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近代以来汾河流域古村镇的演变、分布与类型

古代社会是汾河流域古村镇迅速发展壮大的时期，近代开始，一系列社会动荡和历史性巨变使古村镇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挫折大于发展，两者交错进行。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古村镇的经济与文化有了跨越式发展，成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缩影。古村镇近代以来的演变，在今天汾河流域古村镇的分布状况、村落类型、文化特征及内部格局等方面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一）社会转折与汾河流域古村镇的演变

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外国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沿海大门，一路将势力伸向内陆。山西虽地处偏远，远离沿海，却仍未能逃脱侵略者的践踏，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西的广大农村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他们以榆次为中心，北向太原、忻州、定襄各地，南向祁县、太谷、平阳、蒲州各地，推销商品，掠夺原料，操控农村市场，有的甚至直接掠夺大片农田土地，招民垦殖，放佃出租，百姓受到残酷剥削。辛亥革命爆发，作为山西革命的重要地区，晋中、晋南都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建立山西军政府、河东军政分府，在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支持下，最终推翻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是，阎锡山叛变革命，划境自守，山西又陷入了长达38年的独裁统治中，百姓窘困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变，村民则承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民间流传的歌谣真切地反映出他们的处境：“清朝改民国，换汤不换药，百姓地狱苦，官绅天堂乐。”

1924年秋，山西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太原支部，接着各地党支部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在党的领导下，临汾、太谷、祁县等地成立农民协会，爆发了武装运动。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西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战争初期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阎锡山在抗日问题上与毛泽东达成共识，形成了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三晋大地上，抗日战火连天，全民参战，广大群众组织自卫队、担架队、慰问团等支援前线，历时八年，获得全面胜利。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汾河流域古村镇作为重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硝烟弥漫，日军的“三光”政策和疯狂扫荡，使得村落人口减少，建筑残毁，经济衰败。

面对共产党在山西的迅猛发展，阎锡山掀起反共高潮。在阎管区，实行“兵农合一”，其实质是一种新型农奴政策，根本目的在于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为己所用。这一政策不仅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还使其失去了人身自由，许多农民只得背井离乡，寻求生路，造成了大多数农村无人居住、杂草丛生的局面。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的浪潮中，经过临汾、晋中、太原三大战役，终于推翻了阎锡山的统治，山西获得解放。

社会主义新时期，山西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渡时期，山西虽然处在多年战乱后农业凋敝、工业落后、政权不稳的严峻形势之下，但却是经济发展最好的阶段。就农村而言，全面的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活很快得到改善，1953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达到高潮。然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极左思想将刚刚复苏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带入混乱局面，“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盲干蛮干、浮夸虚报等多种问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为山西带来最为严重的困难与损失，许多地方斗争不断升级，武斗和打砸抢事件频繁发生，临汾、平遥等地连续三年动乱不止。“文化大革命”十年，不仅造成严重的经济倒退，对于古村镇历史文化也是一次空前劫难，庙宇被占，神像被砸，壁画被毁，许多珍贵的文化销声匿迹，古村镇最为密集的汾河流域损失十分惨重。

1978年，改革开放，山西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太原召开，确定了全省今后的发展路线。古村镇像数以千万计的乡村山寨一样，积极推进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开展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农民生活得到改善。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古村镇逐渐由单一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结构调整为农工商、运输、服务等综合经营的商品经济结构，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古村镇的人们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潜力与作用，积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推进文化产业化和旅游业的发展。如今，汾河流域古村镇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并存，地方特色突出，文化生活丰富的新局面。

（二）汾河流域古村镇的分布与类型

经过漫长的历史更迭，古村镇不断变化和发展，地理位置、形制规模、历史传统和文化特点等诸多方面都逐渐明晰，特别是近代以来，古村镇经历了无数次战火的考验，受到多次运动的冲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缓慢向前发展。所谓古村镇，指的就是那些形成于民国之前，饱经历史与岁月的洗礼，至今还存留着丰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并仍然为乡民们服务的村镇。

汾河流域共39个国家级、省级古村镇，包括11个历史文化名镇和28个历史文化名村，其中被评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村镇的有5个，省级34个。这些古村镇临近汾水一线，主要分布在晋中和晋南，自北而南跨越太原市、晋中市、临汾市、运城市4个市区，是山西省古村镇数量最多、面积跨度最大的地域。图1-1[10]清晰地展示了汾河流域古村镇的分布状况。其中，晋中市古村镇共有28处，占到整个流域的70％，数量众多，在县级行政区域中，平遥县有古村镇10处，紧凑密集，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名村镇群。与晋中相比，太原市晋源区有古村镇2处，临汾市有3处，运城市有6处，数量较少，但每个区域的古村镇都有鲜活的地方文化特色，是十分珍贵的历史遗产。整个汾河流域古村镇的分布和发展，除了受到汾河两岸优越自然环境、便捷交通的影响，还与明清时期晋商的兴起、雄厚的财力和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那些恢宏的晋商院落就是最好的证明。

刘沛林概括出三种古村落分类方法：第一种按照成因将古村落划分为定居型、地区开发型、民族迁徙型、历时嵌入型等；第二种依据地理位置划分为山地型、平原型、山麓型、临水型等；第三种从功能特征入手划分为防御型、农耕型、山水型等。[11]古村镇的类型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依据汾河流域古村镇的历史形成和显著特征，这里将从自然地理形态、功能作用及区域文化特征三个方面进行类型分析。

