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文化和校训精神

夏永军

一 书院文化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最初只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作为私人聚徒讲学的书院，萌生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明，普及于清代，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千年，为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和学术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书院扩大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和私学的不足。书院提倡自由讲学，注重讨论，学术风气浓厚，开辟了新的学风，积累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和有益启示。

始建于明成化五年的松林书院旧称“矮松园”，是青州一中的发祥地。书院从创始即为官府儒学，传播儒家文化，以先贤为榜样，对学生进行理想人格塑造。明朝后期朝廷忌讳讲学自由、议论政治，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废天下书院，松林被伐，房舍颓坏。清康熙三十年（1691）重建，此后历代皆有修缮。清末，受西学影响，松林书院改为青州官立中学堂。近代，中国共产党先驱王尽美、邓恩铭曾在这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1923年校内成立青州第一个团支部，1925年校内建立中共青州支部。

书院是传承中华文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和现代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纵观中国书院发展历史，结合松林书院的地域特点，总结其办学经验和教育思想，对我们的教育工作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概括地说，松林书院文化具有以下两个特征：

（一）以“敬道崇德”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书院是传承儒家文化的主要机构，“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王会厘：《问津院志》）。儒家文化对士人的人格要求、价值体现和实践方式，都体现为对“道”的追求。书院将道德教育摆在教育活动的首要位置，并按照儒家的道德理想来设计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将道德教育渗透到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书院将其制度以章程、学规等形式实施，使书院重视道德教育的人文精神得以体现。

书院培养学生在“敬道修身”基础上树立“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就把儒家对“道”的追求由“个体道德”的完善上升到积极参与社会政治和社会变革，以实现“社会道德”完善的高度。而在传统封建政治体制下，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进仕的追求，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科举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

松林书院的办学方向根源于中华文化培养“道德个人”即德行的传统。作为以“化育人才”为己任的一种教育形式，在完成学业任务的同时，书院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对于德行培养的高度重视。“道德个人”是早在孔子之前由我们的先民倡导的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方面，而后孔子提出了“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修己主张，之后又经历代学者的继承补充，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道德个人”文化。“道德个人”文化的精髓是追求个体人格独立的和谐与个人道德修养的完整，从个人的心性之“和”开始，然后向外延伸，进而推及人与人之和、人与社会之和、人与天地之和，即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人游学书院的目的主要是修德成才，古代书院都制定了适应这一目的的学规、章程。如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揭示》就属于这一类，其主要内容包括五条：第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第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第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第四，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第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揭示》所用语言是一种真诚的情感表达，而不是外在秩序的强行压制。松林书院自创立之日便订立类似学规，师生共同遵守。松林书院学规明确指出了为学方向，学习目的是道德修养，做人第一。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更着重的是“礼”的品行培养，主张从日常行为举止出发，将“礼”具体化，一日三省，自觉养成；用道德伦理来约束规范学生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并以此为楷模，引导学生见贤思齐。通过各种进德修身制度的实施，书院培养出许多传承忠孝之道的伦理型人才，逐渐达到理想人格塑造的目标，这些原则都体现了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取向。

松林书院的教学体现出了“敬道崇德”文化的精髓。松林书院的教学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集注》《孝经》等，此外还涉及律历、算术、天文、地理。清代统治者为笼络汉族士大夫，对书院由消极抑制转向积极控制，故规定以考课为主要教学目的，“教读《通鉴》《通考》以充其学，选定《史记》《汉书》《春秋繁露》以博其义，择其才者教作诗赋、经解、策论”。光绪二十四年（1898）颁发新政诏书，各级考试“一律废除八股文，改为策论文”，教学内容相应调整。

松林书院管理人员的选用和学生的选取也体现出了“敬道崇德”文化的特征，书院山长（即院长）不是官方任命或委派的，多是当时社会上有感召力的学者文人，书院可以不计较出身或名号而延揽不同学派的“教习”（即教师）来掌管教学，有志于学问的人常常花费十几年时间在书院里游学研修，他们是因为书院山长的道德威望和学问自愿投奔到这里的，到书院来学做人是第一位的，学知识是第二位的。书院向广大平民弟子开放，教育打破了贵族、官学的特权，这也是对自孔子以来倡导“有教无类”平民教育的延续。

松林书院制定的行为目标取向，是重视以先贤名宦的榜样作用来感化后人，促使一代士人成为“才高德厚，先忧后乐；达济天下，不辱使命”的精英主体，从而使“使命感”成为士人的一种素质。同时，这种由使命感引发出来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进取精神，把生徒的功利追求上升为道德理念，并一直影响、启迪着后学者。松林书院一开办，即立十三贤为表率，启迪诸生“仰止”并“思齐”。在“十三贤”中，有王曾那样的状元做求学路上的引航者，有范仲淹、欧阳修那样的大师伴读，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此就读、成才，中国传统文化将人衬托得透明而富有立体感。

