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史回顾

（一）关于近代中国口岸贸易的研究

关于近代中国口岸贸易的研究成果历一百余年的积累，硕果累累，可以汗牛充栋来形容，不过本书的回顾不意面面俱到，而是以时间为线索，择其重点，目的在于通过回顾发现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口岸贸易研究的现状与趋势，从而为本书的研究在视角和方法上寻找可能的突破。

1.1949年前的资料整理与初步研究

1949年前的成果主要是对相关资料的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初步研究。关于近代中国口岸贸易的记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口岸开放之初，散见在时人的游记、考察记和商业调查当中。当然这都不能看作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研究，但却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真正的资料整理和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初，马士的《中华帝国的贸易与行政》和《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可以作为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代表，[2]这两部著作虽不是对口岸贸易进行的专门研究，但均有关于口岸贸易的专节内容。除此之外，班思德主要利用海关资料完成的《最近百年中国对外贸易史》一书也值得注意。[3]日本方面，除1939年米谷荣一《近世支那外国贸易史》一书考察了对外贸易的整体演进之外，主要表现为一系列商业经济调查，例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及东亚同文会组织的一系列调查就涉及不少的口岸和口岸贸易的内容。[4]国内方面，以武堉幹《中国国际贸易概论》、[5]褚保一《工业化与中国国际贸易》、[6]陈重民《中国进口贸易》、[7]尤季华《中国出口贸易》[8]等为代表，主要依据海关报告分别对中国进出口贸易进行了简要的描述。除此之外，更多则是对海关资料的整理，如黄炎培、庞凇编纂《中国商战失败史》、[9]杨端六、侯厚培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10]唐有壬等编纂《最近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图解：1912—1930》、[11]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纂《最近三十四年来中国通商口岸对外贸易统计1900—1933（中部）》、[12]蔡谦、郑友揆《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1919年，1927—1931年）》、[13]陈伯庄、黄荫莱《中国海关铁路主要商品流通概况1912—1936》，[14]等等。

2.20世纪50—80年代初的研究状况

这一时段，在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些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通商口岸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一书，该书以中国最早开放通商口岸为考察对象，从贸易与近代外交的角度，揭示了“中华帝国”在与西方从事贸易往来以及与此相关诸多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近代性变化。[15]与费正清上述著作同年出版的罗兹·墨非的《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是这一时段西方学界关于中国近代通商口岸研究的又一重要著作，该书就政治、地理、交通运输、贸易、工业制造等方面，重点突出地论述了从1843年对外开埠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上海城市发展演变的历程，用以说明上海的发展演变对中国适应世界潮流和走向现代化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6]被认为是西方人所写的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一部上海史著作。[17]除此之外，有关口岸贸易之于近代中国影响的重要成果还有刘翠溶对汉口、[18]马若孟对河北、山东[19]等的研究。在研究范式方面，这一时期西方学界的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大致呈现出特别强调口岸与西方接触的一面的倾向，其所关注的核心是西方冲击在口岸及其贸易生成与演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问题。

台湾学术界，口岸贸易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蔚为风气，1976—1983年先后完成多部和口岸贸易有关的作品，其中涉及的口岸包括淡水、打狗、九江、大连、汕头、烟台、天津、重庆等。[20]这些研究其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侧重点也有差异，但强调口岸开放与贸易对区域经济变迁的影响却是其共同的特征。

大陆学术界，受革命史学的影响，对通商口岸的研究重在揭示和批判帝国主义的侵略，强调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产生的负面作用，其主要成果是整理了大量有关口岸和对外贸易的资料集，为以后从事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总之，正如杨天宏所指出的那样，“中外学术自来异趣，在理论上的差别更加明显，但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两者却呈现出若干侧面的相合”[21]，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和中国学术界虽然对通商口岸在中国近代经济变迁中所起作用的价值判断有着重大的歧见，但在强调西方的冲击方面却是一致的。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国研究的范式发生重大变化，口岸贸易研究关注的重点与视角也随之发生重大改变，人们开始将视野由西方的冲击更多地转向中国本土社会，试图寻找中国通商口岸发展的内部动力，关注于贸易演变中内在演进逻辑和区域特点。如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一书中论及19世纪汉口贸易时就指出，“19世纪的汉口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流通经济持续发展的产物”，“与西方的贸易带来了一些显著的变化，比如轮船的到来和茶叶的国际贸易。可是，我们必须谨慎地区分这些变化何者可直接归功于西方的接触，而何者则是其内在发展过程的必然结果，尽管这一进程因受到外贸的催化而加速，但它的发展毕竟远远早于对外贸易。在1889年中国开始引进蒸汽动力工业之前，这一内在发展的结果看来要比（西方势力的到来所引起的）变化重要得多”，“贸易方面最早的明显的变化看来并不是由于1842年或1861年外国人的到来而引起的”[22]。又如林达·约翰逊关于上海的研究、卡蒂埃·卡罗林关于宁波、福州和厦门的研究也均强调城市发展与贸易演进的内在逻辑和中国本土因素在其中所起的塑造作用。[23]日本学术界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并且将这一研究趋向扩大至整个亚洲历史的叙述中。其中，以滨下武志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主张从长时段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历史，告别那种对中国和东亚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维性（线性）和单向性的理解，拒绝中国和亚洲的起点相对落后而且中国和东亚是停滞的，唯一发生作用的力量是西方列强的观点，主张把口岸贸易纳入整个亚洲贸易网络的大视野中去分析，以亚洲贸易圈视野考察中西之间的复杂关系，强调亚洲历史的整体性和内在演进逻辑，认为近代以来进入亚洲的西方力量只是加入了亚洲历史的自在演进之中而已。[24]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受惠于改革开放国门的打开，有关近代通商口岸与贸易的研究大量出现，其中不乏上乘之作，如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8）——史实的综合分析》、[25]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革——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26]徐永志《开埠通商与津冀社会变迁》、[27]唐凌《自开商埠与中国近代经济变迁》[28]等。这些著作虽然具体研究对象不同，但其共同点是几乎都将口岸开放引起口岸城市变迁以及口岸贸易对区域（或全国）经济社会的影响作为考察的重点。

