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叶芝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20世纪20年代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的近百年间[69]，叶芝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不断深入和全面。中国文学界对叶芝的接受全过程可分为介绍、翻译和研究三个阶段。

最早介绍叶芝的是沈雁冰（茅盾）。他在《学生》第6卷上发表的《近代戏剧家传》中，就对叶芝作过简要介绍。1920年，他又在《东方杂志》第17卷第6期（1920年3月10日）上发表了他撰写的介绍爱尔兰文学的文章《近代文学的反流——爱尔兰的新文学》和自己翻译的叶芝象征主义戏剧《沙漏》。他对叶芝的评价是：“夏脱是诗人，是梦想家，是预言家（poet，dreamer，seer）。他的著作，充满了神秘主义。他是提倡爱尔兰民族精神最力的人；他是爱尔兰文学独立的先锋队；他也是写实派——是理论上的写实派；他的剧本，全是爱尔兰民族思想感情表现的结晶；他并不注意描写当代爱尔兰人的表面上的生活；他注意描写的，是精神上的生活；他虽把古时的传说，古英雄的事迹，作为剧本的材料；但里面的精神，绝不是古代的，是当代的；他最特长的，最本色的，是讲到哲理而隐寓讽刺的剧本。”在文章中，茅盾详细评论了叶芝的剧作《影水》、《沙漏》、《星球里的一角兽》、《加丝伦尼霍立亨》等。[70]

1921年，《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1921年1月10日）发表了王剑三翻译的叶芝小品文《忍心》。同年的《文学旬刊》第20期（1921年11月21日）上发表了滕固的介绍文章《爱尔兰诗人夏芝》（夏芝即叶芝）。《小说月报》第14卷第12号（1923年12月10日）对叶芝进行了隆重的介绍。该期登有郑振铎写的《一九二三年得诺贝尔奖金者夏芝评传》以及署名“CM”和“记者”的《夏芝著作年表》和《夏芝的传记及关于他的批评论文》。1923年、1924年，《文学》第97、99、104、105期先后刊登了西谛（郑振铎）的《得1923年诺贝尔奖金者夏芝》、仲云的《夏芝和爱尔兰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及叶芝的诗歌《恋爱的悲哀》（仲云译）和《老妈妈的歌》（赵景深译）以及《夏芝小品》（王统照译）。

刘延凌、王统照也做了大量翻译、评论方面的工作。刘延陵在文章中介绍意象派诗运动领袖孟罗在《诗的杂志》中所引用叶芝的诗论：

旧诗中一切不自然的语句我们都厌倦了。我们不但要除去装饰堆砌的辞句，并要除去所谓“诗的用词”。我们要除去一切矫揉造作的东西，要叫诗的文字即如说话，且简单如最简单的散文，而成为心的呼声。[71]

文学研究会的王统照曾大力介绍叶芝的诗。1923年《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号”上刊登了王统照译的《无道德的梦境》。1923年，《诗》第2卷第2号（1923年5月15日）发表了王统照的专论《夏芝的诗》，详细介绍了长诗《奥厢的漂泊》（Wanderings of Oisin），说该诗“用伟大的精神，美丽的文句，几乎将人生的问题，完全包括了进去。而又处处带有丰富的象征色彩”。他称叶芝是世界上“伟大的诗人”“终不失为一个新浪漫派文学的作者”。他在分析叶芝的审美倾向和诗歌特点时说：“他是倾向于缥缈与虚幻之美的；而同时他也是要实现灵魂的调和到实际生活上面。所以他的作品：一方面对于祖国的传说与旧迹有强烈的爱恋，一方面对于虚灵的超脱，又竭力追求。”[72]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文艺月刊》、《青年界》等刊物也都间或译载过叶芝的诗歌。

鲁迅先生也曾对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和叶芝做过介绍。1927年11月，鲁迅刚到上海才一个多月，就在内山书店买了一本日本学者野口米次郎的随笔集《爱尔兰情调》，该书集中评述爱尔兰文学。

