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西方叶芝研究

叶芝研究（Yeats Studies）在英美已成为专门学问，叶芝研究的资料更是汗牛充栋。英美叶芝研究历经百余年，不同时期学术界关注焦点不同。早期评论主要是印象式的，评论家对叶芝的神秘主义给予较多关注；20世纪40年代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叶芝研究集中在其诗艺发展道路上；20世纪50、60和70年代，批评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叶芝与19世纪英国文学传统的联系；20世纪60、70年代前，叶芝戏剧研究较少，之后出现了一系列专门研究叶芝戏剧的著作，并于7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20世纪80年代早期，叶芝的政治思想成为中心话题，随后一直到21世纪，批评家们将叶芝置于爱尔兰政治历史背景中、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考察。

（一）早期评论

早在1887年，凯瑟琳·悌南（Katharine Tynan）发表了《三个年轻诗人》一文对叶芝的《莫萨德》（Mosada）进行评论，指出“可以预见叶芝作为一名诗人的未来一片光明，作为同宗同脉的我们尤其希望目睹他的辉煌事业”。文中，悌南高度评价叶芝的处女作，称其中充满了美，一种富有诗意。[2]王尔德（Oscar Wilde）对叶芝的《爱尔兰和民间传说》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其“每一个故事都值得品读和思索一番”。[3]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和马丁·斯坦恩曼（Martin Steinmann）的《永久的叶芝》（1950）收集了20世纪30、40年代克林思·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布莱克墨（R.P.Blackmur）、约翰·克劳·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艾伦·泰特（Allen Tate）和利维斯（F.R.Leavis）等人撰写的论文。[4]

理查德·埃尔曼（Richard Ellmann）不仅撰写了《叶芝：其人与其面具》，而且撰有《叶芝的身份》（1954），集中讨论叶芝诗歌主题和风格的发展历程。《叶芝的身份》一书与当时人们认为叶芝因与其早期浪漫诗风决裂而攀登诗艺高峰的观点相左，认为叶芝诗歌用词、意境、象征主义的不断变革中有一种连贯的思想和情绪模式。在埃尔曼看来，叶芝构建连贯艺术身份的方式不是通过表达一成不变的系统思想而是通过对一系列相连、未调和的冲突反复思量。[5]埃尔曼的两本著作让许多批评家相信诗人的神秘思想十分连贯而深刻，而不能简单地将其斥为“怪力乱神”。汤姆·亨恩（Tom Henn）的《孤独塔楼》（1950）支持埃尔曼的这种观点。该书将《幻象》与叶芝的其他作品放在西方哲学、神秘主义、文学和绘画艺术传统中考察。亨恩作为一位爱尔兰人，亦强调叶芝对复活节起义及其影响的反应。[6]托马斯·帕金森（Thomas Parkinson）则着重研究诗人创作和修改的过程。在《叶芝：自我批评》（1951）中，帕金森分析了叶芝对其早期诗作的修改，说明叶芝的戏剧活动对其抒情诗表现方式的影响。帕金森认为，戏剧创作使叶芝重视戏剧冲突，从而摆脱了诗人对云雾般幻想的痴迷。通过对《晚期诗作》（1964）中的写作过程、象征主义和作诗技巧的研究，帕金森亦强调了叶芝对戏剧化冲突的重视。[7]

艾略特在经典叶芝纪念演讲（1940）中认为，叶芝从创作具有“模糊而又迷人之美”诗歌的非个性艺人转化为具有活力的“中年诗人”，“从个人浓烈的经验中能表达出普遍真理”。[8]埃尔曼在《叶芝的身份》（1954）中强调其早期和晚期作品间的连续性，认为“他的主题和象征在青年时代已确定，随后越来越有活力，愈加直接，且不断更新”；其创作语境不仅包括叶芝个人经历，且包含爱尔兰政治现实。[9]