1.以自然地理形态分类

汾河流域以山地、平原为主，因此从自然地理形态的角度可以将古村镇划分为山地、丘陵型和平川、盆地型两大类，见表1-1。

山地、丘陵型古村镇自然风光秀美，但是由于交通不便使得社会发展较慢，经济相对落后。然而也正因如此，当地民众的原始生活遗风和古老建筑得以保存。这类古村镇“建筑形式厚重，多用泥土、土坯、石块等砌筑墙体，多与自然紧密融合，平面布局紧凑、封闭以利于保温防风沙”[12]，并且古村镇讲究“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强调对环境的适应和建筑物的实用，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辩证思想。

平川、盆地型古村镇集中在太原、临汾、运城三大盆地上，农业基础条件较好，其典型特征是“村落多以‘十’字街为基本骨架，建筑高度变化较小，民居排列整齐有序，街巷近似横平竖直，景观变化单调”[13]。这类古村镇多数处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带，古建筑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现代城镇化建设的影响而破坏严重。

2.以功能作用分类

以功能和作用为标准，汾河流域古村镇可以划分为商业型、防御型、农耕型及山水型，见表1-2。

商业繁荣是汾河流域古村镇最为显著的特点，明清时期，晋商的发展带动了一大批商业村镇的兴起。这些古村镇多建在交通要道上，是晋商货物往来的集散地。因此，这里熙来攘往，经济繁荣，街道两旁商铺林立，民居建筑精美考究，以祁县乔家堡为代表，约有13个古村镇属于商业型。

防御型古村镇又分为两种，一种地处要塞，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如晋源区店头村和介休张壁村，最初是屯兵之地和武器弹药库，明清时期军事地位下降，逐渐演变为村，因此这些村落高墙窄巷，密道、暗道贯穿全村，军事防御色彩浓厚。另一种为古堡式晋商大院，由于晋商财资雄厚，院落安全最重要，加之北方风沙较大，气候寒冷，需要结实的院墙避风防寒，所以许多民居建筑为高墙大院，防护功能明显，如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都是典型的古堡式建筑。

汾河流域自然条件优越，适宜农作物生长，许多古村镇都是由农耕村发展起来的，即使到了明清时期，商业、手工业发达，生产方式多元化，农业依然是民之根本。祁县谷恋村自古以农为业，由于交通便捷，明清时期商业兴旺，但这些商人并没有放弃土地，大多亦农亦商。晋商衰落后，谷恋村回归农业，大片农田紧密相连，村民门前牌匾上依旧写着“耕读传家”、“以农为业”的古训。

山水型古村镇“聚山川之灵秀，藏天地之精气”，讲究“天人合一”的居住理念。汾河流域有许多古村镇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无论是在村落选址、整体布局，还是在建筑结构、景观塑造上，都体现出古村镇的灵动和诗意。如灵石董家岭村和榆次后沟村，负阴抱阳，背山面水，因地制宜，顺势而为，自然山水与巧夺天工的古村落景观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体现出村民择吉而居的风水观和朴素高超的建筑智慧。

历史文化名人是汾河流域许多古村镇的标志和象征。寿阳平舒村是祁寯藻的家乡，他不仅是著名书法家，还是清道光、咸丰、同治“三代帝师”，人称“寿阳相国”。祁县乔家堡是乔家大院所在地，附近流传着许多乔家经商致富、乐善好施的传说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大寨村成为全国农村的典型，这里流传着国家领导人视察时的有趣故事，对于新中国几代人都影响深远，并且时常有国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参观访问。

3.以区域文化特征分类

汾河流域主要指晋中和晋南，历史上，这两个区域一直是山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村镇历史悠久，经济发达，体现了整个流域的共同特点，但是在共性之上，两者又体现出各自鲜明的特色。以区域文化特征为依据，可以将古村镇分为晋中和晋南两大类型，见表1-3。

晋中有28个古村镇，分布在太原晋源区、太谷、祁县、平遥、介休和灵石，这里是晋商巨贾的集中地，深受商业文化影响，保存下来许多庄重恢宏的晋商大院，形成了“四大城”和“六大院”。四大城是指太谷城、平遥古城、祁县城和榆次老城；“六大院”为榆次车辋村常家庄园、祁县乔家大院、祁县渠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太谷曹家大院、太谷孔祥熙宅院。这些古城大院闻名于世，浓缩了昔日古村镇的繁华及发展过程中最突出的区域文化特征。

晋南是华夏民族的“直根”，是众多帝王故都及王侯将相活动的中心地带，这一地域的古村镇形成得早，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耐人寻味。襄汾丁村可以溯源至旧石器时代，丁村人足迹遍布汾河沿岸，对原始农业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万荣荣河镇，是汾阴“后土祠”所在地，后土信仰深厚；盐湖区解州镇有全国最大的关帝庙及常平村关羽家庙，关公信仰影响甚大；永济蒲州镇，传说中的蒲州古城舜都蒲坂即在此处。并且，晋南历史文化传说资源非常丰富，如尧舜传说、牛郎织女传说、杨贵妃传说、张生和莺莺传说，这些文化遗产都成为晋南古村镇特有的区域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