的形成演变过程，详见本卷第二、三章。

(9)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4.10.6-7,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P. A. Bru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古希腊］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李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33页。伊索克拉底曾以赫拉克勒斯是腓力二世的祖先，来呼吁亚历山大领导希腊人进攻波斯。见Isocrates, To Philip, 109-115,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George Norl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也见N. G.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2n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76.

(10)Arrian, Anabasis of Alexander, 5.26.5-6.

(11)Ian Carradice and Martin Price, Coinage in the Greek World, p. 34.

(12)Otto Mørkholm, Early Hellenistic Coinage from the Accession of Alexander to the Peace of Apamea(336-188 B.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7. 关于小亚波斯总督的个人头像钱币图片，见李铁生编著：《古希腊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年，第89页图8-10，第90页图8-12，第108页图9-9，第111页图9-16、9-17。另见John Boardman, The Greeks in Asia, London: Thames & Hudson, 2015, p. 36, Illus. 14-16.

(13)有学者估计，此数大约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整个国库储存量的19倍。Frank L. Holt, Thundering Zeus: The Making of Hellenistic Bactr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30, n. 21. 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15页及页下注3所提供的数据。

(14)关于具体的类型、式样，可参见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

(15)详见杨巨平：《阿伊·哈努姆遗址与“希腊化”时期东西方诸文明的互动》，《西域研究》2007年第1期，第96—105页。

(16)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plate I. 5-6.

(17)印度—希腊人国王Agathocles的双语钱币上的印度神黑天（Vasudeva-Krishna，克利须那）也持有这样的八辐轮。可见此轮是印度宗教观念中的一个象征，任何宗教都可以赋予其特殊的含义。佛教将其视为法轮也是可以理解的。若仔细观察，两个八辐轮还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八辐是交叉分布，中间相交于一点；后者则是从中间的一个车毂辐射而出。而且虽然二者的外圈都有类似把手的突出部分，但前者明显，后者则似隐似现。详见Osmun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1, pl. 7 (Agathocle, serie 9), pl. 33 (Menander, serie 37).

(18)这些赞语言简意赅，内容丰富，几乎包含了希腊化时期所有国王的荣誉称号。如“伟大的国王”（BAΣIΛEΩΣ MEΓAΛOY）、“王中王”（BAΣIΛEΩΣ BAΣIΛEΩN），“正义者”（ΔIKAIOY）、“神显者”（EΠIΦANOYΣ）、“爱希腊者”（ΦIΛEΛΛHNOΣ）等。详见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inscriptions.htm#Greek.

(19)有学者认为此为开国君主阿尔萨息。见Josef Wiesehöfer, Ancient Persia from 550 BC to 650 AD, London, New York: I. B. Tauris, 1996, p. 128.

(20)以公元前312年为始，以马其顿历1月、巴比伦历7月、公历10月为岁首。参http://www.parthia.com/parthia_ calendar.htm.

(21)迦腻色伽的一枚钱币上就既有希腊式光轮和披衣的佛陀立像，也有希腊字母拼写的“佛陀”（BOΔΔO）字样。参见［法］雷奈·格鲁塞：《东方的文明》，常任侠、袁音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2页。图像见http://www.coinindia.com/galleries-kanishka.html.

(22)2013年8月4日，笔者在敦煌市博物馆发现了一枚印度—希腊人国王Lysias（公元前120—前110年）的方形铜币，正面的希腊语铭文和头像都清晰可见。正面是赫拉克勒斯肩扛他的标志性武器——木棒，希腊语铭文是BAΣIΛEΩΣ/ANIKHTOY/ΛYΣIOY。当时陈列的是正面，没有看到反面，但很显然，这是一个双语币。从钱币图谱可以看出，反面是侧身站立的大象，其三边是佉卢文铭文：maharajasa/apadihatasa/lisikasa，意思与希腊文基本一致。这是在国内发现的第一枚印度—希腊人钱币。但不知是当地出土，还是来自别处。参见http://coinindia.com/galleries-lysias.html; Osmund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pl. 38-39 (Lysias, serie 8).