1955年，休·肯纳（Hugh Kenner）的《艺术圣书》论述了叶芝诗集《塔楼》中诗歌主题和意象间的联系，认为它们构成独具匠心戏剧化过程。肯纳认为叶芝“不是在写诗，而是在写书”。[10]约翰·昂特瑞科（John Unterecher）在《叶芝读者指南》（1959）中运用肯纳的方法研究叶芝的《诗集》。[11]哈泽德·亚当斯（Hazard Adams）在《叶芝诗篇作为一本书》（1990）亦用此法。昂特瑞科为读者提供了逐诗的解读。亚当斯更富理论性和复杂性的分析将叶芝的《诗集》解读为叶芝企图构建自己人生故事的虚构版本。[12]

亚伦·R.格罗斯曼（Allen R.Grossman）的《早期叶芝作品中的诗学知识》（1969）详细讨论了《苇间风》中的神话结构。[13]斯蒂文·普泽尔（Steven Putzel）的《重构叶芝》（1986）研究了《苇间风》和《隐秘的玫瑰》。[14]达德雷·杨（Dudley Young）的《困镜》（1987）集中研究了《塔楼》。[15]

（二）叶芝文本研究

在乔治·伯恩斯坦（George Bornstein）的论文《叶芝诗作文本是什么》（1993）的基础上，大卫·霍尔德曼（David Holderman）的《许多辛劳：叶芝第一批现代主义著作的文本和作者》（1997）考察了叶芝中年所著著作的文本文字和版本，认为其中的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和性政治属性由叶芝的修订及其与出版商的交往决定。[16]伯恩斯坦的《物质现代主义》（2001）说明了许多现代主义作品的物质形式如何附有政治和其他方面的隐含意义；其中关于叶芝的两章集中讨论了《当你老了》、《1913年9月》和《塔楼》。[17]

克蒂斯·布拉德福特（Curtis Bradford）的《创作中的叶芝》（1965）继帕金森之后进一步研究叶芝创作的文本历史[18]，类似的还有琼·斯特沃绥（Jon Stallworthy）的《字里行间：叶芝创作过程中的诗作》（1963）和《叶芝〈最后的诗〉中的灵视和修订》（1969）[19]。康奈尔大学的叶芝文库启动之前，不能直接接触诗人手稿的批评家们只能依靠这些著作了解诗人的写作过程。1964年，爱德华·恩格尔伯格（Edward Engelberg）在《巨型设计：叶芝美学中的图案》中，对诗人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著述进行分析，描绘其前后连贯的艺术理论发展的全过程。在他看来，该理论越来越强调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如抒情诗的宁静与戏剧化动作。[20]

1964年托马斯·R.怀特克尔（Thomas R.Whitaker）的《天鹅与影子：叶芝与历史的对话》认为“对叶芝来说，历史是一个神秘的对话者，有时是诗人自我的鲜明展现，有时是与自我相对的阴影力量”。拥有双重立场使叶芝既能从神的视角又能戏剧化地体验历史，因此与单一的立场相比，他能创造出更加丰满的自我形式与艺术。[21]

菲利普·马尔科斯（Phillip Marcus）的《叶芝与爱尔兰复兴的开端》（1970）详细描述了19世纪90年代诗人的活动及其同代人。[22]乔治·米尔斯·哈帕（George Mills Harper）的三本书（或著或编）《叶芝的金色黎明修道会》（1974）、《叶芝与神秘思想》（1976）、《叶芝〈幻象〉的制作：自动书写文本研究》（第2卷，1987）将叶芝神秘主义思想的研究置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之上。[23]《叶芝〈幻象〉的制作：自动书写文本研究》提供了叶芝与乔芝的灵视会谈日志及其阐释。詹姆斯·奥尔尼（James Olney）的《茎与花：永远的哲学——叶芝与荣格》（1980）将叶芝与卡尔·荣格的思想归于柏拉图传统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如毕达哥拉斯、帕梅尼德斯、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格拉斯。

