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河流域及其周边远古族群

从人类起源上来说，西亚是一片后开发的地块。真正的人类起源地，是与西亚相对的东非。古生物学家大都认为，人类起源于东非大裂谷。在那里，古猿迫于环境的改变，不得不从森林走向草原，从爬行变为直立，逐渐演变成了人科动物。

1974年，考古学家在埃塞俄比亚发现了一具残缺的骨头化石，归属人科，取名“露西”（Lucy）。露西约生活于320万年前，身高1.07米，去世时十多岁，可能是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的。自从进入考古学家视野，她就被当作了人类老祖母，游客到访埃塞俄比亚，一般都会瞻仰一下露西的“尊容”。

1992年，考古学家又从埃塞俄比亚发现了更完整的人科女性化石，取名“阿尔迪”（Ardi）。阿尔迪比露西更早，大约生活于440万年前。与露西相比，阿尔迪身高约在1.52米至1.68米之间，在当时可谓“大个”。她已经与黑猩猩分离，能够直立行走。

2002年，考古学家在中非乍得再次发现一个头骨化石，距今700万年，将人科历史又提前了260万年。这个名为“图迈”（Toumai）的化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科动物。

严格地说，无论图迈、阿尔迪还是露西，都是南方古猿，距离现代人类关系很远很远。如果将她们放到现在，没人觉得会是人。到了250万年前，南方古猿中的一支，才慢慢进化出人的模样，学界称为人属（Homo）。

这些人属不仅能够直立行走，而且脑容量急剧增加，能够打磨简单的石制手斧。他们凭着简单的工具在东非大裂谷风餐露宿，有生有灭，不绝如缕，倒也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可惜，世事多变，自然无常。177万—185万年前，非洲环境急剧恶化，容不下那么多动物吃喝拉撒。部分已经进化为直立人的匠人属决定离开家园，向外寻找新世界。匠人是直立人的一个亚种，或者说直立人的后裔之一。这些匠人走啊走啊，一路向北，经过北非，进入了西亚、东亚、欧洲。沿途有人留下来，逐水草而居，有人继续四面八方迁徙，散落于欧亚大陆。

以前，学界公认的非洲以外最古老人类遗存，位于格鲁吉亚的德马尼斯，时间大约为185万年前。2018年7月，朱照宇等人在《自然》发表的一篇文章，根据陕西蓝田新发现的石器，将非洲以外人类最古遗存的时间提前到了212万年前。

不过，让人惊奇的是，走出非洲的远古人类，似乎并不比留在东非的人类进化更好。100万年前，欧亚大陆的匠人没有什么质变，留在非洲老家的匠人竟然又升级换代，出现了新一轮脑体革命，进化为学者所谓的“早期智人”。过了20万年，这些早期智人也步前辈后尘，辗转迁徙到欧亚大陆另谋出路。天长日久，演化为不同的人种，散落在欧洲的，成为尼安德特人；散落于亚洲的，成为丹尼索瓦人；留在非洲的，叫作罗德西亚人。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出来寻找新世界的早期智人，又碰到了自然灾难。根据美国学者斯坦利·安布罗斯（Stanley H.Ambrose）提出的多峇巨灾理论（Toba catastrophc theory）,7万—7.5万年前，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多峇火山超级大爆发，令全球温度在此后数年间下降3—3.5℃，北半球甚至下降了10—15℃。不用说，欧亚大陆上的早期智人，无论是欧洲的尼安德特人，还是亚洲的丹尼索瓦人，大多成为气温骤降的牺牲品，消失在了漫天冰河中。倒是非洲的罗德西亚人，凭借气候优势得以幸存。

非洲早期智人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事实上，早在多峇火山爆发以前，具体地说是距今20万年前，罗德西亚人就升级换代，更上一层楼，进化为学界所谓的“晚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心智已经接近现代人类。他们先是学会用兽皮做衣服，人工取火，埋葬死人；若干年后，又学会打磨石器和骨器，修建房屋，从事绘画、雕刻等。男人和女人，也开始分头谋取食物。

7万年前，当欧亚大陆上的早期智人，由于气候骤降而陆续消亡后，非洲晚期智人开始向外迁徙。有的渡过红海，沿着印度洋北岸，进入南亚、东南亚，甚至到了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屿；有的则经由埃及进入西奈半岛，一路北上迁徙至巴勒斯坦、黎巴嫩，直到高加索及其北边的欧亚大草原。