(23)《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164页。

(24)《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第3174页。

(25)《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889页。

(26)有关的钱币图像见上海博物馆：《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第27页第84图；http://www.parthia.com/phraataces.htm#Musa。女王穆萨的石雕头像也于1939年在苏萨发现。见Benjamin Rowland Jr., “The Hellenistic Tradition in the Northwest India,” The Art bulletin, Vol. 31, No. 1 (Mar. 1949), pp. 5-6. 有关穆萨的记载见Josephus, Jewish Antiquities, 18.39-44,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Ralph Marcu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27)《汉书》卷九六《西域传》，第3885、3889页。

(28)《魏书》卷一〇二《西域传》，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1页。

(29)关于汉佉二体钱的形制与分类，详见J. Cribb, “The Sino-Kharosthi Coins of Khotan. Their Attribution and Relevance to Kushan Chronology” (Part 1),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 144 (1984), pp. 128-152. 也见［英］克力勃：《和田汉佉二体钱》，姚朔民编译，《中国钱币》1987年第2期。

(30)E. Errington, The Charles Masson Archive: British Library, British Museum and Other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1832–1838 Masson Collection from Afghanistan,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2017.

(31)博物馆收藏目录的代表性成果有：P. Gardner, The Coins of the Greek and Scythic Kings of Bactria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886; V. A. Smith, Catalogue of the Coins in the Indian Museum Calcutta, including the Cabinet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 1,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6; R. B. Whitehead, Catalogue of Coins in the Panjab Museum, Lahore. Vol. 1: Indo-Greek Coi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4; M. Mitchiner, Indo-Greek and Indo-Scythian Coinage, 9 vols., London: Hawkins Publications, 1975-1976. 历史研究代表作品有：J. Prinsep, Essays on Indian Antiquities, 2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58; A. Cunningham, Coins of Alexander’s Successors in the East, London: Argonaut Inco., 1884; E. J. Rapson,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Vol. I: Ancient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W. W. Tarn, 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8; A. K. Narain, the Indo-Greek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7; A. N. Lahiri, Corpus of Indo-Greek Coins, Calcutta: Poddar Publications, 1965.

(32)O.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1991.

(33)S. Kovalenko, “The Coinage of Diodotus I and Diodotus II, Greek Kings of Bactria,”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Vol. 4 (1995-1996), pp. 17-74.

(34)J. Jakobsson, “Antiochus Nicator, the Third King of Bactria?”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170 (2010), pp. 17-33; C. D. Zeng, “Some Notable Die-links among Bactrian Gold Staters,”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 173 (2013), pp. 73-78.

(35)O.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36)E. T. Newell, The Coinage of the Eastern Seleucid Mints: From Seleucus I to Antiochus III, New York: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1938.

(37)P. Bernard, Fouilles d’Aï Khanoum IV. Les Monnaies Hors-Trésors. Questions d’Histoire Gréco-Bactrienne, Paris: De Boccard, 1985.

(38)参见O. Bordeaux, “Compte-Rendu de B. Kritt, the Seleucid Mint of Aï Khanoum,” Topoi,21/2 (2017), pp. 647-656.

(39)O. Bordeaux, Les Grecs en Inde. Politiques et Pratiques Monétaires (III e S. A.C. – I er S. P.C.), Numismatica Antiqua 8, Bordeaux: Éditions Ausonius, 2018.

(40)P. Bernard, Fouilles d’Aï Khanoum IV. Les Monnaies Hors-Trésors. Questions d’Histoire Gréco-Bactrienne.

(41)O. Bopearachchi, “Deux Documents Exceptionnels en Numismatique Indo-Grecque,” Cahiers Numismatiques, 189 (2011), pp. 3-6.

(42)T. Faucher, L. Brousseau and J. Olivier, “Expérimentations sur la Technique de Fabrication des Monnaies Grecques: Approches, Réalisation, Perspectives,” in F. Tereygeol, ed., Comprendre les Savoir-Faire Métallurgiques Antiques et Médiévaux, Actes de la Table-Ronde, Décembre 2009, Paris: Errance, 2013, pp. 71-99.

(43)G. Le Rider, La Naissance de la Monnaie. Pratiques Monétaires de l’Orient Ancien,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1.

(44)G. Le Rider, La Naissance de la Monnaie. Pratiques Monétaires de l’Orient Ancien.

(45)O. Picard, “Séries Monétaires et Nomisma: Comment Classer les Monnaies Grecques?” Revue Belge de Numismatique et de Sigillographie, Vol. 164 (2018), pp. 3-25.

(46)P. Briant, Histoire de l’empire Perse. De Cyrus a Alexandre, Paris: Fayard, 1996; P. G. Van Alfen, “Mechanisms for the Imitation of Athenian Coinage: Dekeleia and Mercenaries Reconsidered,” Revue Belge de Numismatique, Vol. 157 (2011), pp. 55-93. 关于这一主题，斯伦贝谢的《阿黑门尼帝国境内的希腊货币》是必读之作。D. Schlumberger, “L’Argent Grec dans L’Empire Achéménide,” in R. Curiel and D. Schlumberger, Trésors Monétaires d’Afghanistan, Paris: Klincksieck, 1953.