（三）叶芝与政治

叶芝的政治倾向很早便引起批评家的关注。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和奥登（W.H.Auden）对叶芝的法西斯倾向颇有微词。20世纪80年代早期，叶芝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中心话题。此前，关于叶芝与爱尔兰历史和政治的两本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多纳德·T.托奇亚纳（Donald T. Torchiana）的《叶芝和乔治时代的爱尔兰》（1976）和康纳·克鲁塞·欧布莱恩（Conor Cruise O'Brien）的论文《激情与谋略：论叶芝的政治》（1965）。托奇亚纳阐释了叶芝如何从对19、20世纪爱尔兰的幻灭逐渐形成对18世纪新教贵族的理想化过程。他研究了叶芝对格雷戈里夫人的依附和对斯威夫特、伯克、伯克莱和戈尔德斯密等人的仰慕。[24]欧布莱恩对叶芝的政治观念认同较少，将叶芝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真诚程度最小化，指责叶芝有阶级歧视、反天主教和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欧布莱恩的文章首次发表于庆祝诗人百年诞辰之际，令叶芝研究的学者们大为震惊。[25]

但在后来的二十年中，随着对历史主义批评，新的质疑开始出现，将叶芝和现代主义、爱尔兰文化结合起来的讨论比政治问题本身更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系列讨论叶芝政治的批评家，如伊丽莎白·卡琳福特（Elizabeth Butler Cullingford）和保罗·斯哥特·斯坦费德（Paul Scott Stanfield）。卡琳福特的《叶芝、爱尔兰和法西斯主义》（1981）描绘了叶芝政治观的形成过程并强调其思想的复杂性，回应了欧布莱恩的批评。她着重阐述了约翰·欧李尔瑞（John O'Leary）的个人民族主义和威廉·莫里斯的社会主义对叶芝的影响，以及叶芝与蓝衫党接近的试探性，从而得出结论，认为叶芝基本上支持“一种既热爱个人自由又尊敬有机社会组织联系的贵族式自由主义”。[26]斯坦费尔德的《叶芝和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1988）中揭示了一些关于叶芝最后十年的细节，并提供了一份关于叶芝对德·维来拉看法的富有启发性的解释。[27]

与此同时，还有些对政治感兴趣的批评家将叶芝置于现代主义和爱尔兰文学的修正主义历史语境中考察。凯恩斯·克拉格（Cairns Craig）的《叶芝、艾略特、庞德和诗歌的政治》（1981）认为三位诗人均视艺术与民主互不相容[28]，而迈克尔·诺思（Michael North）的《叶芝、艾略特和庞德的政治美学》（1991）平行考察了叶芝的“文化民族主义”、艾略特的“保守主义”和庞德的“法西斯主义”。[29]诺思的著作回应了20世纪70、80年代爱尔兰批评家的批判，这些人由于与北爱尔兰暴力“麻烦”紧密联系而对诗人的反天主教和贵族化倾向极其反感，其中包括麦克柯马克（W.N.McCormack）、理查德·科尼（Richard Kearney）和迪克兰·基伯德（Declan Kiberd），尤其是西姆斯·迪恩（Seamus Deane）。麦克柯马克揭穿了叶芝对盎格鲁—爱尔兰贵族理想化的虚伪面目，科尼批评叶芝对流血牺牲的民族主义信仰不冷不热，基伯德则认为叶芝使现代爱尔兰陷入日益孱弱的怀旧情绪之中。以《凯尔特复兴》（1985）为代表的迪恩著作，则将叶芝和投身于爱尔兰文艺复兴的其他盎格鲁—爱尔兰人斥为“文学上的联邦主义者”，认为他们通过创作文本“将造成这个国家惨境的原因从贵族转嫁到天主教中产阶级或英国的天主教中产阶级身上”，从而保护其特权阶级的腐朽财富。[30]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86年在斯莱戈的叶芝暑期学校年会上作了题为《叶芝与去殖民化》的演讲后，丁恩和其他修正主义批评家的争论才开始有所缓解。该演讲稿后来收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赛义德使其听众意识到许多最近才摆脱殖民地身份的国家的作家视叶芝为一个反抗殖民压迫虽不完美但鼓舞人心的榜样。[31]受赛义德演讲稿启发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迪克兰·基伯德的《再造爱尔兰》（1995）。该书运用“后殖民理论”对叶芝和其他19、20世纪爱尔兰作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32]然而，运用这一理论研究叶芝的合理性一直引起质疑，如加汗·拉马赞尼（Jahan Ramazani）的《叶芝是最后一位后殖民诗人吗》（1998）[33]和德波拉·弗莱明（Deborah Fleming）编的题为《叶芝与后殖民》（2001）的论文集[34]。乔纳森·埃里森（Jonathan Allison）的《叶芝的政治身份》（1996）将欧布莱恩、卡琳福特、丁恩和其他批评家文章放在一起介绍早期修正主义争论，同时还提供了一份评注版参考文献，并介绍了关于叶芝政治的其他论文。[35]

