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地乡土文学的创作母题

一 苦难与文学

（一）苦难：永恒的文学母题

苦难，是人类的普遍意识，是承受肉体或心灵不自由的痛苦，是与幸福相对立的负性体验。“悲愤出诗人”，苦难是文学的酵素，是文学的宠儿。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从古乐府《悲歌行》的“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到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从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到清人蔡家琬的“蒲聊斋之孤愤，假鬼狐以发之；施耐庵之孤愤，假盗贼以发之。同是一把辛酸泪也”，无不明示着苦难与文学的鱼水关系。外国文学亦如此。德国的尼采认为诗人的歌唱是“痛苦使然”；英国诗人雪莱认为“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给文艺下的定义是“苦闷的象征”，他指出艺术创造出于艺术家心灵的矛盾和痛苦而需要诉说，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心灵动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苦难在艺术家的内心激起了冲突，使其心理乃至机体失去了平衡陷入悲痛、愤懑或苦闷。只有通过艺术作品宣泄出来，他才能取得心灵的平静，恢复心理和机体的平衡。于是，苦难便成为文学的重要母题，“作为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因素，起着扩展叙事的基石作用”[25]。

（二）苦难的美学意义

世事沧桑，人生似梦，苦难与我们如影随形。面对苦难，有人顾影自怜感叹生活多艰，有人呼天抢地控诉命运不公，有人坦然面对，对其进行理性消解，并通过这种理性的消解增加生活信心，将辛酸的泪水化作奋进的源泉。现实生活中的苦难走进艺术王国便具有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如上节所述，苦难催生了作家的创作动机，是文学的重要酵素，然而在心理学意义上，动机属于人的个性的积极性，也就是个性需要的表现，“是满足某些需要有关的活动动力”[26]。艺术家的不同个性需要使文学中的苦难呈现消极和积极两种不同层次。有些作家视野狭窄，整天沉浸在自我生活的小天地之中，对个人生活或情感上的苦闷浅吟低唱，甚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类感时伤春之作仅仅留在浅层次的、静观的个人苦难描述，即使偶有妙语佳句，也无甚社会意义。而苦难进入审美范畴的真正使命并非机械简单地抄录苦难的生活内容，也需要作家主体情感的融入，作家只有扩大艺术视野，走出个人天地与大众进行情感的有效沟通，才有可能实现“苦难”的高级审美观照。好的文学作品不但要静态地描述苦难现实，还要将个人苦难融入民族苦难之中，表现出苦难中的动态抗争，使读者能从苦涩的泪痕中看到希望之光。这样，作品就具有美学精神和社会精神的双重特质，能唤起大众对苦难现实的关注，并唤起超越苦难、摆脱苦难的勇气和信心。

二 两地乡土文学对苦难的审美观照

（一）两地乡土文学的苦难意识

随着台湾和东北两地相继沦为殖民地，苦难以民族浩劫的极端化形态，逼近作家们的生活现实。在血与火、生存与死亡相抗衡的时代背景里，两地作家以乡土文学为利器，诉说着他们灵魂上的苦闷和压抑。在东北，乡土文学冲破殖民高压的铁蹄和怀柔的网络，带着黑土地的气息，传达着沦陷区人民内心深沉的痛楚和反抗异族的呼声。金剑啸最先奏响苦难的东北乡音。《兴安岭的风雪》描述了东北抗联32名战士转战于风雪弥漫的兴安岭的故事。在14人战死了后，余下的18人继续以无畏的精神应对着死神的威胁。作品描述了一幅充满淋漓的鲜血的画面。继之而起的山丁、秋萤、袁犀，一直到后来的“东北作家群”都将民族兴亡的苦难融进了他们的作品中。这些作家从民族苦难而走向创作，他们内心的愤慨、焦灼和痛苦流露在作品中，极大地鼓舞了受难的东北人民，引导人们坚定地走上摆脱苦难的反抗之路，以赖和、杨逵为代表的台湾前乡土文学作家都自觉地继承了“为人生”的文学观，将触角伸向被侮辱和压迫的人，把人的苦难、民族的苦难作为重要的题材。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是一部雄壮的叙事诗，作品以胡太明一生的坎坷经历多侧面地揭示了台湾在日本半个世纪的统治下的悲惨情状和台湾人民作为亡国奴的悲哀。胡太明悲剧的意义在于唤醒台湾人民克服自己的“孤儿意识”，回归祖国的怀抱。总之，两地乡土文学中的苦难描述大多摆脱了机械静态的范畴，通过动态的刻画，融入强烈的主体情绪，具有唤醒民众、激励民众的重大社会意义。

（二）怀乡和流亡：两地乡土文学苦难意识的不同表现形态

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文化传统是两地共同的文化渊源。沦陷后，脱离母体文化的焦灼和困惑使两地人民心中经受着巨大的文化苦难。浸透着流亡意识的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和浸透着乡愁及孤儿意识的台湾前乡土文学从不同的角度诠释着苦难这一传统的文学母题。