（二）以“知行合一”为特征的致用精神

中国文化史上，儒家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松林书院文化重视“知行合一”，强调在教育上要学用一致、学以致用，是为了求真才实学、养浩然之气，以达到高尚的道德境界和重在实践的行为方式，以培养报效国家的才能为追求宗旨。也就是说，要实现崇高伟大的理想，必须付出合乎实际、脚踏实地的努力。

松林书院的教育目标是突出的成才观念，“教诲之于兹书院，皆能有所成就”，更希冀出庙堂所重的栋梁之材，“莅政如沂公者（即王曾）”，对后生的殷殷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在历史上，书院与中国古代科举有不解之缘，古代科举取士制度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学习的积极性，来书院读书的人有的重视修身养性，有的是借读书以博得高名，而更多的则是为了读书提高以求治国安邦。松林书院作为古代一处治学、教育的胜地，哺育名儒的摇篮，备受历代朝野人士青睐。古代官吏到此观瞻、题诗的很多，松林书院文化渐成影响。读书为了成才，成才的标准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这就必须有学为所用、学以致用的能力，达到“知行合一、躬行践履”的为学要求。

为达到这一要求，书院建立了完善的教学管理制度。松林书院的授课形式，主要是“升堂讲说”，即集体授课。导师召集生徒进行集体讲解，师生可当堂质疑答辩。另有“分班回讲”，每月规定时日讲书，生童循环听课。师生之间“质疑问难”，互相质询，是书院非常重要的优秀教育传统。这种“质疑问难”既有学生存着疑问向老师质询的，也有老师考问学生的。书院提倡学生自行读书、自行钻研、自行领会，其间老师予以指导。书院还建立了《日记册》，记录、考查诸生每天课业情况。诸生各立《日课簿》，每日将用过的功夫登记入簿，或看经书若干，或读古文、通鉴若干，以备官、师不定期“抽签稽查”。书院还建立《德业簿》，记录、考查诸生的学业成绩和品行修养情况。这种自主的学习方式，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成为书院教育非常重要的特色之一。

书院教育要求学生治学态度刻苦、严谨，对待学问刻苦自励、深入钻研，在学问上下艰苦持久的功夫，务使精确可信，反对“道听途说”；主张学有本源，全面系统做学问，反对东涂西抹、浮光掠影等。在松林书院学程中明确规定考课制度化，并有“开课”“大课”“小课”之分。

书院教育要求学生在治学方法上注重读书、勤集资料。第一，“读书成诵”，这是朱熹读书法的要求，就是把所读的书记得烂熟，并能背诵出来。第二，“温故知新”，这句出自《论语》的话很受书院教学的重视。顾炎武也是“每年有三个月温理，余月用以知新”。第三，“博学求精”，“博学”指不要只囿于“四书”“五经”，而要综观诸子百家典籍，明古今百家之学。“求精”则指对有价值的书籍要反复钻研，以便需要时随时调取，这对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有很大帮助。第四，“读书须有疑”，也就是说读书不能只是死记硬背，而要读后“玩索”“思考”，加以精细分析比较评判，以求新意。要真正做到这点，书院教学认为读书时要下四种功夫：“句读、评校、抄录、著述”，句读是最基本的要求，即通读全书，并标出重点；评校就是在读书过程中辨别出书中异同谬误之处；抄录指摘出书中精要处，并概括出书中段落的精神所在，这就需要动脑筋深思明辨；著述是读书的最高要求，不仅要彻底明确全书意蕴，还要有所创造突破，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写出心得体会，这才达到了读书的真正目的。从这些要求中可以看出书院教学在治学时用力的辛勤和运思的周密。

书院治学实践告诉我们，真正要做到学有所成、学有突破必须下一番苦功夫，扎扎实实地读书，勤勤恳恳地积累文献资料，广征博引，多方考证，才能求得真知灼见。读书有分析、有比较，记得熟，钻得透，边学习边思考，“句读、评校、抄录、著述”四项功夫，一项都不能马虎，天长日久，独立分析、独立思考的能力自然而然就形成发展起来了，这正是新课程教学改革所追求的“学会学习，发展能力”的目标。

书院教育重视在日常生活学习中进行行为养成教育，有严格的祭祀先师的礼仪规范和平时学习生活的“日习常式”，书院还建立《德业簿》，记录、考查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品行修养情况。这些做法都强调了行为养成的重要性，也是“知行合一”的重要体现。

