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学界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对日本古代皇亲制度问题提及最多的是翟新所著《日本天皇》一书。[8]该书共分为三篇，其中第二篇为皇室篇。皇室篇共由五章构成。在第一章中，作者对皇族的范围和身份、皇族的特权和限制、皇族的宫号和幼称、皇后制度、皇太子制度、现皇族主要成员，以及皇位继承的资格、顺位、仪制，年号的由来、沿革、出典、用字、制定程序，皇室财产的变化及管理、皇室费用、皇室的经济活动等作了考察。作者在第二章考察了皇室的文书、标记与教育。在第三章、第四章与第五章中，作者对皇室的冠婚葬祭、皇室的衣食住行以及皇室事务机构分别作了考察。但受篇幅所限，其主要论述的是近现代的皇室制度，有关古代的皇亲制度只是偶尔提及或没有提及。此外，还有一部分以日本皇室或王室命名的著作，如赵晓春著《百代盛衰——日本皇室》，[9]李鹏、任重著《谜一样的日本王室》，[10]王忠和著《日本王室》，[11]孙伟珍著《日本皇室百代家国》[12]等，其内容大致为简单地介绍日本通史或日本天皇史，实质上几乎没有谈及皇亲制度的内容。

虽然目前国内还没有对皇亲制的专题研究，但日本天皇制、贵族制、皇位继承制、婚姻制以及神道、伊势信仰等问题的研究与皇亲制的研究密不可分。

天皇制方面，蒋立峰在详细地介绍了日本历代重要天皇的事迹的同时，分析了天皇制得以延续千余年的原因，认为天皇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神话→现实→神话→现实的曲折变化过程，天皇之所以能延续千余年不断，同他在大部分时间里不直接参与国家政事，作为掌握神权的“虚君”蛰居一方有关。[13]王金林考察天皇制的发展过程及其精神支柱，认为千余年来“一系”的天皇与天皇制，虽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但彼此之间却有着内在的同一性和连续性；维系内在同一性和连续性的因素不是物质的因素，而是精神的因素；古代天皇制是以儒家思想、佛教和神道为精神支柱，近代则是以国学（神道）、传统儒学和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为其支柱。[14]武寅考察了天皇制的起源及其结构特征，认为皇统谱代表的皇位继承制度保证了皇位传承的家族唯一性；等级身份秩序保证了天皇的至高无上性；天皇神化保证了天皇的绝对性；提出这三大基本要素决定了天皇制的本质特征，同时还把天皇对国家的统治定位为“无限伸缩的间接统治”。[15]葛兆光系统梳理了日本关于道教、神道教与天皇制度关系的争论，认为中日文化交涉史上的这一争论，说明历史性的学术课题背后，始终有现实性的政治因素，身处某一时代环境中的学者，很难避免当时政治、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纠缠，因而具有问题意识的学术研究中，常常会带有某种现实关怀的痕迹，学者在“道”与“史”之间，常常会出现很难抉择的困境。[16]武心波考察了日本古代“天皇制”的象征意义，认为日本的古代天皇制大致经历了形成、兴盛和衰退三个阶段；祭祀性、象征性与身份认同性是古代天皇制诸多社会功能中的几大基本功能。[17]李红和秦礼君考察了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认为大尝祭是日本神道信仰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来实现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它的变迁演示出民间社会与皇权集团互动、变异的过程。[18]解晓东考察了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形成及其政治结构，认为圣德太子改革、大化改新与“壬申之乱”是日本古代天皇制形成的三部曲；从政治结构上看，古代天皇制具有明显的日本特色，它是中国式皇帝制与日本祭祀制的统一。[19]

贵族制方面，徐建新考察了包括皇亲在内的贵族所享有的特权，指出位阶的叙授是以与天皇及其一族的远近关系、氏姓门第的高下，以及在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地位为标准；位阶制实质上是一种古代贵族的爵位制，是古代统治阶级通过品级联合对直接生产者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20]李卓从社会史的视野对日本古代贵族作了考察，认为日本是具有深刻的贵族传统的国家；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律令贵族的成长瓦解了皇权与文官官僚联合治理的中央集权制度；贵族的贡献在于他们通过学问与教养形成一种文化底蕴，始终保持着令武家羡慕的文化优势，在文化传承上的意义要大于其执掌政权的意义。[21]李卓认为，社会发展进程与贵族制度相伴始终，不同历史时期由不同的贵族主宰历史是日本古代社会结构的突出特点。贵族制度的直接影响是强权统制架空了皇权。贵族制度的社会史含义在于，贵族是身份制社会的产物；贵族的根本属性是血统而不是财富；贵族传统塑造了日本人人格的两重性。[22]陈伟对古代日本与唐朝官人出身制度作了比较，认为唐朝的官人出身注重通过科举制度以选拔人才，尤其是上层官吏的选拔；而古代日本的上层官吏的任用，更多的是重视其所出身的氏族门第的高下，通过大学和式部省试所选拔的多是中下层官吏，即在官人出身方面世袭化的贵族色彩较浓重。[23]

