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本学界的研究现状

二战前，竹岛宽最早对皇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竹岛宽的研究成果主要收入《王朝时代皇室史的研究》一书。[42]在该书“王朝时代皇室史总论”一章中，对天皇、后妃、皇太后、太皇太后、女院以及亲王、诸王的基本情况作了概述。在该书“王朝时代皇亲的人数”“王朝时代皇亲的封禄制度与经济状态”与“王朝时代的皇亲与文艺”三章中分别对不同时期亲王、诸王的人数、收入以及皇亲在文学与艺术方面的成就作了论述。竹岛宽的研究主要是从律令制的规定以及《延喜式》等正史中的记载出发，以制度变迁为中心，对考察皇亲的人数以及经济状况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受到时代限制，竹岛宽只是单纯地就皇亲论述皇亲，没有论及皇亲与古代日本政治以及政策之间的关系。

尽管如此，竹岛宽在皇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依然是学者探讨皇亲问题的重要基础。在再版的《王朝时代皇室史的研究》一书中，坂本太郎有这样一段评价：“战后国史（日本史）的研究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不少领域让人刮目相看。在皇室史的研究方面虽然也有若干经济以及制度关系的探讨，但关于皇室史的真正的研究仍然没有人可以同竹岛先生的研究相媲美。”如果说坂本太郎的评价仍然适用于当今的皇亲研究恐怕也不为过，因为当今的许多研究主要都是在某种程度上深化或者修正竹岛宽的观点。战后随着古代史研究的开展，皇亲的个案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下面主要围绕本书的章节设置，对日本学界就古代日本皇亲制度的研究状况作一简单的回顾与介绍。

1.皇亲政治

“皇亲政治”一词作为历史学上的用语最早由北山茂夫提出。[43]北山茂夫认为天武朝以后以公地公民制为基础的“白凤期”（645—710）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天皇的时期，这一时期天皇的权力在上层中得到了皇亲的拥护，在下层中以官人制为基础，诸臣与百官人从中央至地方，行使天皇赋予的权力。在同一时期，竹内理三对“皇亲政治”概念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44]竹内理三认为天武朝制定八色姓的目的是“确立皇亲的社会地位，从而成为天皇专制的一根支柱”。

此后，经过高桥富雄[45]与直木孝次郎[46]等人的研究，“皇亲政治”一词逐渐被固定下来。高桥富雄提出，8世纪的皇亲是“天皇政治的排他性阶级”的政治官僚，认为皇亲占据官僚机构高层、成为天皇权力基础的皇亲官僚统治体制形成于持统朝到圣武朝时期。直木孝次郎认为，在奈良时代前半期，皇亲不仅占据了最高层的官僚机构，而且在八省中担任长官的皇亲也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甚至地方上一些权重位显的职官，如国司等也大多由皇亲出任，特别是司法、财政、军事等领域，皇亲有着强有力的发言权。20世纪80年代以后，虎尾达哉提出天武朝的皇子是为拥护脆弱的王权而超越了官僚机构的特殊身份，起到藩屏作用。[47]

北山茂夫和竹内理三等人的观点，事实上都是直接将天武天皇视为专制君主。这种将律令国家无条件地规定为专制君主国家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反驳。20世纪50年代，关晃提出了“贵族制论”，强调律令国家权力结构中贵族制的要素。[48]此后，关晃又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来阐述该观点。关晃在上述论文中指出，通过从大化改新到制定《大宝律令》这一时期的政治变革，基本确立了朝廷对全国的统治，但此时天皇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因为在畿内的统治阶层内部，以中国式的专制君主制为目标的天皇与维持5世纪以来贵族共和制的豪族之间存在对抗，天皇不能从由畿内豪族所运行的朝廷政治机构中脱离出来，不具备随意地实现自己意愿的“实质性的权力基础”。畿内豪族不是“作为君主制的工具的官僚”，而是“采取君主专制形态实行贵族制统治”。[49]石母田正继承了关晃提出的部分观点，他以对官制、公文书制度等的分析为基础，提出与君主权力相对的日本官人贵族阶层的地位比唐代官人贵族阶层的地位更高，认为律令制下的天皇在贯彻自己的政治意志时受到很大的制约，律令制天皇制具有贵族制王制的性质。[50]