（四）叶芝与女权主义

格罗利亚·C.卡莱恩（Gloria C.Kline）的《最后的宫廷式情人》（1983）是第一部从女性主义角度研究叶芝的著作，该书论述了叶芝与几位女人的关系并考察了他对源于宫廷式爱情传统的女性原型的先入之见。[36]更有突破性研究的是伊丽莎白·卡琳福特的《叶芝爱情诗中性属和历史》（1993），带着怀疑和欣赏，卡林福特向我们说明了叶芝生活中的女人和叶芝所处时代的性政治是如何决定着他对情诗中性别习俗的适应。她强调了叶芝与几位女强人的关系和叶芝认同女性身份的趋向，并将这些传记逸事与女人的解放、爱尔兰的去殖民化和爱尔兰自治领中严厉的性别清教主义联系起来。[37]卡琳福特著作之后随即出现的是马乔里·豪斯（Marjorie Howes）的《叶芝的多重民族性：性属、阶级和爱尔兰性》（1996）和黛德丽·图梅（Deirdre Toomey）编辑的论文集《叶芝和女人》（1997）。豪斯的著作运用女权主义和后殖民理论考察性属和阶级问题如何影响叶芝对爱尔兰性观念的不断变化。她选择了一些卡林福特曾讨论过的问题，但把注意力放在不同文本上，包括《女伯爵卡瑟琳》、“大房子”诗作如《祖宅》和《炼狱》。[38]图梅论文集中的亮点是她关于叶芝与毛特·冈、叶芝与母亲关系的论文，还有詹姆斯·佩西卡关于格雷戈里夫人对诗人的物质支持及其在《凯瑟琳·尼·胡里汉》创作中作用的论文。[39]维基·马哈非（Vicki Mahaffey）的《欲望之邦》（1998）亦值得注意，他认为王尔德、叶芝和乔伊斯所进行的语言形式实验意在瓦解对诸如民族性、阶级、性属和性别偏好的上层建筑的权威意识。[40]