皇位继承制方面，王海燕考察了古代日本殡礼仪所透示的多重意义以及与王位继承的关系，认为古代日本殡礼仪的进行不仅与生死观、灵魂观有关，而且与政治社会的秩序及王位继承的方式有密切关联；律令制确立后，天皇生前让位于法定王位继承人（皇太子或皇太弟）的王位继承形式，与天皇死后的王位继承形式二者并存，而且前者逐步取代后者成为王位继承方式的主流；天皇的生前让位可以使天皇的生理死亡与王位继承分离，避免因天皇的去世而造成王位继承危机，由此，天皇死后的殡宫（殿）礼仪与王位继承的相关性也就逐渐减弱，最终成为一种单纯性的丧葬礼仪。[24]王海燕还考察了日本皇室女性的皇位继承问题，认为由于日本近现代的天皇是国家的最高祭司，因此至今仍残留的万世一系神权天皇的意识也在无形地阻碍女性皇位继嗣的制度化。[25]李卓分析了日本皇位继承制度的演变，并对新旧两部《皇室典范》的制定进行了简要介绍，进而分析日本当前皇室继承危机的根源。[26]关于古代日本天皇屡屡退位的普遍现象，李卓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皇位继承缺乏制度约束（社会因素）和强权势力对皇位继承的干涉（政治原因）。[27]

婚姻制度方面，张萍对从上古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日本的婚姻与家庭的沿革作了历史的考察。[28]李卓考察了古代日本的访妻婚及其存在的原因，认为古代日本的访妻婚是保留了浓厚的母系制残余的婚姻形态；它是由日本从母系制社会直接进入阶级社会这一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决定的，且为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所左右，与统治者的政策有关；古代日本“女帝的世纪”的出现及女子对文化的特殊贡献等现象，究其原因，都离不开访妻婚。[29]官文娜从古代日本“姐妹型一夫多妻婚”和“异母兄妹婚”入手，讨论了古代日本近亲婚的实质，认为从血统上看，婚姻当事者既为同父又为同母“系”血统的兄妹，对其下一代子孙来说，父和母双方的血缘关系混为一体，无法形成一个血缘“系统”，宗亲即姻亲、姻亲即宗亲，宗族、姻族无从区分；这种婚姻既不是平表兄妹婚，也不是交表兄妹婚，无论从其父还是从其母来看，都属于文化人类学中的族内婚。[30]

斋王制度方面，王金林认为斋宫、斋王制是从古代日本的原始巫、巫术发展而来。[31]伊势神宫中传统的神事既是传统的祭祀形式的整理、完善，又体现了对唐代祭祀仪礼的吸收；二十年一迁宫是为了通过周期性的神宫的改作与迁移，显示神的威严，激发人们对神的崇敬的新的热情，同时在佛教不断扩大势力的情况下，表明神道自身的独特性。[32]刘琳琳在考察日本江户时代庶民伊势信仰问题时指出，以天照大神为主要祭祀对象的伊势神宫在律令制国家时期是天皇所有的、由国家财政和赋税征收体制支持的、专门为天皇服务的宗教机构；皇室之神——天照大神高踞于云端，伊势神宫也绝不为天皇以外的个人举行私人性祈祷，因此伊势信仰在古代基本上是与庶民完全隔绝的天皇的信仰。[33]王海燕在考察日本平安时代的社会与信仰时指出，作为祭祀皇族神——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其性格中被赋予了与天皇的统治相关的一面；天皇的即位、年号的改定等大事自不必说，甚至天皇或皇太子出现健康问题时，都要请伊势大神保佑康复。[34]邵峰分析了日本摄关时期斋王忌避思想，认为当时人们对担任斋王一职，不仅不感到高兴，而且有一种忌避思想，因为斋王必须离开亲人，承受寂寞，同时要远离佛教，有“罪孽深重”之感。[35]

除了上述与皇亲制度相关的研究之外，还有对皇亲人物的研究。其中，圣德太子作为古代日本最著名的皇亲，其研究成果也最为突出。禹硕基对圣德太子的思想形成、政治改革、侵略朝鲜等作了考察。[36]徐晓风探讨了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与中国儒家的文化关系，认为没有中国儒家思想就没有《十七条宪法》，也不会有大化改新的成功。[37]韩昇考察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一件圣德太子的写经，提出日本派遣僧人入隋，名义上是前来学习，实际上是利用佛教的形式展开外交活动，故可称为“佛教外交”。[38]陈凤川考察了圣德太子与日本早期佛教的关系，认为佛教能在日本迅速传播并成为国教，主要得益于圣德太子的大力提倡。[39]此外，在尹文成等人编《日本历史人物传》[40]与蒋立峰著《日本天皇列传》[41]两书中也有专篇介绍圣德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