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1.1.1　研究背景

（1）从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0.368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114.367万亿元。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融入全球化的分工体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世界工厂”之称。但从这4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以往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为要素和投资驱动式增长，依赖于资源要素和资金的高投入，这一要素和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诸如创新动能不足、生产效率低下、消费低迷等问题。如今，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面临着内外部环境的双重压力，亟须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一，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已经到来，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量子信息等领域技术不断突破，科技成果转化应用越来越广泛，全球性产业链布局和产业分工体系逐步形成。科技革命将重组全球要素、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在给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发展潜力的同时也使得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科技革命进一步加强西方发达国家在技术创新上的领先地位，而近年来中国虽然不断加大研发力度，提高自身技术水平，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已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但总体而言，技术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模仿和吸收仍是我国实现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加之人工智能、工业机器人、3D打印技术等新技术通过自动化生产实现了对非技能劳动力的替代，使中国以往因劳动力众多而获得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其二，逆全球化现象多发。当前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其通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分工，使得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而在这个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居于产业链上游，在技术和市场上具有绝对优势。但是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发展，使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技术差距逐步缩小，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日渐弱化，当前世界经济中心正逐步从以发达国家居多的大西洋两岸向发展中国家居多的太平洋两岸转移。而西方发达大国在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时局中必然不甘心于自身的经济优势和经济利益受损，其将通过各种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包括通过贸易保护、科技和金融战等方式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得经济全球化受到严重冲击，这也将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国家间冲突与矛盾的加剧也使得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高度不稳定。其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全球流行给世界经济带来冲击，进一步加剧了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衰退。2020年，美、韩、加、日、德、法、意、英等国家经济增长均趋于停滞。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更是直接为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仅有中国实现了经济的正增长。但经济增速也从2019年的6.1%骤降至2020年的2.3%，尽管如此，2.3%的增长率也可谓“鹤立鸡群”，这无疑进一步冲击了全球经济格局，加快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此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全球流行进一步加速了新技术新产业的兴起和运用，互联网购物平台、大数据应用与监测、生物科技等新兴产业和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加快了科技革命的发展速度。

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同时，中国的国内经济环境也发生着较大转变。传统的要素和投资驱动式的经济增长需要大量的能源资源消耗和人口红利。而近年来中国国内资源价格逐步上升和劳动力成本逐年提高，必然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能源资源消耗来看，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49.8亿吨标准煤，是2000年的3.39倍，对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尤其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将使得能源资源价格逐步走高。尽管近年来，中国越来越重视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发电装机量不断增加，但到2020年我国火力发电仍占全国发电装机容量的56.6%。随着能源资源消耗量的不断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迅速提升使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3.5%，我国已经处于深度老龄化社会的边缘，15~59岁人口比重为63.35%，比2010年下降了6.79%，老龄化问题使劳动力供给减少，储蓄率下降，企业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这将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进一步表明依赖于要素资源和资金高投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我国亟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被首次提出，表明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市场分割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渐进式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分权和国家治理能力及体系的制度改革在驱动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当地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导致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市场分割对当地经济进行保护。一方面，早期中国经济增长战略在于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追赶，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相应的体制机制配置也多以此为标准。而这一以追赶为目标的增长体制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手中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市场的功能。随着经济体制机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逐步减少，但通过产业政策、国有经济等形式实现对经济的引导和干预仍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可以说，中国国内市场分割之所以长期存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速度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此配套的体制机制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我国对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主要以GDP和财政收入等可量化的经济指标作为标准，使地方政府日益“企业家化”，地方政府承担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重大责任和巨大压力，而这与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直接挂钩，强化了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的动机。即为了实现自身的晋升或工资奖金等福利水平的提升，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有强烈的动机通过政府的强权力去干预企业的投融资和日常经营活动以完成本地区经济增长与社会就业等绩效考核目标，而这些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行为将妨碍商品和要素的跨区域自由流动，使得国内市场难以实现整合，规模经济的潜力无法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尽管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当前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是在坚持对发达国家的追赶战略来实现既定目标，有所不同的是需要将过去经济发展的速度型赶超战略转变为质量型和效率型赶超战略。在这一战略转变中，过去的对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的激发仍有其特有的优点和存在土壤，因此市场分割仍旧会存在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重要因素。

从市场整合情况来看，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当前中国市场分割问题得到较大程度的缓解，市场一体化水平逐步提高；但国内产品市场分割依旧根深蒂固，市场分割日趋隐蔽化、多元化。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政府对市场分割问题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打破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是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前提。尤其是在当前国际贸易不断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在当前保护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建设以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为主要特征的国内统一大市场，能够重塑大国竞争优势、推动新发展格局构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完整度、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市场分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总体来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地区间市场整合进程加快，国内市场已从地区性市场走向区域性市场，然而地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动力却依旧存在，只是手段和方法日益隐蔽。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8月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有利于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质量发展。”消除国内市场分割、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市场分割与地区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是以往研究中市场分割对地区经济增长影响的主要观点，地方政府有动力实施市场分割行为以保障自身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赶超，而以经济增长为考核标准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实施市场分割的行为。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这一宏观背景意味着地方政府参与地区间竞争和干预市场活动的预期目标、激励和行为方式将发生转变。但仍须看到的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政府仍要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赶超战略从速度赶超型转变为质量和效率赶超型，政府间关系也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变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因此对市场分割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探讨是必要的。以往研究关于市场分割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数量这一方面，未考虑市场分割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这与当前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无法全面反映国内市场分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