（五）叶芝与英国文学传统

20世纪50—70年代，批评家们开始重新思考叶芝与19世纪英国文学传统的联系。伴随着这种趋势的是对文学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作品关系更全面的重新审视。艾略特之后，新批评派与其同时代批评家将现代主义看作是对浪漫主义先驱的叛逆。现代主义的捍卫者们希望将叶芝也归入此类以支撑现代主义的地位。这样他们就低估了叶芝的浪漫主义特征，而高估法国象征主义的影响，而这一点也正是艾略特及其追随者们所强调的（艾伦·泰特代表着第一种倾向，而埃德蒙·威尔逊代表着第二种）。1947年，诺思罗普·弗莱（Nothrop Frye）在《叶芝与象征主义语言》一文中探讨了叶芝对浪漫主义的继承。[41]不久，格拉汉姆·休（Graham Hough）出版了《最后的浪漫派》（1949），将叶芝与维多利亚诗人如约翰·拉斯金、D.G.罗瑟蒂、威廉·莫里斯和沃尔特·佩特放在一起考察。[42]哈泽德·亚当斯在弗莱文章启发下发表了《布莱克和叶芝：对立灵视》（1955）一书。亚当斯讨论了布莱克对叶芝的影响，但更着重比较两位诗人。他认为对叶芝来说，要通过灵视的方法超脱堕落的世界比布莱克难，于是他的很多诗作通过戏剧化来处理疑惑和挫折，实现了艺术上的成功。[43]叶芝对雪莱的接受在1970年出版的两本重要研究著作中得以重视，即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叶芝》和乔治·伯恩斯坦（George Bornstein）的《叶芝与雪莱》。布鲁姆运用了他后来在《影响的焦虑》（1973）中详细阐述的理论，富有启发性。他认为叶芝的全部作品是一系列对浪漫派作家，尤其是雪莱和布莱克的创造性“背离”。[44]伯恩斯坦则详细地廓清了叶芝对雪莱的阅读和误读，在他看来，叶芝开始是浪漫派信徒，但1903年后他逐渐厌烦浪漫派，并开始反对（和夸大）雪莱诗风的缥缈。[45]伯恩斯坦的《叶芝、艾略特和斯蒂文斯的浪漫主义转变》（1976）将叶芝放在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语境中考察。[46]还有些评论家同休一样对叶芝所受的19世纪晚期文学影响颇感兴趣，包括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的《浪漫意象》（1957）和伊恩·弗莱切（Ian Fletcher）的《威廉·巴特勒·叶芝和他的同代人》（1987）。[47]

（六）叶芝戏剧研究

20世纪60、70年代前，叶芝的戏剧受到的关注相对较少。威尔逊（F.A.C.Wilson）的《叶芝与传统》（1958）和海伦·温德勒（Helen Vendler）的《叶芝的“幻象”与其晚期剧作》（1963）详细考察了叶芝剧作，同时集中考察了叶芝在诗作中表达的对神秘主义的兴趣。[48]温德勒认为与其将《幻象》看成是诗人信仰的表达，不如将它看成是文学史和诗学史的一次实践，这一点颇有启发性。大卫·R.克拉克（David R.Clark）的《叶芝和荒芜现实的戏剧》（1965）更多地关注叶芝剧作独特的戏剧化因素。克拉克认为《黛德丽》、《骨颤》、《窗格上的字》、《炼狱》以顿悟时刻为中心。[49]20世纪70年代中期冒出了许多关于叶芝戏剧的论著，其中有两本由曾将叶芝戏剧搬上舞台的批评家所作。詹姆斯·W.弗莱纳利（James W.Flannery）的《叶芝和戏剧观念》（1976）集中阐述了阿贝剧院时期叶芝戏剧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将其理想的剧作实际演出的困难。该书也强调了叶芝所受到的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和英国舞台设计师高登·克拉格的影响。[50]利亚姆·米勒（Liam Miller）的《叶芝的贵族戏剧》（1977）以大量的事实解读叶芝的剧作，并配有许多插图。[51]这一时期有价值的著作还有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的《叶芝的戏剧：爱尔兰神话和日本能剧》（1976）[52]和卡瑟琳·沃斯（Katharine Worth）的《从叶芝到贝克特的欧洲爱尔兰戏剧》（1978）。沃斯的著作着重研究了叶芝对塞缪尔·贝克特和哈罗德·品特的影响。[53]有助于我们了解叶芝剧院事业的著作是阿德里安·弗雷泽（Adraian Frazier）的《幕后：叶芝、霍尼曼和为阿贝剧院的奋斗》（1990）。[54]

