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王维、杜甫对初盛唐园林游宴诗的超越：摆脱园林植物书写的“程式化”束缚

王维和杜甫的园林植物书写各具特色，在不同的方向展现了个性鲜明的艺术创造。不应忽略的是，王、杜二人的园林植物书写具有共同的重要意义——他们笔下的花木竹树都不再是没有个性的、程式化的植物符号，而是切实的“真”的植物。这是相较于初盛唐园林游宴诗园林植物程式化书写的巨大超越。

初盛唐的园林游宴，发生的场所多系权力中心附近豪奢广大的宫苑池台和山庄别业，包括大明宫、临渭亭、昆明池、芙蓉园、兴庆池等皇家园林，诸王诸公主的府邸、别业等贵族园林，以及众官僚的宅园、别业。参与的士人多为高官重臣，常与皇亲贵戚相往来，皇帝亲自临幸的情况也不在少数。这一阶段的皇家园林、贵族园林和文人园林，在园林诗中透露出的气象是大体接近的，大多都笼罩着瑞霭祥辉的“富贵气”。在这样的园林诗中，园林植物有怎样的表现呢？宇文所安《初唐诗》一书，选择睿宗朝高正臣林亭中的一次聚会作了一番考察，指出与会者所作诗歌大都基于“现成意象和构思的基础”，而且“每首诗的第三联（包括组诗中的其他诗），都以一句咏柳和一句咏梅相对，柳叶总是含着烟雾或如烟似雾，梅花总是如同雪花”[18]，梅、柳都成为“模子”里铸刻出来的品貌相似的产品。实际上，初盛唐园林游宴诗中的园林植物，大多数正如高氏林亭游宴诗里展现出的那样，缺乏个性，程式化严重。闻一多《类书与诗》一文认为，初唐诗家与章句家、类书家有着某种同质性，其创作是事类词藻的征集与排比，是一种机械的工作，与章句的研究和类书的编纂相比，只有工作精粗程度的差别，没有性质的悬殊。类书是较粗糙的诗，诗是较精密的类书[19]。初盛唐园林游宴诗里出现的各个物象，正如同类书的词藻征集，好像为了照顾园中事类的齐全和均衡，才挤出一两句中的若干字位来分给园林植物，将其安排在适当的位置。诗里的植物只是一种虚象和符号，是典故中历史记忆的新样剪裁，失去了鲜活水灵的生命迹象。园林植物在这一系列充满“富贵气”的园林诗中不是表现重点，纵有表现，也“泯然众人”，与周围的池沼、鱼鸟、宫殿一样，无非是太平富贵气象的程式化装点元素。浓郁的瑞霭祥辉，似乎扼杀了植物蓊郁茂密的生机。要有突破，须将场域转至山林郊野里具有“山林气”和隐逸趣味的园林中。

王维的园林诗中，这种“富贵气”与“山林气”的分野特别明显。王维《奉和圣制幸玉真公主山庄因题石壁十韵之作应制》《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等园林诗，无论是城外郊野的山庄还是一般的池苑，一旦披上了应制的“外衣”，就几乎见不到植物的影子，关注的重点都在池台宫观的宏丽华靡。同咏韦嗣立在骊山的东山别业，其《同卢拾遗过韦给事东山别业二十韵给事首春休沐维已陪游及乎是行亦预闻命会无车马不果斯诺》就与《韦给事山居》气象有别。前者从王命和公权的角度立意，虽是山中的别业，却满眼的“云陛”“华轩”“鹓鸿”“鸣玉”“列筵”，而“蔼蔼树色”和“芳荪”这样的植物意象则退居到十分不显眼的位置。另一首《韦给事山居》云：