针对石母田正的分析，早川庄八对贵族制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早川庄八详细分析了太政官奏与合议制，认为由太政官发起的提议是对天皇权力的介入，其背后所蕴藏的是畿内势力用传统的公卿合议这一主要方法来制约天皇的权力。[51]角田文卫提出了与北山茂夫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古代日本的皇亲不足以成为支撑天皇权力的基础，反而是造成天皇地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天武朝的皇亲政治是天皇无法抑制皇亲势力发展的结果。[52]角田文卫的观点在日本史学界有些孤立，但这种认为皇亲会危及皇权的观点得到仓本一宏等部分学者的支持。[53]

2.皇位继承

皇位继承是皇亲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有关皇位继承的研究成果，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川时代后期本居宣长的《古事记传》。在《古事记传》一书的注释中，本居宣长认为古代日本的皇位继承制与中国不同，存在多位可以继承皇位的“太子”。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因此，有关皇位继承的话题也成为禁区，研究成果很少，仅有家永三郎在考察圣德太子的政治立场时，提出皇太子制度成立于推古朝，此后逐渐得到完备。[54]

二战后，日本古代史研究扫除了许多障碍，有关皇位继承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太田亮不再局限于《大日本帝国宪法》所规定的框架，通过对《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等基本史料的比较研究，指出古代日本存在末子相继的习惯。[55]但太田亮并没有对《古事记》与《日本书纪》进行史料批判。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古代史学界对《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可靠性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其中，井上光贞提出了“大兄制”论，最早对皇位继承制进行系统研究。[56]井上光贞通过对《古事记》与《日本书纪》中能够继承皇位的“皇太子”的分析，首次提出在皇太子制成立以前，存在着由长子大兄来继承皇位的“大兄制”。井上光贞是二战后在批判《古事记》与《日本书纪》的基础上对皇位继承最早进行研究的，同时试图通过“大兄制”这一法制史的角度来把握古代日本的皇位继承方式。

从井上光贞提出“大兄制”论以后，日本学界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观点。直木孝次郎继承和发展了井上光贞的“大兄制”论，认为作为皇位继承候补者的大兄可以同时存在多人，无法防止皇位继承纷争；作为皇位继承候补者的太子只有一人，不易引起皇位继承纷争，因而作为国家制度，太子制比大兄制更加合适。[57]门胁祯二与井手久美子也赞同“大兄制”论，但与井上光贞、直木孝次郎认为同时存在多个可以继承皇位的“大兄”不同，他们认为同一时期只有一个“大兄”。门胁祯二认为山背大兄王称为“大兄”是舒明天皇结束即位纷争时采取的妥协措施，此前应称为山背皇子；古人大兄皇子称为“大兄”是皇极天皇二年的上宫王家灭亡事件（即山背大兄王一族自杀事件）以后，此前没有获得大兄称号；古人皇子称为大兄的阶段，中大兄皇子尚称为葛城皇子；葛城皇子称为“中大兄”是在古人大兄皇子失势以后。[58]井手久美子补充指出，押坂彦人大兄皇子称为“大兄”是在大兄皇子即位为用明天皇以后，认为“大兄”是“大后”所生的长子，一任“天皇”只立一位大兄；正如在“天皇”一词出现之前有“大王”，“皇后”一词出现之前有“大后”一样，“大兄”一词是“皇太子”一词的先驱称号。[59]中村明蔵的观点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大兄原本只有一个，但从大兄皇子即位为用明天皇以后，由于朝廷内部纷争不断，相互对立的势力各自立大兄，才开始出现同时存在两位或两位以上大兄的情况。[60]此外，吉田晶分析了大王、大后和大兄之间的关系，认为大兄制始于继体天皇。[61]吉村武彦也认为大兄制始于继体天皇，同时指出，由于当时还没有称为“大后”与“皇后”这一特殊身份的妃子，在一夫多妻制下产生的多个大兄之间纷争不断，并且当时还存在兄弟继承，因此埋下了现任天皇的弟弟与天皇的下一代大兄之间相互争夺王位的隐患。[62]

