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汾河流域古村镇的发展与时代特征

村落的形成经历了由零星聚落到独立成村的发展过程。[4]当聚落经过长期孕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人口，拥有了较为完善的社会组织和内部结构时，便独立为村落。村落的兴起与发展受到经济、制度、文化、民族、战争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朝代更迭的进程中，村落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带上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多重烙印。史前时代，汾河流域，特别是晋南地区因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为华夏文明的摇篮，出现了大量原始聚落群；进入有史记载以来的第一个独立王朝——夏之后，山西重要的历史地位开始凸显，汾河流域的聚落也得到巨大发展，聚落群逐渐进化为新兴村落。当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之后，几次王朝的更迭与革命使这些村落经历了洗礼与重塑，不断繁荣壮大。汾河流域古村落以古代山西历史和社会变迁作为大背景，其发展、演变主要受到农业、军事、民族融合及商业这几方面的影响。

（一）以农为本：古村落的农耕文明

汾河流域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优势在史前时代已显现出来，这里有宽阔的冲积平原，土壤肥沃，临近水源，便于灌溉。旧石器时代晚期，晋南便出现了原始农业的萌芽，到了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文明遍布整个流域，那些以植物种子果腹的原始聚落群便具备了农村的雏形。农业为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说史前时代原始人类是运用本能的求生手段和对大自然的模仿，机缘巧合地发现了在土地上种植作物这种生产方式，那么有史以来，历朝历代统治者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和推广，显然是意识到了农业作为一国之根本的重要性。

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唐尧时期，尧任命农耕经验丰富的后稷为农师，教民稼穑于晋南稷山县，奠定了晋南的农耕基础，直到夏、商、周时期，这里都凭借发达的农业文明成为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域。春秋时期，晋文公称霸诸侯，村落人口增加，规模增大，农业发展。西汉是汾河流域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统治者重视灌溉技术，开番系渠，引汾河、黄河之水浇灌皮氏（今河津）、汾阴（今万荣）、蒲坂（今永济）三县的50万亩土地，河东、太原等郡的大批粮食经汾河、黄河、渭河运至京城。[5]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村落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仅河东郡人口就达到了96万，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以农持家。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农业始终是固国之本，汾河流域也是粮食生产重地，产量全国居先，即使在明清时期晋商崛起的情况下，出现了许多亦农亦商的村落，但是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仍然未曾改变。

汾河流域的古村落延续了原始聚落的农耕文化特质，形成了一大批农业村，在历朝历代统治者重农政策下，这些村落经历了由小变大、由单一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农业带动人口增长和地区繁荣，使这里一直保持山西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可以说，汾河流域是农耕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农业在这片沃土上长盛不衰，以农为本、耕读传家的村落在这里土生土长，最朴素，也最久远。

（二）屏蔽中央：古村落的军事色彩

山西东为太行山、西为吕梁山，汾河由北向南贯穿其间，表里山河，堪称强固，常被形容为“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山西作为屏蔽中央的军国重镇，不仅得益于天险和地理优势，还与历代统治者不断强化的军事建设有关。西周初年，周王朝有意识地将山西建设为军国重镇——“唐”，封叔虞为唐侯，使之成为周王室的“藩屏”。至此，山西以维护中央的军国重镇的形象出现，从春秋战国凭据山河之险争夺霸权，到秦统一全国，以及之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京师所在，大多不离山西左右。

在此社会背景下，汾河流域古村落也必然为军事服务。晋北边关地区常被作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前沿重地，统治者在此修筑长城、屯兵驻守、储粮备边，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事实上，随着历史的发展，山西的军事防御中心地区发生了由南向北的转移。早在夏商时期，晋南便属于“王畿千里”之地，对保护都城安定起着重要的作用。秦朝建立，为抵御匈奴侵扰，秦始皇修筑了由内地通往北疆的两条交通干线，其中一条为河东驰道，即从蒲津（今永济西）渡河，经平阳（今临汾）、晋阳（今太原）到云中（今内蒙古大黑河一带），秦始皇派将军蒙恬率30万大军北征匈奴，全胜而归。[6]并且，秦始皇在晋北部修筑长城，建立起人工屏障，构建起北方防御体系。隋唐时期，晋阳（今太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李渊灭隋建唐即起兵于此，之后唐王朝也不断加强对晋阳的军事建设。明清以来，山西对京师的屏蔽作用转移到大同一带，安危系于一线，战略地位突出。

可以看出，晋南（蒲津、平阳）、晋中（晋阳）在山西的军事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除了作为一线战场，这里还是军需储备基地和便捷的从军栈道，粮食、盐铁、良马沿河运转，源源不断地充实边疆。汾河流域的许多古村落成为军事大后方，甚至出现了一些新兴的军事古堡，如店头村，兴起于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作为一个专门的军事堡垒和屯兵之地，成为古晋阳城的要隘，直到明清之后才逐渐演变为村庄。高墙窄巷、明堡暗道这样的军事特征，似乎已经成为山西古村落的一个重要标志，在村落发展中不断发挥着塑造性作用。