渡过红海向东走的那一批人，先后成为东亚人、东南亚人和太平洋岛人，从西奈半岛一路北上的智人，更是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散落到欧亚、美洲大陆各处，成为现代人类的绝对主力。

现在，古生物分子研究者大都认为，从非洲走出来的晚期智人，是当今世界各地人种的共同祖先。其他人种或者陆续灭绝，或者被晚期智人归化，仅在现代人类身上留有微量基因。换句话说，现代五颜六色的不同种族，其实都是非洲晚期智人的后裔。

20世纪80年代，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威尔逊遗传研究小组甚至认为，全人类的线粒体DNA基本相同，从逻辑上说，应该都是从同一位女性祖先那儿遗传下来的。说得通俗点，现代人类都享有同一位老祖母的基因。到目前为止，古生物分子学家还没有找到一个反例，证明人类不是来自非洲智人。

基于这个解释体系，让我们再聚焦到两河流域内外的古人类。几万年前的人类迁徙不像现代出行，有车、有水、有粮、有规划。那时的古人，估计都是赤手空拳，顶多带个石制手斧，饥餐露宿，走路完全靠脚迈，吃饭完全靠手采，哪里有吃的，就在哪里停下来。

有的人走下东非高原，到了苏丹、埃及，累得不行，就地谋生了；有的人经由西奈半岛，进入狭长的迦南，觉得可以忍受，以此为家了；还有的人，继续向北进入叙利亚、两河流域、小亚细亚、高加索，或者向东深入阿拉伯绿洲，过起了畜牧生活。

到底什么人留在了埃及，什么人留在了西亚，今天不得而知。考古学家只知道，十多万年前，以色列就有智人生活；几万年前，古老的尼安德特人也曾在那里停留。这两种古人类，可能还发生过短暂交错，生下过混血孩子。以色列是早期各路人种游荡的交叉点。

至少上万年前，从以色列到安纳托利亚高原，已经出现了人类定居点。巴勒斯坦境内的耶律哥（Jericho），号称建城一万年，不是没有一点道理。根据考古学家研究，1.1万年以来，耶律哥始终有人居住。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哥贝克力（Gbekli Tepe），也发现了距今1.2万年的人类遗迹——巨大石块阵。

这表明，上万年前，从今天以色列到土耳其东部的狭长地带，以及东邻的阿拉伯半岛，已经分布着定居人群，具体是什么人，目前不能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此后几千年，这些地方人满为患，不得不向其他地区，尤其是向人烟稀少的两河流域迁徙。

最迟到公元前6500年，人类已经从地中海东岸，顺着两河向东南推进，来到今天伊拉克南部，创造了哈苏纳—萨马拉文化（Cultura Hassuna-Samarra）。五百年后，叙利亚地区短暂地出现过一种哈拉夫文化。公元前5000年左右，中下游的欧贝德文化（Ubaidian Culture）取代以上两种文化，成为两河流域主导。又过了500年，两河流域南端出现了一种苏美尔文明。

两河流域地形比较特殊，周围要么是山地，要么是沙漠，居民不太容易四处迁移，只能集中在一个地方，反倒使得其文化前后相继，率先酝酿出人类文明体系。公元前3200年左右，定居在乌鲁克的苏美尔人，最早拉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

此时的两河流域，高温多雨，土地平旷，适宜耕种，比起西部高山密林或沙漠绿洲，生存条件好得多。所以，苏美尔文明出现前后，两河以外的族群不断涌入两河之间，形成了族群杂居的政治版图。

以现在的巴格达为中心，两河流域大体上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南部叫作巴比伦尼亚，北部叫作亚述。巴比伦尼亚的南部，居住着苏美尔人，北部居住着阿卡德人。亚述居住着亚述人，最初可能是阿卡德的一个分支，后来与西邻融合，形成了独立族群。阿卡德人、亚述人都属于闪米特语系，苏美尔人则是一个特殊族群，他们说的话不属于闪米特语系，来历不明。

