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是枣庄人，自小就从祖辈和父辈那里得知中国现代史上在鲁南的这块大地上曾经发生过两大震惊中外的事件：一个是临城大劫案，一个是铁道游击队抗战。前者发生于1920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事件的制造者是一群来自抱犊崮山区的马子（枣庄方言，土匪的意思），在这起火车绑架案的人质中，有不少外国人，被称为继义和团运动之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该事件不仅惊动了北洋军阀政府和英、美、法、意、比等西方列强，而且连上海的青红帮甚至革命势力也卷入其中，影响巨大。一时间，临城（今枣庄薛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鲁南县城和抱犊崮成为中外瞩目的焦点。而“临城大劫案”作为重要题材，曾被民国武侠小说家写进了《山东响马传》，新中国枣庄作家也以此写成了小说《民国第一案》。后者发生于193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正值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初始阶段，事件的参加者不仅包括觉醒了的铁路工人、煤矿工人，还有不甘侵凌而奋起抗争的农民和渔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秘密到公开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主要活动于临枣铁路、津浦铁路鲁南段和微山湖地区，护送过刘少奇、陈毅、肖华等革命家和军事家安全通过津浦铁路与微山湖一带的敌人封锁线，在抗战结束时接受临枣日军投降，开创了侵华日军直接向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地方游击队缴械投降的壮举。“铁道游击队”抗战作为享誉中外的重要历史事件，早在1943年的一次战斗英模会上就引起了革命作家知侠的关注。更重要的是，知侠曾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占区深入鲁南铁道游击队去采访，并与他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以这个地方武装的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最终于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六十多年来，枣庄、临城、微山湖也因这部小说的广泛传播、艺术改编及其深远影响而驰名中外。

在枣庄民间，这两大事件的领导者、指挥者和参与者普遍被认为是英雄侠义之士，他们豪气干云，义薄云天，不畏权贵不畏仇，只求正义和自由。我的祖上有人曾搭救过被马子押解抱犊崮途中逃出来的一个外国人质，当时老人家在山上打柴，出于同情和义气，把这个狼狈不堪的老外带到家中并保护起来，管了一段时间饭后，把他安全送到离我们老家不远的津浦铁路支线临枣铁路邹坞站。这个老外临走前掏出一块怀表作为报恩之物，我的那位祖上没有要，他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参加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英雄们，大都是土生土长的枣庄人。也许正是这样一种原发于民间的朴素的侠义精神，在枣庄这块大地上滋养着一辈辈人，使得他们仗义勇为、不求回报，尤其是在惨遭日寇侵凌的民族危亡之际，他们能够铤而走险，奋起抗争。铁道游击队创建后，集中整训的地点小屯村，就位于我们村儿东面，小屯村的刘景镇和刘景松就是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人物周镇与老周的原型，其中刘景松还是小说人物刘洪的原型洪振海和王强的原型王志胜的革命引路人。因此，我对生活于这片侠义热土的祖辈们充满了敬畏和爱戴。知侠将发生于抗战时期枣庄大地上的这段侠义英雄故事，以文学的方式铸就了一座屹立于历史和民间的精神丰碑。可以说，知“侠”者，知侠也。

知侠，原名刘兆麟，1918年2月7日出生于河南省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38年赴延安投身革命后易名痴侠[1]，后改为知侠。从他的名字的变迁，可以发现他对侠客英雄的痴迷与崇拜。知侠与铁道游击队结缘始于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在莒南县的坪上所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他认识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由衷地钦佩这些抗日英雄，并被他们的英勇事迹所感动，自然也就产生了把他们驰骋于铁路线上打鬼子的战斗业绩以文学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创作冲动。在知侠眼里，“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好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2]在知侠笔下，这些来自大地民间的草莽英雄，一个个粗犷豪放、义薄云天，英勇顽强地与外来敌人作生死决战，成为活跃在铁道线上的“车侠”，他们豪侠的性格和神奇的战斗生活铸就了一段抗日救国的不朽传奇。知侠是一位严肃的创作者，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他积极地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深入铁道游击队及其战斗过的地方去作战地采访。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前后，为了写《铁道游击队》，知侠就曾两度到过他们那里，和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走遍了他们所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也曾深入铁路两侧、微山湖边的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艰苦斗争怎样得到人民的支持，并在人民群众中留下多么深的影响。在草创阶段，知侠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以《铁道队》为题，在1945年《山东文化》第二卷第三、四期上发表了有关章节，并于1947年2月《山东文化》第五卷第一、二期上又发表了《铁道队》中的《李政委和他的部下》等。[3]就在知侠准备动笔写作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山东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在战火蔓延的危难时刻，知侠打消了写作计划，和一批文艺工作者投身于支援前线的斗争中。全国解放后，知侠从1952年至1953年集中精力以铁道游击队的战斗生活为素材，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为了点明它的战斗性，所以就加上‘游击’二字，标题就改为《铁道游击队》了”。[4]更难能可贵的是，知侠在写作前又特地到枣庄、微山湖去了一趟，重温抗战时期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们曾在这里战斗的情景。就这样，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和提炼，最终于1954年1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很快于195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搬上荧幕，产生了全国性影响，并由此奠定了知侠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地位。《铁道游击队》凝聚着知侠的智慧和心血，可谓十年铸就利剑、一朝名闻天下。