1929年6月，鲁迅从野口那本《爱尔兰情调》中选译了《爱尔兰文学之回顾》一文刊登在《奔流》二卷二期上，并在《编校后记》中特别指出：野口的文章“很简明扼要，于爱尔兰文学运动的来因去果，是说得了了分明的；中国前几年，于Yeats，Synge等人的事情和作品，曾经屡有绍介了，现在这一篇，也许更可以帮助一点理解罢”。野口这篇文章简要评介了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评述到的人主要有叶芝、沁孤、萧伯纳、弗格森等著名作家，但没有提到乔伊斯。[73]

施蛰存长期从事创作和翻译工作，并且以超前意识和现代眼光搜寻世界文坛上具有先锋性的作家作品，他一直是走在时代前列的世纪文人。他1927年开始翻译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1932年《现代》创刊号（1932年5月）刊登了安簃（施蛰存）翻译的“夏芝诗抄”7首。

新月派诗人叶公超对叶芝有较为全面的评价。他对叶芝诗歌的评价是“他的诗从个人美感的迷梦中走到极端意象的华丽、神话的象征化，但终于归到最朴素真率的情调与文学”（《牛津现代诗选1892—1935》，原载《文学杂志》月刊第1卷第2期，后收入《新月忆旧》）。王辛笛在回忆文章中就提到从叶公超在北大开设《英美现代诗》课上接触到艾略特、叶芝、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作，卞之琳也说，叶公超“是第一个引起我对二三十年代艾略特、晚期叶芝、左倾奥顿等英美现代派诗风兴趣的人”。[74]

1934年9月出版的肖石君编写的《世纪末英国新文艺运动》，介绍了世纪末英国文坛、英国文学的特色、叶芝与爱尔兰文艺复兴等方面的内容。[75]1937年出版的《英国文学史纲》第12章第12节“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的戏剧作家”中，作者金东雷用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叶芝的生平和戏剧创作上的成就。1941年5月上海的《西洋文学》第9期由张芝联等编辑的叶芝特辑包括自传1篇、小传1篇、评论译文2篇、译诗7首。[76]

这一阶段基本是以介绍性为主的文字，故可称为介绍阶段。

1944年3月15日，重庆出版的《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1期刊出了“W.B.Yeats专辑”，发表了朱光潜、谢文通、杨宪益三人翻译的叶芝诗15首，以及陈麟瑞写的评价文章《叶芝的诗》。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的教师燕卜荪、卞之琳对叶芝进行了介绍，穆旦（查良铮）、周珏良、王佐良、袁可嘉等青年学生接触到叶芝并深受其影响。1946年袁可嘉的毕业论文便是用英文撰写的《论叶芝的诗》（An Essay on W.B.Yeats），这也是他的第一篇外国文学评论。

此时，中国文学界已经开始根据中国诗歌的需求主动吸收叶芝诗艺的有益成分，可称为借鉴阶段。

1949年后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的叶芝译介基本终止。

20世纪50—70年代，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现代英国文学译介史上曾译介的英国名家，如布莱克、王尔德、康拉德、劳伦斯、叶芝、T.S.艾略特、华兹华斯、乔伊斯、伍尔芙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排斥在译介选择的范围之外。[77]

此时，台湾地区的叶芝译介正好填补了大陆地区叶芝译介的空白。译者则有梁实秋、余光中、高大鹏、周英雄等。

袁可嘉完成《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开始“重操旧业”，研究和翻译叶芝。1979年翻译《驶向拜占庭》、《茵纳斯弗利岛》、《当你老了》等6首诗；在《外国名作家传》中介绍叶芝；1983年在《文学报》发表《叶芝的道路》，对叶芝的整个诗艺过程进行介绍。这都体现了那个时代外国文学研究的普遍特点，基本是介绍性的评述，缺乏的是研究性的创见。

