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耶鲁学派”概述
保罗·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1928— ）、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Hartman,1929—2016）与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 ）这四位颇具影响的美国解构批评家，常被合而冠之以“耶鲁学派”（“Yale School”）的名号。虽然“耶鲁学派”这一称呼本身颇多不恰，但毕竟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四位批评家齐聚耶鲁大学，有着相似的理论倾向和学术兴趣，对当时乃至其后的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他们的学术理路既相通，又不乏差异和个性。正如对待批评史上很多“流派”的名称一样，我们倒是不妨将“耶鲁学派”这一提法接受下来，以充分尊重每位批评家个性为前提，在用心做足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厘清几位批评家的思想脉络在事实和逻辑上的联系。也许这样才能够使我们在其纷繁复杂的著述中，开阔视野，辨明理路，寻获洞见。
保罗·德·曼20世纪40年代末从比利时来到美国，最早曾任教于巴德学院，196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陆续执教康奈尔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人们常认为德·曼的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源自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的哲学思想，是其在美国和文学批评领域的代言人。其实毋宁说，德·曼在文学观和批评方法上与德里达的解构哲学产生了强烈共鸣。
德·曼对于文学批评有很多富于原创性的思考，他在60年代下半期的写作构成了1971年《盲视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1]第一版的主要内容，其中已然渗透着一种对语言、意义和阅读的反思。结集于1979年的《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Figural Language in Rousseau,Nietzsche,Rilke,and Proust）[2]则代表了德·曼在70年代日趋成熟的解构风格。在对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的分析中，德·曼建立了一种“修辞阅读”。此方法也成为德·曼典型的解构策略。《浪漫主义修辞学》（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1984）[3]收录了德·曼1956年至1983年期间，关于欧洲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文学的十篇论文。
德·曼1983年辞世之后，由他人编辑出版了数部作品。1986年的《抵制理论》（The Resistance to Theory）[4]在广泛的背景中考察了文学理论的本质和任务。《审美意识形态》（Aesthetic Ideology,1996）[5]则进一步探讨了语言本身与审美诉求之间不可调和的困境。
1989年出版的《批评作品，1953—1978》（Critical Writings,1953—1978）[6]主要收录了德·曼早期的一些文章。1993年的《浪漫主义与当代批评》（Romanticism and Contemporary Criticism:The Gauss Seminar and Other Papers）[7]收录了包括1967年普林斯顿大学高斯研讨会讲稿在内的一些文章，也收录了两篇与克默德（Frank Kermode,1919—2010）和克里格（Murray Krieger,1923—2000）论辩的文字，全书内容的时间跨度较大。从“高斯研讨会讲稿”中，细心的读者或许可以厘清德·曼如何在浪漫主义研究中遭遇障碍与困惑，进而开始思考阅读、阐释、语言和修辞性等重大问题。
关于德·曼的战时文章，攻讦者与辩白者各执一词，论争甚剧，但多与学理无涉，此不详述。
希利斯·米勒曾经想做一名科学家，大学原本攻读物理专业。二年级上了一半时“弃理从文”，改修英文专业，从此走上了文学研究的道路。
米勒的文学观和批评方法经历过几次变化。米勒求学之时，正值“新批评”主导美国文坛，因此他对“新批评”的著述和批评方法相当熟悉。得益于此，米勒在后来的研究生涯中显现出极强的文本“细读”能力。其实对文本的细腻解读，也正是几位耶鲁解构批评家的共通之处。
米勒1952年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一年之后开始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同在霍普金斯大学任教的比利时批评家乔治·布莱（Georges Poulet,1902—1991）是一位日内瓦学派的代表学者。受其影响，米勒这个时期出版了几部典型的“意识批评”作品，如《查尔斯·狄更斯：他的小说世界》（Charles Dickens:The World of His Novels,1958）、[8]《上帝的消失：五位十九世纪作家》（The Disappearance of God:Five Nineteenth-Century Writers,1963）、[9]《现实的诗人：六位二十世纪作家》（Poets of Reality:Six Twentieth-Century Writers,1965）,[10]以及标示其批评思想过渡阶段的《维多利亚小说的形式》（The Form of Victorian Fiction:Thackeray,Dickens,Trollope,George Eliot,Meredith,and Hardy,1968）[11]和《托马斯·哈代：距离与欲望》（Thomas Hardy:Distance and Desire,1970）[12]等。这些批评论著深入细致、富于创见，不失为对经典作家的精彩解读。
自60年代中后期，米勒逐渐开始受到德里达和德·曼的影响。1972年米勒转至耶鲁大学执教，其间发表了大量解构批评的论文。70年代末米勒与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12—2015）及韦恩·布斯（Wayne C.Booth,1921—2005）的学术论争，也对解构批评在美国的接受和流行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论争中的一篇著名文章《作为寄主的批评家》（“The Critic as Host”）被收入1979年出版的《解构与批评》（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13]一书。这本小书辑录了德里达、德·曼、米勒、哈特曼和布鲁姆每人各一篇文章，因而常被视作“耶鲁学派”的宣言书。
出版于1982年的《小说与重复》（Fiction and Repetition:Seven English Novels）[14]是典型的解构式批评论著，书中以七部小说为解读对象，深入探讨了叙事作品中相互纠缠的两种“重复”。此作与《阿里阿德涅的线：故事情节》（Ariadne's Thread:Story Lines,1992）、[15]《插图》（Illustration,1992）、[16]《地形学》（Topographies,1995）[17]和《解读叙事》（Reading Narrative,1998）[18]一道，构成了米勒的“解构叙事学”。