荒木敏夫、田中嗣人、寺西贞弘等人则提出了否定“大兄制”论的观点。荒木敏夫认为“大兄”并不是日本皇室所固有的称号，而是与一般豪族的宗主继承权有关的称号。[63]田中嗣人指出，“大兄”并不是皇位继承者的称号，只是从意味着长子这一亲族称谓中产生的一种敬称。[64]寺西贞弘认为大兄不是皇太子的先驱形态，也不是与一般豪族的宗主继承权有关的称号，日本在模仿中国的律令制度以前，主要是以兄弟继承为原则，直系继承直至奈良时代才逐渐形成。[65]

河内祥辅[66]与筱川贤[67]提出当时存在着由大王与大后（前任大王之女）近亲婚所生之子（即太子）来继承王位这一特殊的父子直系继承原则。小林敏男提出“大兄”是天皇“辅政者”的观点，认为中大兄被立为“皇太子”后，大兄制被废除，大兄的辅政因素与皇嗣因素二者合二为一，形成了皇太子制。[68]此外，荒木敏夫还对“大兄”的训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大兄”训读为“オホエ”。[69]

除了关于“大兄制”的争论之外，关于“不改常典”的内容也是见仁见智。“不改常典”并不是法律上的正式名称，只是在天皇即位诏书中提到的一个名称。由于史料中没有“不改常典”具体内容的记载，所以出现了直系皇位继承说[70]、让位继承说[71]、皇太子制说[72]、藤原氏辅政说[73]等争论。还有一些学者提出后世假托说，认为“不改常典”为元明女帝假托天智天皇的名义捏造。[74]此外，井上亘认为“不改常典”不是与皇位继承有关的规定，而是指近江朝廷所确立的国家体制的原理，也就是说，是指以近江朝廷为中心的政权本身，意在表明天智天皇所建立的现政权的原理是“不可改变”的。[75]

过去，学者普遍认为从天武天皇至称德天皇，皇位一直是由天武天皇的子孙继承，即所谓的“天武系皇统”。称德天皇去世后，天智天皇之孙光仁天皇即位，“天武系皇统”断绝，取而代之的是“天智系皇统”复活。不过，近年来，一些日本学者提出8世纪重视的并不是“天武系皇统”，而是“天智系皇统”。[76]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当时并不存在与“天智系皇统”相对的“天武系皇统”的观念，圣武天皇、称德天皇等并不认为自己属于“天武系皇统”，光仁天皇、桓武天皇等也不认为自己属于“天智系皇统”。[77]

3.叙位、任官与封禄

皇亲叙位方面，龟田隆之对照《续日本纪》的实例与《律令》中有关对亲王、二世王之子的叙位规定，考察了亲王、二世王之子的叙位问题。[78]平野博之对8世纪有关诸王叙位的律令作了详细的解读。[79]今江广道论证了亲王、内亲王直叙的成立过程。[80]安田政彦则以一品的升叙为例，对亲王的叙位作了探讨。[81]庄司浩[82]与仓本一宏[83]等人将皇亲在天武朝获得的冠位与他们在颁布《大宝令》后获得的位阶进行了比较。