进入20世纪80年代，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翻译和评论叶芝的是傅浩先生。傅浩先后发表的一系列叶芝研究论文、叶芝诗集翻译和专著，力图从原文和第一手资料入手，全面和客观地介绍和评论叶芝的诗艺和思想。其论文《叶芝诗中的东方因素》（《外国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叶芝的神秘哲学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叶芝的象征主义》（《国外文学》1999年第3期）、《叶芝的戏剧实验》（《外国文学》1999年第3期）及《创造自我神话：叶芝作品中的互文》（《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分别从叶芝诗艺与思想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对国内研究者和读者深入、全面理解叶芝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家新编选的《叶芝文集》包括卷一《朝圣者的灵魂：抒情诗、诗剧》、卷二《镜中自画像：自传、日记、回忆录》、卷三《随时间而来的智慧：书信、随笔、文论》，相对以前单独介绍叶芝的诗作的集子更全面，如其中包括《诗歌的象征主义》、《语言、性格与结构》、《诗与传统》等重要的叶芝的文论文章。缺点是材料收集不全。裘小龙根据乔治·丹尼尔·波特·阿尔特与罗素·凯·阿尔斯帕赫合编的《集注版叶芝诗集》（麦克米伦1959年版）翻译的《丽达与天鹅》（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诗歌比较齐全。随着叶芝在中国的译介深入和全面，叶芝研究逐渐走向系统化和专门化，因此这一阶段可称为研究阶段。

百年来，我国的叶芝研究从早期的介绍阶段逐渐进入专业研究阶段，近10年来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下列几个方面：

1.运用西方文学理论对叶芝诗歌的解读，如傅浩的《“当你年老时”：五种读法》（《外国文学》2002年第5期）、《创造自我神话：叶芝作品中的互文》（《外国文学》2005年第3期）和王珏的《狂欢化语境中的道德对话——解读叶芝的〈疯珍妮组诗〉》（《外国文学》2011年第6期）。

2.对叶芝诗学（象征主义、神秘主义、戏剧理论）进行研究，如蒲度戎的《叶芝的象征主义与文学传统》（《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7期）、申富英的《论叶芝的GYRE理论及相关的艺术创作》（《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许健的《叶芝：魔法与象征》（《外国文学研究》2002年第1期）、傅浩的《叶芝的神秘哲学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和《叶芝的象征主义》（《国外文学》1999年第3期）、李静的《叶芝诗歌：灵魂之舞》（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对叶芝戏剧的研究，如傅浩的《叶芝的戏剧实验》（《外国文学》1999年第3期）、沈家乐的《面具、中间境遇与世界图景：叶芝戏剧研究》（2014）和马慧的《叶芝戏剧文学研究》（2014）从后殖民等理论角度对叶芝戏剧进行了解读，但涉及的戏剧没有包括叶芝的全部戏剧。

3.与西方叶芝研究进行对话，如何宁的《叶芝的现代性》（《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3期）、丁宏为的《叶芝：“责任始于梦中”》（《外国文学评论》2005年第4期）。

4.运用伦理文学批评方法进行研究，如刘立辉的《叶芝象征主义戏剧的伦理理想》（《外国文学研究》2005年第2期）。

5.从比较文学视角研究，如肖小红的《叶芝〈当你老了〉和索德格朗〈爱〉之比较赏析》（《名作欣赏》2006年第23期）和胡则远的《借鉴与创新：穆旦之于叶芝》（《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6.从文学史角度进行研究，如万俊的《从〈犁与星〉演出骚乱看叶芝与奥凯西的文学关系》（《外国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7.从文化研究的角度进行研究，如何林的《叶芝与爱尔兰文化身份的建构》（《当代文坛》2010年第4期）。

8.从叙事学的角度研究，如涂年根的《诗歌的戏剧化叙事初探——以叶芝诗歌为例》（《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11期）。

9.研究综述，如傅浩的《叶芝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王珏的《中国叶芝译介与研究述评》（《外国文学》2012年第4期）。

总体上说，国内叶芝学者的焦点在细读叶芝作品、研读英美叶芝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厚积薄发、勤奋思考、不断创新，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叶芝的诗歌研究和翻译上，对其戏剧、自传、散文和书信的研究和翻译还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