《铁道游击队》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出版的长篇力作之一，其史诗般的艺术特征、独具传统文化底蕴的民族形式、来自大地民间的革命侠义英雄塑造、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的历史使命感、避免欧化词句的创作责任意识，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在我看来，《铁道游击队》是以传统文学形式、地域民风书写和纪实性特征向中国呈现枣庄地方抗战图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典范文本，它不仅引领人们重返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去深情缅怀那些为抵御外侮、寻求解放自由之路而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而且以巨大的艺术张力和思想内涵使得曾活跃于铁道线上和微山湖畔的那支游击队及其光辉事迹广为流传，甚至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象征符号。一部《铁道游击队》，让知侠蜚声中外，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地位，更使枣庄——这个鲁南大地上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镇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要地标。文学的力量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在《铁道游击队》的接受史上，曾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成就。历史上的铁道游击队神奇的战斗故事为小说增添了无限的光彩，使其成为供不应求的畅销书，当年一版再版，发行量竟达400多万册，这在出版史上堪称一大奇迹。《铁道游击队》还被译成英、法、德、俄、朝等多国文字传播到国外，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知侠亲自编剧的同名电影及其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曾让亿万观众痴迷、陶醉，在几代人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除了电影之外，《铁道游击队》也不断被改编成连环画、山东评书、交响诗、交响音乐、水墨画、舞剧等艺术形式，构成了艺术文本的系列工程，这与作为历史文本的“铁道游击队”相得益彰，形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在各种艺术文本和历史文本的合力作用下，《铁道游击队》最终不仅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而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中的传奇经典，在世界各国拥有众多的读者。可以说，《铁道游击队》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也必将属于未来。

知侠是一位忠诚于党、忠诚于祖国的革命作家，尽管在“文革”中，《铁道游击队》曾被定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知侠也被打成“文艺黑帮”，小说被查封，他也为此历经磨难，但他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却矢志不渝。“文革”结束后，知侠和《铁道游击队》都获得了解放。知侠夫人刘真骅先生曾紧跟伤痕文学的潮流，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以揭示心灵的创伤，宣泄对社会的愤恨。从文学的意义上讲，这本无可厚非，但知侠却把这些文章全部撕掉，并说：“母亲的孩子多了，就不免有心烦的时候，就伸手打了你几下，难道你可以还手打母亲吗？”[5]1991年9月3日上午，青岛市政协组织召开老干部座谈会，讨论东欧局势，知侠不忘初心，捍卫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呐喊中发出“相信群众”的呼声，在义愤和悲痛中，突发脑溢血猝然倒地。作为一位革命作家，作为一个革命战士，知侠在呐喊中誓死捍卫自己的信仰，这值得我们永远敬佩和深切缅怀。知侠倾注了热血和生命的《铁道游击队》与《红嫂》等经典作品为枣庄、山东乃至全国的红色文化基因图谱的建构作出了卓越贡献，枣庄、山东也因“铁道游击队”和“红嫂”的故事而驰名中外，并逐渐演化成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但目前，就学术角度而言，我们对《铁道游击队》及其作者知侠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学发展的语境下，重温红色经典、研究革命作家，理当成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应有之义。基于此，我这个出身铁道游击队故乡而研学于山东高校的文学研究者有责任更有义务身体力行，以《铁道游击队》作为红色经典和革命作家研究的出发点，在资料编辑的基础上，再图进一步学理研究的深层远航。

本资料汇编由原始文献、研究文献、史料钩沉和附录四部分构成。其中，原始文献部分通过搜集整理《铁道游击队》的创作、出版、艺术改编以及原著作者知侠的有关文献，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再现作为艺术文本的《铁道游击队》的生成机制与发展历程；研究文献部分通过搜集整理学术界对《铁道游击队》各类艺术文本进行分析、评价的有关文献，客观地呈现其艺术接受史的真实面相和价值意义，展现艺术文本《铁道游击队》研究的发展脉络与既得成就；史料钩沉部分通过考察历史事件“铁道游击队”的来龙去脉、英雄事迹、社会影响和历史贡献，凸显其作为历史文本的价值意义，使其与艺术文本的《铁道游击队》形成互文性关系，使读者在阅读中增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性与神圣感；附录部分由文献史料编年、铁道队组织沿革和领导人名录、鲁南铁道大队指战员名录和铁道游击队大事记构成，一方面展示六十多年来关于《铁道游击队》的学术研究和历史记忆的动态历程，一方面缅怀历史上真实存在的铁道游击队英雄及其历史贡献。

本书所选的文章大都来源于期刊，也有的选自著作。文末对每篇文献的出处都作了明确的标注。为了保证准确性，本书对选入文章在原发刊物或著作中存在的非常明显的排版和编辑错误，以及某些文字和注释错误，都作了严格的校勘与修订。在此基础上，按照出版社的格式要求，将选入文章的注释统一为脚注，每页重新编号，并对选入文章的小标题作了统一规范。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与学界同人批评指正。

陈夫龙

2018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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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于2018年5月5日赴青岛采访知侠夫人刘真骅先生，交谈中，她谈及了这个细节，知侠投身革命后，最初改名为“痴侠”，意为痴迷侠客，表达了他对侠客及其侠义精神的向往，体现了一位热血青年行侠仗义、铁血救国的胸襟与抱负。

[2] 知侠：《〈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

[3] 傅冰甲：《刘知侠的生平和创作事略》，《山东文史集粹》（文化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

[4] 知侠：《〈铁道游击队〉创作经过》，《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

[5] 刘真骅、邢军、海江：《苦难使我的生命倍感光辉——记〈铁道游击队〉作者刘知侠与妻刘真骅的惊世恋情》，《党史纵横》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