（三）兼容并蓄：古村落的民族交融

自古以来，山西境内长期存在着北方少数民族杂居部族和割据政权，从甲骨文中大量使用“羌”一字可见一斑，这种情况可以上溯到上古时代。历史上，少数民族不仅活动于晋北一带，势力强大时，几乎占领整个山西，汾河流域也曾遍布他们的足迹。西周时期，燕京之戎生活在今天的晋中太原，到了春秋初期，晋南到处分布着白狄、赤狄、姜戎等少数民族部落，在此后不断的战争中汉族才逐渐将中南部的狄戎吞并，建成中原最大的强国——晋。秦、汉两朝，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过长期争战兼并，少数民族基本融入汉族之中。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一部分曾经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一路向南劫掠，占领河东。魏晋南北朝是少数民族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曹操将河东的匈奴分为五部共三万余部落，散居于“晋阳汾涧之滨”，可见当时汾河两岸遍布匈奴部落；西晋初，大批匈奴人迁入山西，踪迹散落各地。这一时期，匈奴人建立前赵，鲜卑人建立北魏，羯族建立后赵，契胡族进驻晋阳，均在山西境内。经历了隋唐的稳定和发展，五代十国动乱频繁，沙陀族兴起，在这一时期内的五个朝代中，沙陀人以晋阳为中心，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可见晋阳在民族融合过程中的重要地位。金、元两朝，在女真族、蒙古族的统治下，国泰民安，统治者在学习汉族先进文化的同时，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逐渐渗入中原民族。清朝满族当权，不同民族文化大交融，山西也基本上成为汉族聚居地区。

在民族交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审美特征对山西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汾河流域许多古村落渗透着少数民族生活的痕迹。介休张壁村，大致形成于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在这个军事城堡中体现得十分明显，村中建有可罕庙[7]，旧匾“可罕王祠”传说为北汉刘崇亲笔题写，为纪念定杨可罕刘武周。刘武周虽是汉族人，但效力于突厥，在此修建明堡暗道与李世民对抗，得以少数民族首领称谓，张壁人深受其影响，建庙朝拜。汾河流域这类古村落为数不少，民族民俗交融成为重建村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使其具有了兼容并蓄的开放性。

（四）晋商宅院：古村落的恢宏气度

明、清两代，是汾河流域古村落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晋商的发展，山西境内建成了一批庄重宏伟、精雕细琢的深宅大院，主要集中在晋中和晋南，它们如明珠一般，分布于汾河沿线，使得两岸村落繁花似锦、熠熠生辉。这些村落除了少数官家宅院之外，绝大多数为晋商大院，其兴起与明清时期山西商人这段特殊的历史有密切关系。山西人善于经商，《史记·货殖列传》中早有记载，但在历代重农抑商的政策下，山西商业直到明代才突飞猛进，《五杂俎》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府），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8]他们主要经营转运业务，将解池的盐、潞安的绸以及粮食、煤、铁运送出去，再把长江下游的布、茶运回来，一来一回，滚滚白银便收入囊中，“平阳泽路，富豪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9]。到了清代，晋商的经营范围逐渐扩大到东北三省和内蒙古等边远地区，甚至远达国外，形成了有名的骆驼帮。清中叶，由于商人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平遥、祁县、太谷商人将目光敏锐地投向汇税业，全国各地都有山西票号，分号远至日本、俄国。20世纪初，银行业兴起，票号随即衰落，晋商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晋商虽然背井离乡，外出闯荡，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使他们在财产丰盈之后，一定要回到家乡大兴土木，修筑宅院，在商业巨贾的带动下，整个村落商业氛围浓厚，经济蓬勃向上，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晋中的太谷、祁县、平遥、介休，晋南的襄汾、万荣等车水马龙般的晋商村落沿汾河坐落，重要原因在于汾水一线交通便捷，是商人货物运转的交通枢纽，由北至南，通往晋北、内蒙古、西安、河南等地，从东到西，抵达天津、北京、陕北。这些晋商往来频繁的商路沿线，发展了古村落，繁荣了古村镇，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汾河流域别具特色、饱含历史风韵的商业村镇。

汾河流域古村镇是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进程中不断丰富完善的，它们以农业为基础，以军事防御功能为特色，经过长期的民族交融，培养了兼容并蓄的胸襟，在商业兴起的浪潮中，抓住机遇得以空前繁荣，这不仅是古村镇的历史发展脉络，也是其最引人入胜的个性和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