敬道崇德，知行合一，书院文化的这些特点对于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今天，我们在挖掘书院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又要融入现代文化的内容，不仅要建设校园优美怡人的自然环境，更要建设一个德润人心、依法办事、无事故隐患的平安校园，建设一个人心思进，在思想上体现进步与创新，行为上体现文明与儒雅，心理上体现健康和愉悦，竞争上体现智慧与合作，评价上体现公正与科学的和谐的精神文化校园，把书院精神发扬光大。

二 校训精神

1932年，北大学子、省立十中第八任校长朱骏声请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先生题写校训“勤朴公勇”。1937年5月，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到校视察，为十级毕业《同学录》题词“敬业乐群”。后来青州一中把“勤朴公勇，敬业乐群”确定为校训，这既是对学校办学文化的提炼，也为人才培养标明了方向，我们今天提出“办有灵魂的教育，育有底气的新人”也正缘于此。

与书院文化一致，校训突出的是“德行观”：劳作“勤”则不忧生计之虞，修养“朴”则不被虚名之累，品德“公”则不惧忐忑之祸，行为“勇”则不遭怯懦之扼；勤则朴，公生勇。同时，对事以诚谓“敬业”，真干实干，天道酬勤；对人以和谓“乐群”，“和”众则众“合”，同心同志则同力，难事亦易。

“勤”是治学之宝，立业之本。勤快做事、勤恳待人、勤奋学习、勤俭生活，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更是学子终生受益的宝贵财富。对求学来讲，成功的必备条件就是勤学、勤思、勤练、勤问。勤因志生，有追求必进取，有进取必勤奋，学而不厌缘于固志；勤因时短，光阴似水，逝者不再，唯有勤劳不辍、继晷焚膏；勤能精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想达成学业上的成就非下一番苦功不可，志存高远固然可嘉，脚踏实地必不可少，爱拼才会赢；勤能补拙，人的基础和禀赋有所不同，即便是暂时落后也可奋起直追，后来居上，功在于勤、功在不舍；勤助自信，心无旁骛，只求耕耘，努力有实力，实力有自信；勤助成功，劳筋骨、苦心志、乐其中，自然“天道酬勤”。有耕耘就会有收获，只要不懈努力，最大限度充实完善自己，就会有一个美好光明的未来。

“朴”是为人之质，求学之要。心地善良诚实的人，具有朴实厚道的特质，待人做事讲究自然的流露。日久见人心，质朴的人因顺其“自然”最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洗尽铅华愈显风采。明代学者洪应明有云：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所谓“恰好”“本然”就是指“朴”，做文不做作，做人不虚伪，生活不浮华，讲的就是一个“真”。同学师生关系纯真而简单，老师教学生求真，学生也学做真人，有实事求是之心，无虚玄浮夸之风，做人做事做学问都当如此，谓之“境界”。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勤朴”是美德之首，是成就一切的基础，勤朴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勤朴精神的“勤”体现在“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实践、勤于创新”上，“朴”体现在“诚信处世、谦虚做人、朴质务实、向善求真”上，这与“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一脉相承。青州一中坚持把“勤朴”教育作为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构建以“习惯养成教育”为核心的德育工作体系，旨在充分发掘并有效利用学校独特的德育资源优势，把勤朴教育渗透进课堂教学中，以培育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和勤朴作风。

“公”体现着人的社会性、责任感。亲情观念、友情观念是“小公”，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大公”，大公无私的爱国主义情操是其至高境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体现了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意识。校训教诲师生要有“一心为公”的思想，学子当有爱国心、报国志，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奋发努力，建功立业。193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到学校讲演，岳飞“还我河山”的呐喊再次响起；青州一中校友精忠报国的热血男儿难以计数，求学报国成为学校书院文化的精髓。同时，“公”也是团队精神、集体主义的内核，同学互助、秉公处世、乐于济人、先公后私，树立大局意识，集体利益得以维护有助于确保个体利益的实现。

“勇”并非好勇斗狠，而是维护气节和正义的气质及胆识。“勇”的前提是自信，相信自己才能激发潜力，才能在各方面有上佳表现。京剧艺术家盖叫天说：“凡事总要有信心，老想着‘行’。要是做一件事，先就担心着：‘怕不行吧？’那你就没有勇气了。”求学最忌丧失信心：丧失信心必然急躁，这会严重抑制心态和智力。当同学们能够相信自己、激励自己、战胜自我时，就会以坚定毅力克服困难走向成功。