皇亲任官方面，知太政官事一职受到了日本学界的关注。井上光贞提出，知太政官事制继承了《大宝令》（701）颁布前实行的皇族太政大臣制。[84]北山茂夫[85]与野村忠夫[86]等人指出，设置知太政官事的目的是调整以太政官为权力来源基础的贵族势力与拥护天皇权力的皇亲势力之间的关系，并以此牵制太政官的权力。仓本一宏[87]、吉川真司[88]以及筱川贤[89]等人则认为王权与贵族势力并非相互对抗，而是共同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核心。在皇亲任官方面的研究中，除知太政官事一职外，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具体探讨。如黑板伸夫探讨了亲王任官的背景与具体形态，认为亲王的权威在不断下降。[90]高田淳对桓武天皇皇子的任官作了考察，认为桓武天皇后半期是亲王的待遇逐渐系统化的过程。[91]高田淳对伊予亲王、葛原亲王、神野亲王和大伴亲王的经历作了详细考证。[92]仓本一宏详细分析了奈良时代诸王所任官职的比率，并对其归类。[93]安田政彦考察了八省卿、大宰帅、弹正尹以及亲王任国的任官惯例化的过程。[94]

皇亲封禄方面，皇亲时服与女王时服是日本学界的关注点。高桥崇认为，皇亲时服需要计算出勤天数，而女王时服不必计算出勤天数，因此，皇亲时服只赐给男王，女王时服以其他形式赐予。[95]安田政彦认为，如果女王时服是以其他形式赐予的，那么应该和《令集解》中“亲王文不见，别敕治给耳”的说明一样，有类似关于女王的特殊说明，因此，律令制中的“皇亲时服”是包括女王时服的。[96]冈村幸子则认为，不存在与赐予男王时服相似的女王时服。[97]除皇亲时服与女王时服的讨论外，时野谷滋通过探讨年给制，分析了亲王年给的具体形态，同时将亲王任国制与分国制的研究相结合，探讨皇亲封禄问题。[98]安田政彦以无品封的设定为中心，对无品亲王的封禄作了系统考察。[99]尾上阳介以巡给制为中心，对亲王年给制作了考察。[100]

4.婚姻制度

关于古代日本皇亲的婚姻问题，讨论较多的是《继嗣令》“王娶婚条”。竹岛宽对“王娶婚条”作了详细的解释，认为该条文与中国的宗法制度中“同姓不娶”的原则正好相反，是日本固有法律。[101]西野悠纪子指出，日本不仅只有皇亲实行内婚制，有势力的贵族，如藤原氏、大伴氏等一般也实行族内婚；皇亲实行近亲婚的意义在于防止了皇家的血统流入其他氏族，从而形成封闭的血缘集团。[102]另外，西野悠纪子指出，皇女们作为君临天下之神——天皇的亲属，起到了保护神圣血统与外界隔离的作用。[103]大平聪认为，女性皇亲之间的近亲婚起到了缓解王族间的政治紧张关系的作用。[104]神田千砂对天智朝与天武朝的内婚制作了考察，指出天智天皇、天武天皇的父母都是天皇（舒明天皇与齐明天皇），四人祖父母也都是皇亲，特别是天武天皇只拘束在内婚制中。[105]

古代社会的法律与现实往往出现相背离的情况，但根据坂井洁子的研究，奈良时代几乎没有发生违反《继嗣令》“王娶婚条”的事例，女性皇亲基本上遵循了内婚制的原则。[106]栗原弘在考察藤原内麿家族的婚姻问题时，认为二世女王嫁给臣下的事例始于淳和天皇的皇子恒世亲王之女嫁给藤原内麿的第十子藤原卫。藤原内麿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娶了皇亲女子，这反映了其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他指出藤原内麿不因子女生母的地位以及出生的顺序而有所偏爱，子女完全是依靠自身的能力晋升；男子的婚姻不像女子的婚姻那样完全由父亲决定，而是存在由父亲主导决定的婚姻和本人意志决定的婚姻这两种形态。[107]今江广道认为奈良时代女性皇亲基本上是遵循着内婚制，并从史料中找出了几条女性皇亲明确违反内婚制，嫁给臣下的事例，如藤原仲麻吕儿子藤原久须麻吕与舍人亲王的三世王加须良女王的婚姻。今江广道认为对于手握天下政权的藤原仲麻吕来说，迎娶皇亲女性自然不是问题，但也只限于同三世女王结婚。[108]