1985年出版的《语言的时刻》（The Linguistic Moment:From Wordsworth to Stevens）[19]对几位英语诗人的诗作进行解构阅读。而由1985年“韦勒克图书馆讲座”结集的《阅读的伦理》（The Ethics of Reading:Kant,de Man,Eliot,Trollope,James,and Benjamin,1987）,[20]通过文学和哲学作品的实例，对阅读活动进行了相当深入的考察。
《转义、寓言、述行》（Tropes,Parables,Performatives:Essays o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1990）[21]收文十五篇，主要是对20世纪一些文学文本的细致解读。《理论今昔》（Theory Now and Then,1991）[22]则收录了1966—1989年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文章二十六篇。
90年代以来，米勒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学言语行为（文学述行）的研究。并继续着新的理论思考，更多地关注了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文学与文学研究的命运。出版于2002年的小书《论文学》（On Literature）,[23]虽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但米勒在此书中借多年阅读和研究文学的亲身体验，畅谈了他的文学观，读来颇具启迪。
杰弗里·哈特曼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9年九岁时只身赴英以躲避纳粹迫害，1945年移居美国。哈特曼在1953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从军两年后，于1955年回到耶鲁大学执教。
1954年的《无媒幻景》（The Unmediated Vision:An Interpretation of Wordsworth,Hopkins,Rilke,and Valéry）[24]和1964年的《华兹华斯的诗，1787—1814》（Wordsworth's Poetry,1787—1814）[25]是哈特曼早期的两部批评作品，颇具新意，一反当时盛行的形式主义文论风格。
出版于1970年的文集《超越形式主义》（Beyond Formalism:Literary Essays,1958—1970）[26]则明确地反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绝对意义观。1975年的文集《阅读的命运》（The Fate of Reading,and Other Essays）[27]带有更加浓厚的解构意味。
哈特曼最负盛名的《荒野中的批评》（Criticism in the Wilderness:The Study of Literature Today）[28]出版于1980年。在此书中，他反对将历史、文学、哲学三者进行明确的划分，并力主文学批评与文学本身无甚区别。随后的《拯救文本》（Saving the Text:Literature/Derrida/Philosophy,1981）[29]中，哈特曼研究了德里达那部将哲学和文学熔为一炉的《丧钟》（Glas,1974）。
1985年的论文集《简单篇章》（Easy Pieces）[30]收录了十九篇“非学术”文章，论题广泛。1991年的《小预言》（Minor Prophecies:The Literary Essay in the Culture Wars）[31]则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两类批评风格——专家学者式批评与公众文人式批评——之间的张力。
在80—90年代，哈特曼主持建立了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证词档案库，并进行了与之相关的创伤研究。
哈特曼1999年出版了《批评家的历程：文学沉思录，1958—1998》（A Critic's Journey:Literary Reflections,1958—1998）。[32]此集收录作者的代表性论文十九篇，贯穿其四十余年的批评生涯，书前亦附长文自序，颇具回顾意味。2007年哈特曼出版了他的学术自传《一个学者的故事》（A Scholar's Tale:Intellectual Journey of a Displaced Child of Europe）,[33]为读者讲述了一位文学与文化研究者的学术历程和不倦思考。
哈罗德·布鲁姆出生于犹太家庭，幼时讲意第绪语。本科就读康奈尔大学，师从M.H.艾布拉姆斯。1955年获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
布鲁姆与“耶鲁学派”的关系比较微妙，他有时是解构的批评者，后来甚至由于学术见解上的分歧，而离开英语系，去了同校的人文中心。但不管怎样，他的误读理论毕竟与解构批评有着学理上的相通之处。
布鲁姆是一位相当多产的批评家，关于诗歌的误读理论亦多有著述，《布莱克的启示》（Blake's Apocalypse:A Study in Poetic Argument,1963）、[34]《叶芝》（Yeats,1970）、[35]《塔内鸣钟者》（The Ringers in the Tower:Studies in Romantic Tradition,1971）[36]便可视作此论早期的一些尝试。
1973年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37]是误读理论的奠基之作。书中借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的“家庭罗曼史”等理论资源，提出了六种“修正比”，强者诗人借此来“误读”前辈，从而确立自身的“独创”风格。此书的出版使布鲁姆蜚声美国批评界。随后的《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1975）、[38]《卡巴拉与批评》（Kabbalah and Criticism,1975）[39]和《诗歌与压抑》（Poetry and Repression:Revisionism from Blake to Stevens,1976）,[40]这四本书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误读诗论四部曲”。
《竞争：走向修正理论》（Agon:Towards a Theory of Revisionism,1982）[41]与《破器》（The Breaking of the Vessels,1982）[42]两本书仍然延续了布鲁姆对误读理论的书写。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布鲁姆已经越发明确地与解构批评拉开了距离。
1994年布鲁姆出版了《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43]书中对西方文学史上古今二十六位经典作家进行了细致精彩的解读，意欲在严肃阅读日渐衰微的当代文坛重新建立正统的审美品味。自此，布鲁姆逐渐侧重“经典研究”，出版了一系列相关著作。但毋庸置疑的是，布鲁姆将“陌生性”视作经典的必备品质，这与其误读理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