勇以坚持正义、恪守公道为准则，勇敢与文明礼貌结合，与遵纪守法结合，民主法制社会才能建立，见义勇为风尚才能形成；勇以忠诚人格为灵魂，忠于朋友、忠于事业、忠于国家，有了这样的品质基础，才会有为国为民、天下为公之勇气；勇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表现，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探究事物的内在规律，善于对知识的融会贯通和活学活用，敢为天下先；勇以坚强的意志品质做保证，困难和挫折面前坚忍不拔，攻破难点就是亮点。“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一个“闲”字，把长征路上红军战士勇敢顽强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追溯中国文化传统，“敬业乐群”出自《礼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意为学生入学一年考察其经文句读，以辨其志向所趋；三年考查学生是否专注学业，是否善于与人相处；五年考查学生是否博学笃行，是否亲近师长；七年考查学生在学业上是否有独到见解，是否能善择良友，做到这些称为“小成”。九年时对知识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思想和行为坚定不移，就可称为“大成”。这段话形象地揭示了求学者的智力和心理发育特点及一般教育发展规律，其中，敬业乐群是大成的基础，敬业要求学生热爱并专注于学业，乐群则要求学生乐于并善于与他人合作。做到这一点，才谈得上化民易俗，进而协同共进。唐代孔颖达解释说：“敬业，谓艺业长者，敬而亲之；乐群，谓群居朋友善者，愿而乐之。”朱熹也说过：“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乐群者，乐于取益以辅其仁也。”又说：“敬业谓专心学业，乐群谓与群众相切磋。”其意思应是专心学业，忠于职守，善于与他人商量切磋。这些先贤的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敬业乐群”这四个字的丰富文化内涵。

“业”有学业和职业之分。任何知识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掌握了真本领，是否树立了学为所用的意识；任何职业都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关键在于自己要尽心尽力把事情做好，行行都可以出状元。因此，“敬业”即指笃学求精、勤勉创新，有为社会发展而奉献的价值追求和勤恳作风，也包含了现代的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唯有如此，才能潜心于学、精通于业。梁启超说：“凡做一件事，便忠于一件事，将全副精力集中到这里头，便是敬。”老师爱岗敬业，必然一切为了学生成人成才；学生潜心乐学、亲师信道，自然是教学相长，共同提高。同时，敬业还要做到“诚”。修学不诚则不成，做事不诚则事败，为人不诚则人怨。所以，敬业才能精业、敬学才能精学、敬人才能人敬。从社会意义上看，敬业也是奉献他人、奉献社会的道德责任感的具体表现，敬业是做事必备的精神。

校训教诲师生敬业，就是要做发展自己、惠及他人、有益国家和社会的人。作为学生要学而不厌、多学多思。我国书院教学就形成了“学思并重、学以致用”，“学”“问”“思”“行”相结合的学风，尤其强调“思”的重要性，在讨论、争论中学习，提倡学生问难，认为“学”由“问”而来，提倡学生“有疑”，有疑有助于思维能力的提高，并能积极求师问友，学习就能深入，“疑解”就是进步。书院大师朱熹、陆九渊都曾指出：读书贵有疑，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无疑处生疑，有疑处无疑，解疑而进。

师生敬业还来自相互敬重的师生关系。善教者使人敬其学继其志，善育者使人长其善救其失，“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真严大爱、视生如子，师生就会感情深厚、关系融洽。学生要乐学亲师，“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尊师不仅是因为老师学高德厚，还由于老师的辛勤劳动；“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虽系古训，但老师对学生的付出和奖掖当永铭于心。同时，教学相长是和谐师生关系的表现，“当仁不让于师”，“弟子不必不如师”，“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也是为师的期望，这样才能推陈出新，共进共赢。

“乐群”则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方面是尊重个体成长，另一方面是倡导群体合作。人首先具有自然性，但其本质是社会性，自从成为人类集体中的一员，人的活动就常常是群体活动，这就需要人与人之间有更多的交流协作。乐群则人和，人和万事兴，只有与亲人、朋友、同学、同事之间融洽相处，才能广结善缘，人脉疏通。如果不善于合作，一则不能顺利融入社会，二则不能实现群体合作所能取得的成就，因为个人能力毕竟有限，而群体合作则可以通过相互取长补短来扩大个体优势，能够实现个人能力简单叠加所无法取得的成就。现代社会对交往协作的要求很高，人们只有在合作中竞争才能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善于相处”是现代人的必备素质，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对每个人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乐群”是建立在团队协作基础上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应有之义，是“公众意识”的具体体现。如果游离于群体和社会之外，协作意识必然弱化，个人价值随之最小化，那么，就会丧失对他人、对集体、对国家的存在价值。