而要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最引人注目者则非以吴松弟师、戴鞍钢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从经济地理学角度，以港口—腹地为视角进行的一系列研究莫属。港口—腹地视角的研究“主要通过口岸贸易研究港口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并力图从贸易进入各个产业部门，在此基础上透视中国现代化的空间进程以及在各个区域的表现”，“研究内容，简单地说，是在确定腹地标准的前提下，通过对港口贸易、腹地范围、交通和运销网络、口岸城市和腹地经济的综合研究，探讨1840年以后近代生产力主要自东部沿海口岸向中西部腹地推进所引起的经济地理新格局及其内部的互动关系，分析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的过程和规律性，以探讨中国近代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及其对近代历史和现实的意义。因此，这既是一项基于时间层面的研究，又是一项基于空间层面的研究”[29]。目前，以此视角或与此视角相关的研究已经出版专著和论文集六部，[30]由吴松弟师指导完成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已达十余部，[31]发表论文数十篇。这些研究分别对天津、大连、营口、烟台、青岛、连云港、镇江、芜湖、汉口、重庆、上海、宁波、福州、广州等港口城市的近代进出口贸易、城市发展及与其腹地双向经济互动关系，以及上海、香港两个中国最重要的港口城市与沿海其他港口城市的埠际贸易联系，上海、宁波两个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港口的空间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所涉范围几乎包括了所有沿海、沿江重要口岸，从而为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在外力的推动下如何在空间上的展开和时间上的演进描绘出了一幅清晰的图景，“研究表明，近代的开埠通商，不仅使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也使得国外的先进生产力在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登陆并壮大，从而导致港口—腹地这一先进生产力空间扩散和区域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的形成。在进出口贸易和先进生产力进入的强大推动下，在港口—腹地双向互动的作用下，沿海城市得到率先发展，广大农村的市场化、外向化的趋势得以形成，生产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工业在沿海城市逐渐发育，加之同时开始的现代交通和通信体系的出现和扩大，进一步促使近代经济地理格局最终形成。中国在生产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生产力的布局即经济地理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2]。

可以说，港口—腹地视角的研究由于其所具有的以历史地理学既重视时间上的过程的考察，又注意空间上的差异性的探讨的方法论，之于以往的口岸和口岸贸易的研究，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口岸和贸易史的研究范畴。其研究进一步扩展和深入的结果，必然是进入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33]

另外，从研究范式看，值得注意的主要成果还有马学强、佳宏伟分别从区域角度对近代上海的成长和天津口岸贸易的分析。[34]

（二）关于近代云南口岸与对外贸易的研究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郭垣著的《云南省经济问题》、[35]万湘澄著的《云南对外贸易概观》、[36]钟崇敏著的《云南之贸易》[37]对开埠后云南对外贸易分别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956年，李埏先生撰文呼吁对滇越铁路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可惜没有引起注意”。1979年，李先生撰文指出经济史学科的现状严重不适应经济建设对学科发展的需求，认为“以我省（云南）而论，幅员如此辽阔，民族如此众多，经济状况如此复杂多样。且不说那辽远的古代，即近百年的近代，亟待研究的课题也就不胜枚举”。因此，他倡议重视云南经济史的研究，“写出系统的、完整的云南经济史，为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建设提供历史依据”[38]。此后，云南经济史的研究开始真正得到开展，关于近代云南口岸与对外贸易的研究也日渐增多。

