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河的水裹着碎木与弹片，如同一条流脓的伤口，缓缓流向黄浦江。
李铁牛拄着断枪站在残垣断壁间，枪管硌着掌心的血泡，绷带渗出的血在初春的寒风里凝成黑痂，久久不愈。
远处传来军靴整齐的踏步声——不是中国军队的“一二一”，而是日军皮靴磕地的“咔嗒”声，趾高气昂地进驻他们用两千条人命守住的阵地，步伐声里透着得意，像在给死者踩棺材板。
三天前的深夜，一纸密令如寒霜般砸在指挥部，电报机的蓝光映着参谋长脸上的老年斑，如同撒了一把灶灰：“委座已与日方达成协议，明日正午前，全军撤出上海。”
译电员的声音发颤，最后一个字被电流吞掉半截。赵金声攥着枪的手青筋暴起，枪栓上的“杀”字刻痕嵌着血垢：
“那闸北的百姓？我们死了两千兄弟换来的防线？”
回答他的只有窗外零星的冷枪，“啪——嗒——”，像有人在钉棺材钉，和远处租界依旧闪烁的霓虹，“大光明戏院”的灯牌映着他的脸，惨白得像鬼。
1932年5月5日，签字仪式在英租界的豪华礼堂举行，水晶吊灯下的地毯吸饱了打蜡水，踩下去的不是昂贵的地毯，而是无数中国军人的伤口。
中方代表捏着钢笔的手指微微发抖，钢笔是派克金笔，笔帽上刻着“蒋中正赠”，看着日方递来的《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撤离”几个字的油墨还没干，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日军留驻上海”的“驻”字写错了偏旁，像极了道歪扭的刀疤。
礼堂外，闻讯赶来的市民捶打着铁门哭喊，一位母亲举着儿子的血衣，布料上的弹孔还在渗血，“还我河山”的怒吼声与礼堂内香槟杯的碰撞声交织成荒诞的交响，侍应生托着银盘走过，上面的鹅肝酱颤巍巍的，如同日军指挥官脸上的横肉。
当十九路军最后一列火车缓缓驶离上海站时，蒸汽模糊了车窗，阿四的哥哥——那个曾在闸北阵地前用刺刀捅死三个鬼子的老兵，突然跳下车，帆布背包带勒红了脖子。
他红着眼眶扒着月台的栏杆，铁锈蹭了满手，朝着渐渐远去的车厢嘶吼，喉结撞着栏杆发出“咚咚”声：“这算什么？
我们流的血就这么白流了？”
宪兵冲上来将他拖走，他挣扎时掉落的军功章在铁轨上滚了几滚，铜质的五角星磕在枕木上，最终消失在车轮下，只留下道淡淡的血痕，像被风吹散的叹息。
此刻的南京，蒋介石将签好字的文件随手扔在桌上，文件边角压着张泛黄的“剿共计划”，钢笔划过的“重点清剿”四字力透纸背。
对着幕僚长淡淡道：“剿共大业不能再拖了。”
窗外，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远处隐约传来学生游行抗议的口号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呐喊撞在紧闭的铁门上，反弹回来，变成微弱的呜咽。
而在上海街头，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太阳旗取代了残破的青天白日旗，旗杆上还缠着十九路军士兵的绷带，血迹已经发黑。
白发苍苍的老妪跪在满地瓦砾中，捧着儿子的遗物——半顶钢盔，内衬里绣着“平安”二字，痛哭时咳出的血滴在盔沿，像朵早开的血花。
报童挥舞着号外，报纸油墨蹭了满手，嘶哑的叫卖声里带着哽咽，尾音像被掐住的鸡：
“停战了...停战了...中日亲善啦...”
黄浦江上，日军战舰的炮口依旧阴森地指向城市，炮管上的编号被摸得发亮，江水拍打着船舷，“哗啦——哗啦——”，像是这片土地无声的啜泣，又像是无数亡魂在水下叩问：
何为停战？何为亲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