梅村惠子在考察摄关家的正妻问题时，列举了藤原赖通与隆姬女王通婚的例子，认为隆姬获得优势地位的原因在于她的“正妻”地位，而这种“正妻”地位的获得不是以其出生优劣为依据的，而是由有无嫡子和监护人的优劣决定。[109]荒木敏夫分析了古代日本成为天皇与皇亲妻子的条件，并从他们的婚姻关系中考察了日本古代王权的两种特质：一是遮断了与海外王权的婚姻关系，忌避国际化；二是封闭了王族子女“降嫁”臣下之途，忌避“大王、天皇血统”向外部扩散。[110]

5.皇亲赐姓

在古代日本皇亲赐姓的研究中，源氏赐姓是学者们考察的重点。赤木志津子在《赐姓源氏考》[111]一文中，详细考察了赐姓源氏的系谱，可以看作源氏赐姓研究的开始。藤木邦彦的《奈良平安朝的皇亲赐姓》[112]一文，同样也对源氏赐姓作了非常全面和系统的分析。继赤木志津子与藤木邦彦之后，林陆朗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通过细致的考证，对平安时代的嵯峨源氏、淳和源氏、仁明源氏、文德源氏、清和源氏、阳成源氏、光孝源氏、宇多源氏、醍醐源氏、村上源氏等出自不同的源氏赐姓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出身不同的源氏在平安时代政治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113]宇根俊范对包括源氏在内的古代日本四大姓氏的由来作了考察。[114]西阳松介重新考察了宇多天皇至村上天皇时期赐姓源氏的原因。[115]

平氏赐姓方面，太田亮最早提出平氏源自桓武天皇建造平安京的说法。[116]藤木邦彦则根据贞观五年（863）房世王上表中“作平朝臣姓，即取得平之义”的记载，认为“平”字还有取得和平的意思。[117]宇根俊范对日本律令制下的改赐姓问题作了考察，认为平安时代皇亲出身的新朝臣的出现，给贵族社会的族姓秩序带来了很大的变化。[118]安田政彦继承了之前关于源氏赐姓的研究方法，以平氏赐姓为中心，考察了平安初期，特别是桓武朝的皇亲赐姓。[119]同时，安田政彦还围绕大伴亲王的赐姓上表，从政治史的视角探讨了皇亲赐姓的意义。[120]森田悌在分析皇亲的管理方式的基础上，对平安时代皇亲赐姓的范围，以及“延历二十三年制”对皇亲赐姓的影响等作了考察。[121]

奈良时代皇亲赐姓的研究较少，藤木邦彦以《续日本纪》和《公卿补任》为中心，对奈良时代的皇亲赐姓作了详细的统计，认为奈良时代的葛城王与佐为王请求赐姓的真正意图是强化同藤原氏的关系。[122]继藤木邦彦之后，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加藤优子的《奈良时代的赐姓皇族》、[123]池知正昭的《奈良朝皇亲赐姓的意义》、[124]吉住恭子的《奈良朝皇亲的存在形态》[125]等。此外，坂井洁子在《内亲王史序说》[126]一文中也设了专节分析内亲王的赐姓问题，认为给皇子、皇女的赐姓主要是平安时代前期的一种现象，至醍醐天皇以后基本上就结束了。