幽寻得此地，讵有一人曾。大壑随阶转，群山入户登。庖厨出深竹，印绶隔垂藤。即事辞轩冕，谁云病未能。

把山居放在与“印绶”“轩冕”对立的“幽寻”之地，将植物放在“庖厨出深竹”这样富有生活气息的真切场景里，整个园林的“山林气”就立时彰显，“深竹”“垂藤”这样的植物便在深山大壑间显现出了自然的生命力。可见，诗人笔下的园林呈现出“富贵气”还是“山林气”，不独由园林的客观地理位置决定，有时更取决于诗人的主观因素。一旦诗人在主观上将园林视为栖隐之地而非宫苑池台，将所吟咏的园林摆在与“公”对立的“私”的一面，纳入具有隐逸和躬耕趣味的山居或田园的传统中，诗中的园林植物似乎就能“活”起来，摆脱类书化或咏物式的吟咏范式和写作套路的约束，展现出多样而真切的本来面目。作为王维隐迹幽栖之地的辋川别业，其中丰富的园林植物，正是在“私”的氛围中，其本身自然幽寂的特性得以真切无碍地进入诗人的审美世界之中。

杜甫早期也有不少游宴题材的园林诗，但已显露出不同于一般程式的作法。他两度造访位于长安韦曲之西的何将军山林，写有被王世贞誉为“咏园林之冠”的《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重过何氏五首》等组诗。王嗣奭《杜臆》云：“山林与园亭异，依山临水，连林落，包原隰，混樵渔。王右丞辋川似之，非一丘一壑之胜而已。”[20]王嗣奭所说与“园亭”有别的“山林”其实并非自然山林之谓，而是“王右丞辋川似之”的山居、山园。杜甫笔下的何氏山林，一洗名流游宴诗的“富贵气”，《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的第一首就用“谷口”之语将何氏山林比作郑子真的隐居之地，又以“濠梁”之语点出“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21]的清游主旨。所乘之兴为“幽兴”，园中之竹也为“野竹”，都从栖隐幽居一系来界定此园此游的性质和意义。组诗中的园林植物书写与初盛唐一般园林游宴诗的差异在于：

其一，注意到非常见的园林植物，具有明显的写实意味。“异花来绝域”（《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三》），“梀树寒云色，茵春藕香”（《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七》），奇异花卉、蒿类植物均予入诗，咏及梅、柳、松、竹、莲等典型园林植物之外的植物专名。

其二，注意到园林植物在观赏之外的多重功能。如“香芹碧涧羹”（《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二》）咏及食用植物，“脆添生菜美，阴益食单凉”（《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七》），写“茵之脆，得生菜而加美；栜树之阴，展食单而倍凉”[22]，植物食用时的口感和产生阴凉的实用功效都被诗人一一捕捉。

其三，在生活中展现园林植物的多个侧面。上举植物入馔和阴凉的功效均是在游园的活动中展现的，揭示出园林植物同生活及日常活动关联紧密的一面。余如写诗、栽种等活动，也同园林植物生出种种关联：“桐叶坐题诗”（《重过何氏五首·其三》），桐叶为题诗之“道具”。“手自移蒲柳”（《重过何氏五首·其四》），则将诗笔延伸至过去的时空，想象园主移植蒲柳的情景，园林的时空遂成为包含“构建中”和“构建成”的动态场域。

其四，园林植物与他物的搭配也不入俗套，一般就实景而写。如“藤蔓曲藏蛇”（《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其四》），藤蔓和蛇的搭配为此前园林诗所无，状山园之景宛在目前，既生鲜又不突兀。藤蔓与蛇在造型上都是“曲”，又一静一动，构成相互映衬又各自区别的巧妙联系。

如果比之于画理，初盛唐一般的园林游宴诗所倚赖者为自己胸中的丘壑，是腹笥中积累的山水花鸟楼阁的素材，创作时这里捐出一片峰峦林木，那里拼接一片亭台池水，创造出的是典型的、理所当然的画面。而杜甫的园林游宴诗则好似对景创作，有写生的意趣，画面中充满生动新鲜的细节。杜甫写他人园林的游宴之作，其中的植物表现就已经扎扎实实地蕴藏了多方面立体丰富的形象。各色植物的每一个侧面，都清晰真切地呈露在读者面前。而当杜甫将对植物的这种观照施之于自己所建所居的小园时，寝馈其间，日夕相对，其丰富的细节又非所游的他人园林可比了。成都和夔州的创作中，牵引人情绪低昂变化的种种生动细腻的植物意象，正是来自这写生妙手的新鲜剪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