公元前3000年前的两河周边，对我们来说是一片空白，但是从后来涌入两河流域的族群来看，那里并非人迹罕见。在阿拉伯半岛的沙漠绿洲里，深藏着原始闪米特人；在地中海东岸狭长地带，居住着从阿拉伯半岛走出来的迦南人；在叙利亚草原上，游弋着很多不知名的游牧部落，大概也是从阿拉伯游弋出来的闪米特后裔。在苏美尔人东部、波斯湾北岸，则居住着埃兰人。

从语言角度来说，这些迦南人、阿卡德人、亚述人以及叙利亚草原上不知名的游牧民族，都属于闪米特语系，拥有某种血缘和文化关系。《圣经》把他们说得更亲密：幸存于洪水的诺亚，先后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叫闪，一个叫含，一个叫雅弗，全世界人类都是他们三兄弟的后裔。其中，两河流域、迦南和阿拉伯半岛的居民，多被视为大儿子闪的后裔（迦南人和阿摩利人除外），非洲人被当作含的子孙，欧美白种人则被称作雅弗的后代。

这样说来，现在势不两立的以色列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应该是来自同一个祖先。按照《圣经》，他们都是诺亚第十代孙亚伯拉罕的子嗣，只不过犹太人是亚伯拉罕与妻子的后裔，属于正宗；阿拉伯人则是亚伯拉罕与侍女的子嗣，算是偏房。所以，犹太人自我感觉比阿拉伯人高出一等。

《圣经》甚至把埃兰人说成闪的后裔，定为亲戚。事实上，埃兰语像苏美尔语一样是独立的，既不属于闪米特语，也不属于印欧语。埃兰人和苏美尔人是西亚的两个“异类”，目前不知道来自哪里。

从苏美尔文明时代开始，两河以南的不同闪米特族群，每当遭遇极端天气或灾荒，便北上向两河流域逃难。此后两三千年，一批又一批的闪米特族群鸠占鹊巢，最终将率先走进文明大门的苏美尔人淹没。

如果说两河流域下方，游弋着为数众多的闪米特人，那么两河流域上方，准确地说是高加索以北的欧亚大草原，则游荡着印欧语系人种。学界有时简称他们为印欧人。从人种分类来说，闪米特人与印欧人都是白色皮肤，同属高加索人种，但是由于分开太久，双方各自形成了不同的语言体系。

关于印欧人的原住地，学界有很多猜测，有的认为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有的认为在亚美尼亚，有的认为在印度，还有的认为在古代中国所称的西域。目前最受认可的，是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部分领土在内的欧亚大草原。

欧亚大草原位于黑海、里海以北，距离两河流域路途遥远，又有高加索山脉阻隔，按说不会发生摩擦。但是，气候变迁和人类技术发展，慢慢将这两个地方打通为一体。

大约公元前3000多年，生活在草原上的印欧人学会了骑马，后来还发明了马拉车。这一技术革命，不啻让人类插上了翅膀，从日行几十里，骤然提高到日行几百里，活动范围大幅增加。

雨水充足、草原茂盛时，印欧人在大草原上自由驰骋，肯定不会跑远路骚扰他人。但是，当气候变冷、粮草不足时，他们就只能放弃家园，向外扩张，另寻他路。

公元前2500年以后，全球气候遭遇小冰期，印欧人的生活无以为继，只好驱赶牲畜，四处寻找新的立足之地。向西的印欧人走到巴尔干后分道扬镳，有的向西深入欧洲腹地，有的向南进入希腊半岛，有的向东折回小亚细亚或高加索南麓。向东的印欧人在中亚各走各路，有的翻山越岭进入新疆，有的向西踏上伊朗高原，有的向西南进入了南亚次大陆。

公元前2000年后，这些印欧人后裔，如赫梯人、米坦尼人、加喜特人、米底人、波斯人等，先后兜兜转转，都成为两河流域的觊觎者，与闪米特各个族群迎面相撞，上演了一幕又一幕生死大战，缔造了一个又一个超级帝国。

所以，自有史以来，两河流域始终不是一个封闭世界。下方的闪米特人，上方的印欧人，不断从上下左右涌入这一区域，蚕食这一区域，争夺这一区域。在某种意义上，苏美尔人之后两河流域的打打杀杀，基本就是印欧与闪米特两大语系的生死搏杀。

只有明白这种族群政治，才能明白两河文明为何早熟，而又为何伴随如此惨烈的屠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