6.斋王制度

二战前，在皇国史观的影响下，《日本书纪》中有关伊势神宫的记载被神圣化。二战后，不少学者对伊势神宫的创建以及斋王制度的形成等展开实证研究。

关于伊势神宫的创建时间，村上重良认为，伊势神宫原来是祭祀伊势地方神的神社，所供奉的似乎是后来供在外宫的当地的农业神。随着大和朝廷势力达到伊势之后，从5世纪前后起，将天皇的祖先神合并于旧有的神社供奉起来，于是出现了伊势二宫。[127]冈田精司也持同样观点，认为在雄略天皇统治的5世纪时期，大王的守护神的祭祀场所从河内、大和地区迁移到伊势，成为伊势神宫的起源。同时指出，伊势神宫成立的历史背景是5世纪后半期社会的变动与传统信仰的变质以及对东国经营的进展等，其中，随着对中国南朝朝贡外交的停滞与日本势力在朝鲜半岛的败退而产生的国际危机是最重要的原因。[128]直木孝次郎也注意到伊势神宫具有地域神的性质，但关于伊势神宫成立的时间，他认为始于王权集权化的6世纪前半期。[129]

此外，三品彰英通过与古代朝鲜的太阳信仰的比较，从分析外来思想的导入对日本思想带来的影响的视角，探讨了伊势神宫的特质。[130]松前健认为5世纪至7世纪，广泛存在着在来系与渡来系等多种日神信仰，在伊势有物部氏和尾张氏的太阳信仰，这些原本是将“海”和“空”相对应的海人系的日神信仰。[131]榎村宽之认为伊势神宫有两张面孔：一张面孔是现实中存在的，拥有一定的领域和建筑，用于祭祀的神社，即作为神社的伊势神宫；另一张面孔与王权有关，是被置于统治结构内部理解的神社，即作为国家机构的伊势神宫。[132]

关于斋王与采女之间的关系，折口信夫提出采女等于巫女的说法。[133]门胁祯二则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二者有区别，他指出采女原本是作为人质被送往大和的下级女官，被赋予祭祀的性质是在平安时代以后，与此相对，斋王一开始就被赋予祭祀者的性质。[134]田中卓对伊势神宫的起源、神宫制度的完备、伊势神郡的形成、式年迁宫的起源与伊势神宫寺的创建等作了考察，认为天皇即位后不久实行斋王卜定这一惯例，至少可以追溯到用明天皇时期，是大化改新之前的上古仪式。在经历了从斋王制度的中断，到天武天皇的复活之后，再次被确认，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一直延续到延喜时代。[135]

所京子广泛收集了与伊势斋宫和贺茂斋院相关的和歌，并进行解读。她收集了以22位斋宫为对象的和歌373首；以39位斋院为对象的和歌1181首。她将这些收集到的和歌以及和歌歌词中与斋王关系较深的人物的具体形象作了清晰的复原。[136]此外，所京子还对斋宫女官的名称、种类、成立时期以及斋王的佛教信仰、斋院的事迹等作了考察。[137]除了和歌以外，所京子还将《春记》《中右记》等记录，以及《源氏物语》《狭衣物语》《风叶集》等文学作品中有关斋王关系史料作了系统的梳理。[138]

诚然，中日学术界关于古代日本皇亲制度研究的著述远不止这些，但我们至少可以从中窥见目前皇亲制度研究的大致情况。综上所述，在国内学界，虽然探讨古代天皇制、贵族制、皇位继承制、婚姻制以及神道、伊势信仰等问题时，均涉及皇亲制度的相关问题，但至今仍然没有系统、全面地探讨皇亲制度的著作和文章。在日本学界，大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水岭，二战前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一时期的时代局限性。二战结束后，随着战后改革的推进和资产阶级民主化的建设，日本学界大多数学者摆脱了皇国史观的桎梏，开始科学地审视皇亲制的相关问题。但是，日本学者的研究往往是具体问题的细分化实证研究，缺乏整体性把握。相对而言，本书立足于中国人独自的思维和观点，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视角结合起来，对与皇亲相关的皇位继承制度、叙位制度、任官制度、封禄制度、婚姻制度、赐姓制度、斋王制度以及皇亲在古代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进行综合考察，并就中日学界对皇亲制度研究中出现争论的地方略作粗浅探讨，从而更为完整地复原皇亲制度的演变与古代天皇制之间的关系，进而深化和促进对古代天皇制的特点和本质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