(47)G. Le Rider, Alexandre le Grand. Monnaies, Finances et Politiqu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2003.

(48)O. Bordeaux (Pace Bopearachchi 1999), “Sôphytos et Andragoras. Deux Cas de Monnayages Autonomistes entre Bactriane et Parthie Séleucides,” Monuments et Mémoires de la Fondation Eugène Piot.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Vol. 99 (2021), pp. 77-154.

(49)J. Marshall, Taxila, 3 vo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1.

(50)J. Allan, Catalogue of the Coins of Ancient India, London: The British Museum, 1936; E. H. C. Walsh, “Two Hoards of Silver Punch-Marked Coins Found in the Bhir Mound at Taxila,” in J. Marshall, Taxila, Vol. 2, pp. 843-852.

(51)O. Bopearachchi, “La Circulation et la Production Monétaires en Asie Centrale et dans l’Inde du Nord-Ouest (Avant et Aprè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Indologica Taurinensia, 25 (1999), pp. 15-119; O. Bopearachchi, “Achaemenids and Mauryans: Emergence of Coins and Plastic Arts in India,” in A. Patel and T. Daryaee, eds., Iran and India in the Longue Durée, Irvine:UCI Jordan centre for Persian studies, 2017, pp. 15-48.

(52)Quintus Curtius Rufus, Histor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8.12.4-14.

(53)Quintus Curtius Rufus, Histories of Alexander the Great, 8.12.15-16.

(54)前者位于喀布尔附近，1993年发现；后者位于布色羯逻伐底古城（Pushkalvalti），2007发现。关于这两处窖藏，分别参见R. Curiel and D. Schlumberger, Trésors Monétaires d’Afghanistan; O. Bordeaux, “Compte-Rendu de B. Kritt, the Seleucid Mint of Aï Khanoum,” Topoi, 21/2 (2017), pp. 647-656.

(55)O. Bopearachchi and A. Ur Rahman, Pre-Kushana Coins in Pakistan, Karachi: IRM Associates Ltd., 1995.

(56)R. Curiel and D. Schlumberger, Trésors Monétaires d’Afghanistan.

(57)O. Bopearachchi, “Achaemenids and Mauryans: Emergence of Coins and Plastic Arts in India,”in A. Patel and T. Daryaee, eds., Iran and India in the Longue Durée, pp. 15-48.

(58)R. Curiel and D. Schlumberger, Trésors Monétaires d’Afghanistan.

(59)相关钱币照片参见O. Bopearachchi, “Deux Documents Exceptionnels en Numismatique Indo-Grecque,” Cahiers Numismatiques, 189 (2011), pp. 3-6.

(60)J. Marshall, Taxila, Vol. 3.

(61)O.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62)O. Bopearachchi, An Indo-Greek and Indo-Scythian Coin Hoard from Bara (Pakistan), Seattle: Amir Nawar Khan, 2003.

(63)也可以参考O. Bopearachchi and S. B. Majumbar, From Hindu Kush to Salt Range. Mauryan, Indo-Greek and Indo-Scythian Coin Hoards, Kolkata: The Ink Beyond Imagination, 2020. 作者支持花押是刻模师的标志和造币名匠签名的观点。

(64)O. Bopearachchi, “La Circulation et la Production Monétaires en Asie Centrale et dans l’Inde du Nord-Ouest (Avant et Aprè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Indologica Taurinensia, 25 (1999), pp. 15-119.

(65)R. Audouin and P. Bernard, “Trésor de Monnaies Indiennes et Indo-Grecques d’Aï Khanoum(Afghanistan),” Revue Numismatique, 1973, pp. 238-289.

(66)C. Schmid, Le Don De Voir. Premières Représentations Krishnaïtes de la Région de Mathurā, Paris: Efeo, 2010.

(67)J. Marshall, Taxila, Vol. 3.

(68)O. Bopearachchi, When West Met East: Gandhāran Art Revisited, Vol. 2, New Delhi: Manohar,2020.

(69)O.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70)P. G. Van Alfen, “Mechanisms for the Imitation of Athenian Coinage: Dekeleia and Mercenaries Reconsidered,” Revue Belge de Numismatique, Vol. 157 (2011), pp. 55-93.

(71)G. Le Rider, Alexandre le Grand. Monnaies, Finances et Politiques.

(72)P. G. Van Alfen, “Mechanisms for the Imitation of Athenian Coinage: Dekeleia and Mercenaries Reconsidered,” Revue Belge de Numismatique, Vol. 157 (2011), pp. 55-93.

