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

“依经立义”在刘勰之前就已经广泛而深入地存在于古代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之中，它具有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比如圣人崇拜、经典崇拜、语言崇拜等[6]。

一 圣人崇拜

儒家极力尊崇古圣先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畏圣人之言”（《论语》）、“是非以圣人为师”（《荀子》[7]）、“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周易》）等话语，体现了古人的“圣人崇拜”思想。“圣人崇拜”尤其与孔子密切相关。因孔子是六经的整理者，六经都经孔子整理，体现着圣人心迹。经典流传下来，人们的圣人崇拜也就衍化为“经典崇拜”。

二 经典崇拜

五经确立虽在汉代，但此前已有经典意识。“经”之取义有二，一是《说文解字》“经，织从丝也”[8]，二是刘熙《释名·释典艺》“经，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9]。织布之时，先固定纵丝（经线），将其按奇偶分成上、下两层，再用梭子牵引纬丝在上、下纵丝间反复穿插，再用打纬刀压紧纬线。“先经而后纬”，是织布的基本流程。把“经”解释为“径”，意为道路、方法，音注兼义注，“常典”指“经”是稳定的法则、制度，“可常用也”，既可指适用范围广，也可指适用时间长。两种解释都表明“经”地位重要、价值巨大。

春秋以前，周天子及各诸侯国“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10]，《诗》《书》《礼》《乐》常用于培养贵族子弟；孔子之后，《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成为儒者研习之书。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学派标榜自家宗旨，称自家所习之文献为‘经’，以竞压别家文献”[11]。比如，道家有《道德经》，墨家有《墨经》，法家有《法经》[12]，等等。“经”名之立，应始于诸子纷纷著书立说之时。所谓“经”者，相对于一般书籍而言，意谓最重要之书。[13]

“典”指标准、法则。这种意识在五经中就有了。“《诗》在缀以‘经’名之前已有了典的地位。这是由于在《诗》中有先祖的仪型，圣王的灵光，民族的历史，人生的启示和思想的积淀。”[14]《尚书·说命下》有言：“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15]所谓“古训”“先王成宪”是指古圣先王的规范和训诫。《尚书·五子之歌》有言：“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16]，表明彼时的皇族子孙非常重视祖宗遗留下来的“典”“则”；《五子之歌》又言“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17]，具体记载了“训典”的内容：“以民为本。”这些都说明《尚书》中有了“典”的意识。

三 语言崇拜

《诗经·大雅·抑》有言：“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18]，表明春秋时期人们就有了“不能在语言上出现瑕疵”的自觉意识。孔子主张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19]也表明语言须有文采才能流布久远。

此外，由于朝聘往来的外交需要，众多使臣往返于周王朝与诸侯、诸侯与诸侯之间，这也为能言善辩之士提供了展示才能的机会。“烛武行而纾郑，端木出而存鲁”，体现了“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巨大影响。辩士横行，无疑会强化人们的语言崇拜。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0]通过立言，个体可以实现生命不朽。这是语言崇拜的至高点。

总之，“圣人崇拜”“经典崇拜”“语言崇拜”的相互结合，构成了“依经立义”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