（七）叶芝与民间传说

关于诗人对民间传说的兴趣，最著名的研究是玛丽·海伦·休恩特（Mary Helen Thuente）的《叶芝和爱尔兰民间传说》（1980）[55]和弗兰克·基纳罕（Frank Kinahan）的《叶芝、民间传说和神秘主义》（1988）[56]。乔治奥·梅尔查理（Giorgio Melchiori）的《整个艺术的谜》（1960）追溯出叶芝诗作如《丽达与天鹅》的图画来源。[57]伊丽莎白·伯格曼·罗伊奇克斯（Elizabeth Bergmann Loizeaux）的《叶芝与视觉艺术》（1986）将叶芝的艺术发展过程和他关于绘画和雕塑艺术思想形成过程联系起来考察。[58]怀恩·K.查普曼（Wayne K.Chapman）的《叶芝和英国文艺复兴文学》（1991）[59]和大卫·皮尔斯（David Pierce）的《叶芝的世界》（1995）[60]以不同的方式强调了英国的影响，后者对诗人的生活和作品提供了概述，并附有精美的图片，同时也考虑了爱尔兰背景。丹尼尔·T.欧哈拉（Daniel T.O'Hara）的《悲剧知识》（1981）运用保罗·利科的文本阐释理论研究了叶芝的自传。[61]保罗·德·曼（Paul de Man）在《浪漫主义修辞》（1984）中示范了解构批评方法。[62]道格拉斯·阿基巴德（Douglas Archibald）的《叶芝》（1983）、菲利普·L.马科斯（Philip L. Marcus）的《叶芝和艺术权力》（1992）、迈克尔·J.锡德纳尔（Michael J.Sidnell）的《叶芝的诗与诗学》（1996）评论思路开阔、论述精辟。[63]最近几本著作，包括斯蒂芬·马修斯（Steven Matthews）的《作为先驱的叶芝》（1999）[64]研究了诗人对其他作家的影响，而该话题此前曾在特伦斯·迪格里（Terence Diggory）的《叶芝与美国诗歌》（1983）[65]中讨论过。

比较全面的批评论集是理查德·J.芬尼然（Richard J.Finneran）的《盎格鲁—爱尔兰文学：研究概述》（1976）和《关于盎格鲁—爱尔兰作家的最近研究》（1983）[66]中的相关章节、大卫·皮尔斯（David Pierce）的《叶芝：穿越批评迷宫指南》（1989）和《叶芝：批评论集》（2000），还有《叶芝年刊》和《叶芝：批评与文本研究年刊》中的论文和书评。皮尔斯编撰的《叶芝：批评论集》罗列了自叶芝同时代到2000年西方所有的叶芝评论文章，并按照研究的主题分为：对叶芝的印象、对叶芝的回忆、讣告、叶芝与爱尔兰传统、叶芝与现代爱尔兰、叶芝与英国文化、叶芝与浪漫主义、叶芝与现代主义、叶芝与其他作家、叶芝的影响、叶芝与戏剧、叶芝诗作与故事的统一性、叶芝写作与修改过程、叶芝的散文、叶芝与自传、叶芝与政治、叶芝与性别、叶芝与哲学、叶芝与神秘主义，可谓体大虑周的西方叶芝批评之集成之作。[67]马乔里·豪斯和约翰·克里（Marjorie Howes & John Kelly）编撰的《剑桥文学指南：叶芝》（2006）收集了叶芝与浪漫主义、叶芝与维多利亚时代、叶芝与现代主义、晚期诗作、叶芝与戏剧、叶芝与批评、叶芝与民间传说、叶芝与神秘主义、叶芝与性别、叶芝与政治、叶芝与后殖民等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对了解西方叶芝研究的前沿和方向有较好的参考作用。[68]

总之，英美叶芝研究主要集中在叶芝的神秘哲学、叶芝诗艺的发展过程、叶芝的作诗技巧、叶芝与政治、叶芝与英国文学传统、叶芝与民间传说、叶芝与戏剧等话题。批评家们分别运用了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对叶芝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