(73)R. Pirngruber, The Economy of Late Achaemenid and Seleucid Babylon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74)P. Bernard, Fouilles d’Aï Khanoum IV. Les Monnaies Hors-Trésors. Questions d’Histoire Gréco-Bactrienne.

(75)O. Bordeaux, “Sôphytos et Andragoras. Deux Cas de Monnayages Autonomistes entre Bactriane et Parthie Séleucides,” Monuments et Mémoires de la Fondation Eugène Piot. 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Vol. 99 (2021), pp. 77-154.

(76)P. Bernard, Fouilles d’Aï Khanoum IV. Les Monnaies Hors-Trésors. Questions d’Histoire Gréco-Bactrienne.

(77)O. Bopearachchi, “Sophytes, the Enigmatic Ruler of Central Asia,” Nomismatika Chronika, No. 15 (1996), pp. 19-32.

(78)A. Houghton and C. Lorber, Seleucid Coins: A Comprehensive Catalogue. Part I, Seleucus I through Antiochus III, Vol. 2, New York-Lancaster-London: ANS-CNG, 2002.

(79)E. Will, Histoire Politique du Monde Hellénistique, Vol. 1, Nancy: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1979.

(80)H. Nicolet-Pierre, “Monnaies Grecques Trouvées en Afghanistan,” Revue Numismatique, 1973, pp. 35-42.

(81)M. Mendoza Sanahuja, “Stasanor of Soloi and the Government of Bactria during the Wars of the Diadochi,” Anabasis, Vol. 8 (2017), pp. 44-70.

(82)O. Bordeaux, “Compte-Rendu de B. Kritt, the Seleucid Mint of Aï Khanoum,” Topoi, 21/2(2017), pp. 647-656.

(83)O. Bopearachchi, “La Circulation et la Production Monétaires en Asie Centrale et dans l’Inde du Nord-Ouest (Avant et Aprè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Indologica Taurinensia, 25 (1999), pp. 15-119.

(84)R. Audouin and P. Bernard, “Trésor de Monnaies Indiennes et Indo-Grecques d’Aï Khanoum(Afghanistan),” Revue Numismatique, 1973, pp. 238-289.

(85)P. Bernard, G.-J. Pinault and G. Rougemont, “Deux Nouvelles Inscriptions: Grecques de l’Asie Centrale,” Journal des Savants, No. 2 (2004), pp. 227-356.

(86)O. Bopearachchi, “Graeco-Bactrian Issues of Later Indo-Greek Kings,” The Numismatic Chronicle, Vol. 150 (1990), pp. 79-104.

(87)O. Bopearachchi, Monnaies Gréco-Bactriennes et Indo-Grecques, Catalogue Raisonné.

(88)O. Bordeaux, Les Grecs en Inde. Politiques et Pratiques Monétaires (IIIe S. A.C. – Ier S. P.C.).

(89)O. Bopearachchi, “La Circulation et la Production Monétaires en Asie Centrale et dans l’Inde du Nord-Ouest (Avant et Après la Conquête d’Alexandre),” Indologica Taurinensia, 25 (1999), pp. 15-119.

(90)H. Falk and C. Bennett, “Macedonian Intercalary Months and the Era of Azes,” Ars Orientalia, Vol. 70 (2009), pp. 197-216.

(91)S. Baums, “Catalog and Revised Texts and Translations of Gandharan Reliquary Inscriptions,”in D. Jongeward, E. Errington, R. Salomon and S. Baums, eds., Gandharan Buddhist Reliquaries (Gandharan Studies, Vol. 1), Early Buddhist Manuscripts Project, Seattle, 2012, pp.200-251.

(92)C. Fröhlich, Monnaies Indo-Scythes et Indo-Parthes. Catalogue Raisonné, Paris: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2008.

(93)O. Bordeaux, Les Grecs en Inde. Politiques et Pratiques Monétaires (III e S. A.C. – I er S. P.C.).

(94)R. Göbl, System und Chronologie der Münzprägung des Kušānreiches, Vienna: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84.

(95)O. Bopearachchi,“Les Premiers Souverains Kouchans: Chronologie et Iconographie Monétaire,” Journal des Savants, 2008, pp. 3-56.

(96)J. Cribb, “The ‘Heraus’ Coins: Their Attribution to the Kushan King Kujula Kadphises,” in M. J. Price, A. M. Burnett and R. Bland, eds., 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Carson and Kenneth Jenkins, London: Spink and Son Ltd., 1993, pp. 107-134.

(97)N. Sims-Williams and J. Cribb, “A New Bactrian Inscription of Kanishka the Great,”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4 (1995-1996), pp. 75-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