吴兴南著《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近代化的历程》[39]一书以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近代的演变历程为线索，其中对1910—1941年云南对外贸易兴盛时期的进出口商品的货值、商品种类和结构变化等作了着重考察。董孟雄、郭亚非著《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40]一书将云南近代贸易分为自由贸易初期（1889—1911年）、自由贸易初步发展时期（1912—1931年）、自由贸易迅猛发展时期（1932—1936年）、战时统制经济时期（1937—1945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时期（1946—1949年）五个阶段，对云南近代贸易发展变化的过程作了详细描述。以上是两部云南对外贸易研究的专门著作。另外，在其他一些有关云南历史的研究著述中，也程度不同地对口岸和对外贸易有所涉及。如，李珪主编的《云南近代经济史》、[41]谢本书主编的《云南近代史》[42]就对外贸易、口岸开放过程及口岸开放后云南经济变迁均作了简单描述；陆韧在《云南对外交通史》一书中有对云南开埠通商经过与对外交通变化的较为详细的论述；[43]刘云明《清代云南市场研究》一书对开埠前后云南对外贸易的变化作了一番概括性的描述；[44]肖良武《云贵区域市场研究（1889—1945）》一书认为云南口岸开放是云贵区域市场变迁的真正开始，强调了口岸开放以及由之而来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对近代云贵区域市场演变产生的重大影响；[45]周智生在《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一书中对开关通商后滇西北地方市场的变化作了描述；[46]杨志玲《近代云南茶叶经济研究》一书专辟一章对蒙自、思茅、腾越三关茶叶出口情形即近代云南茶叶的国际贸易进行了研究。[47]除此之外，杨斌的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云南个旧锡矿地理研究（1884—1949）》主要利用海关资料对近代个旧大锡对外运销及其在云南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作了细致的研究。[48]

论文方面，杨寿川《近代滇锡出口述略》一文以翔实的资料对滇锡大量出口的原因及出口的大致情况进行了分析阐述，突出反映了大锡在近代云南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49]贺圣达和郭亚非对近代云南与周边国家经济交往及其贸易圈的形成和特点进行了研究。[50]关于口岸开放与口岸格局演变的研究，重要成果有马世雯的《清末以来云南蒙自与蛮耗口岸的兴衰》[51]和车辚的《晚清昆明自开商埠的地缘政治经济意义》[52]，前者对近代蒙自与蛮耗口岸的兴起与衰落的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由于政治、经济和地理位置等因素，使得蒙自、蛮耗成为帝国主义掠夺云南资源，倾销商品的通商口岸，但伴随着为加快掠夺速度而修建的滇越铁路的通车以及河口县的开关，蒙自、蛮耗口岸的繁忙兴盛又成为了历史；后者的研究认为昆明的开埠强化了云南统一的区域市场格局，促进了个（旧）蒙（自）临（安）广（南）开（化）基本经济区演化成昆明—开远—蒙自（个旧）—河口经济走廊，该走廊集中了全省工商业的精华，沿线城市也成为全省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彻底改变了云南的经济地理格局。关于近代云南三关地位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则有郭亚非的《近代云南三关贸易地位分析》一文，该文认为：从贸易量上看，近代云南三关之中，蒙自关的贸易地位最高，腾越关次之，思茅关最低，其原因在于三关商品结构、地缘环境和交通条件、外贸辐射区域与内贸市场的联系相异。[53]除此之外，郭亚非等人还对近代云南外贸经营中的特点进行了研究。[54]马丽娟《近代云南回民对外贸易活动研究》一文认为回族是元朝以来云南对外贸易中的主角，直至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民族像回民那样几乎是全民参与对外贸易活动，云南回民为中国对南亚、东南亚市场的开拓和贸易联系的加强，做出了积极的贡献。[55]

相比而言，更多的成果是关于口岸开放及贸易发展引起云南对外经济关系与云南经济变化的研究，如杨煜达《试析腾越海关与近代滇缅贸易》一文着重分析了腾越关和近代滇缅贸易的特点及对滇西经济发展的影响；[56]梁宏志的《蒙自开关与近代云南市场结构的变迁》一文认为1889年蒙自关和滇越铁路的开通促进了云南对外贸易的繁荣，从而加速了云南传统市场的变迁，在内外合力的作用下，云南近代市场产生；[57]王文成的《约开商埠与清末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变迁》一文则认为以约开商埠为标志，清末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完成了以边境贸易为主体、以贡赐贸易为补充的传统对外经贸关系，向以通商口岸为依托的全球性、综合性的世界贸易为主体，以边境贸易、边民互市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近代对外经贸关系的转变，从而使地处世界屋脊东部台地的云贵高原，更深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旋涡。[58]

以上研究已经涉及近代云南口岸与对外贸易研究的许多方面，其中的不少论著视角新颖，分析透彻，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