乐群就要解决人生价值观问题，明确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互动关系，树立“严于责己，宽以待人；与人为善，成人之美；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的积极处世态度，把帮助他人、成就他人当成自己应尽的责任。所以，乐群者必有高尚境界和远大理想，以有益于他人和社会为己任；乐群者必乐学乐业，师者乐教，学者乐学，共创和谐教学环境。中华传统文化崇尚亲密的人际关系，主张人与人之间要和谐、安定、团结、协作，强调个人融入群体之中，这是乐群的表现。从社会角度看，我国传统的乐群、爱群精神，对化解社会矛盾，增强人民团结，以至今天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学校是培养国家人才的机构，学生是最大的群体，把乐群这个体现人类和谐、团结、进步、发展的基本理念纳入校训，有助于同学之间和谐相处，友爱互助，能够促进和谐校园的建设，这对于弘扬传统美德、树立时代新风、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意义深远。

乐群是中华民族精神沉淀几千年留下来的精华。在古希腊强调普罗米修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候，我国古代就已经重视团体的力量了，人们对“众人拾柴火焰高”“十根筷子折不断”“一个好汉三个帮”“团结就是力量”的说法早已耳熟能详。英雄固然可敬，但孤独的英雄也有脆弱的一面，而团结起来的人民却犹如亿万群星可以汇成灿烂银河。现在，时代发展赋予了“敬业乐群”以新的内涵。今天的“业”不再限于学业和职业，它已扩大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专心学业、恪尽职守与勤于社会主义事业紧密联系；今天的“群”也不限于狭义的朋友，它泛指广大人民群众，自觉为大众谋福利是历史传承和时代要求，更是大众可倚重的高贵人格的显现。

勤朴公勇薪火传，敬业乐群谱新篇。“八字”校训涵盖了以“德、知、行”为特征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各种优秀品质，凝聚了传统文化中理想人格的基本特征，力图囊括对师生的综合素质要求，即便今天看来仍是高瞻远瞩。勤必朴，踏实勤恳、励精图治，自然朴实无华、纤尘不染；勤勉才能敬业，敬业才能精业。朴则勤，勤奋态度源于淳朴人格和俭朴作风，行“勤”是质“朴”的表现。公生勇，无私方能无畏，公正才有威信；有天下为公的大气，才会有玉洁冰清的正气；有敢于争锋的勇气，才会有主动进取的志气。敬业是人的生存之源，敬业者必“勤朴”；乐群是立身之本，乐群者必有公道、公正、公勇之心。“八字”校训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集中概括了修学处世的积极人格，也凝聚了士人所应有的高风亮节。

校训作为青州一中的育人目标具有鲜明的导向作用，它以书院文化为底蕴，并与之融合为对师生的素质要求，激励着代代师生奋发有为、建功立业。众多先贤学子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勤朴公勇，敬业乐群”的校训精神，他们成为国家各个历史时期可以倚重的栋梁之材。青州一中“省立十中”时期第五任校长于明信支持学生爱国活动，力拒日本人名禄诱惑，体现了中国人的铮铮铁骨；第六任校长隋星源变卖家产，发放教职工工资，美名流传；第八任校长朱骏声坚持“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思想，推行科学民主的治学方针，重视学生自学能力，培养了一大批有识之士，抗日救亡舍身保护学生。新中国成立后，老校长闫石庵主持学校工作近20年，在旧教育的废墟上带领师生艰苦创业，把学校创办成山东省首批重点中学；他用个人钱物接济贫家子弟，使他们发奋成为品学兼优的人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保护、培养、重用了不少“异己”的优秀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办学骨干力量。—代代一中人践行着“勤朴公勇、敬业乐群”的校训精神，无数学子成为国家各个历史时期的英杰才俊，其中包括省部级干部、将军、教授、著名艺术家、科学家、文学家上千名，在他们身上闪烁着“勤朴公勇，敬业乐群”的璀璨光辉。

千年书院传承文明，百年一中与时俱进。现在，学校依托百年办学传统优势，树立“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坚持“以质量立校，以创新立教，以素质立人”的办学思想，践行“精心施教，科学管理，周到服务”的工作要求，形成了严格的校风、严谨的教风和优良的学风，教育教学成绩显著，这为教师专业成长和学生学业进步提供了良好条件。世界因教育而精彩，社会因教育而文明。松林书院兴学乐教，历经沧桑，教育信念从未泯灭，教育理想依然执着。她像一位世纪老者，求索不止，永不言弃。书院文化蕴含的这种通过对教育事业的赤诚表露出来的对莘莘学子的奖掖提携和认真负责态度，又可以上升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生生不息的原动力，这正是留给后人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