1.台湾前乡土文学中的乡愁和孤儿意识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为炎黄子孙，海峡两岸人民有着共同的民族之根，有着共同的文化之源。台湾被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之后，台湾人民为争取自由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殖民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不准台湾人用中国姓，不许中国人祭祀中国神和祖宗，还强制台湾人穿日本和服，带日本帽子。诸如此类的同化政策激起了台湾人民自发的反抗。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虽然得到了大陆各界人士的声援，但大陆人民给予的实际援助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同样遭受日本帝国主义欺凌的大陆自身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一面是孤立无援的反抗，一面是高压统治，台湾人民那犹如被母亲抛弃般的“孤独意识”就这样孕育着、滋长着。中文的禁用使台湾知识分子一度“失语”，“失语”后的台湾作家被无情地抛入另一种语言存在之中。因此，对台湾作家而言，其“孤儿”身份是双重的。作为民族群体的一部分，他们同时承受着失掉母语的另一种“孤儿”身份。台湾作家的“孤儿”体验积淀成浓厚的“孤儿意识”。对海峡两岸精神家园的怀恋和“孤儿意识”成为台湾作家心中挥之不去的情绪，乡愁情结和孤儿意识是台湾乡土文学的一个重要存在。这里的乡愁是对民族文化传统深深的依恋，凝结着台湾人的故土之思和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切。乡愁是“孤儿”对故土、母亲的深情呼唤，它像一层淡淡的雾体现在文学作品对“孤儿意识”的表述中。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将战时台湾人民的孤儿境遇表现得异常清晰。主人公胡太明是这群“孤儿”的代表。童年时期，胡太明按照祖父的安排，读四书五经，汉学教育使少年时代的胡太明心里萌生了朦胧的民族意识。青年时期，为实现“爱的教育”的理想，他来到乡间学校当教师。执教期间，有三件事让他受到震动和打击。一是日本籍教师辱骂体罚台湾学生；二是台湾籍教师曾老师，不甘忍受日本籍教师的歧视，愤然辞职；三是他与日本籍教师内藤久子相恋，但因为他是台湾人，日籍校长下令调走了内藤久子，隔断他们的恋情。这些打击使他陷入苦闷和孤独的煎熬中，深深地感受到了台湾知识分子遭遇的种种歧视和侮辱。接下来，他东渡日本，苦学本领，打算回国后以知识报效民族。然而，回国后却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难以找到。这一切将胡太明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在昔日的同事曾老师的鼓励下，胡太明前往大陆寻求新的生活。然而，此时的大陆与台湾一样黑暗混沌，不幸的婚姻更增添了他的烦恼。政府当局因他是台湾人而将他当成间谍投入监狱。在学生的帮助下，他逃回台湾，却又遭到殖民当局的怀疑、跟踪和监视。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胡太明被强征入伍，到广东当日军翻译，他听到了同胞们在日军铁蹄下的痛苦呻吟，也听到了愤怒的呐喊声。他受到强烈的刺激，精神失常，被遣回台湾。一度消沉之后，他开始反省自己，和友人一起编辑杂志，揭露抨击日本殖民统治的罪恶。弟弟被日本强征做苦役折磨致死，更激起了他的愤怒。小说以胡太明“疯了”的悲剧结束，给读者留下了意味深长的思考。胡太明这一典型的“亚细亚孤儿”始终不能抓住机遇而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苦闷和彷徨伴随了他大半生，他感觉到自己像离群的孤雁，“宛如一叶漂流于两种不同时代激流之间的无意志底扁舟”。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孤儿寂寞，使得他无法承受，终于“疯狂”了。胡太明悲凉绝望的处境正是整个台湾人民命运的写照。黑暗的社会环境、孤苦无助的绝望、备受欺凌的辛酸……这种鲜明的孤儿意识也体现在吕赫若、张文环等许多作家的创作中，它反映了台湾人民对祖国真挚的情感，对民族文化的向往和认同，凝结着深沉的民族情感。

2.流亡意识与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

“九一八”事变后，抗战的烽火在白山黑水间升腾。“文学把你投入战斗；写作，这是某种要求自由的方式；你一旦开始写作，不管你愿不愿意，你已经介入了。”[27]东北沦陷区作家拿起笔来参加战斗，他们带有浓厚乡土气息的作品唤起东北人民内心的羞耻、愤怒和抗争的勇气，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回荡着“一个垂危的民族的生活最后回声，人民的最初的希望和要求”[28]。随着东北沦陷区环境的恶化，1934年6月，萧军和萧红离开哈尔滨去青岛；10月，萧军完成了奠定其文坛地位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随后，舒群、白朗等先后流亡到关内。《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科尔沁草原》等乡土力作大都产生于作家流亡关内时期，浪迹天涯、寄人篱下的流亡境遇，使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带上了明显的流亡意识。这种流亡意识在作家的笔下幻化成万种情思，抒发着流亡作家对受难乡土的无比眷恋。在他乡遥望着千里之外的故乡，故乡的山水草木、人物风景都成了作家寄托悲愤的客体。萧军在《绿叶的故事》的序中亦表达了这种感情——他热爱家乡的雪原、蓝天、柏松、桦树、白杨，他热爱那里彪悍而直爽的人民。蔡天心的《东北之谷》展现东北城市、乡村、山谷、平原，散发着悲郁、苍茫的气息。端木蕻良的《遥远的风沙》中，粗犷、强悍的军人与春寒料峭的荒原、苍老的浮云、孤寂中的马啸等自然景观的描述都寄托着作者对故乡刻骨铭心的思念。有的作品则远距离重新审视故乡人民落后的文化积习。萧红的《呼兰河传》对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深刻的透视，呼兰河畔愚昧落后的乡风民俗、麻木悲哀的人生的情状都发人深省。在《马伯乐》中，萧红对马伯乐这类人物奴性畸形心理的刻画更是入木三分。他们胆小、吝啬，在抗战中，不顾民族大义，只顾个人安危，其状若丧家之犬，丑态毕现。这些叙述中流淌着浓重的流亡意识，作家们自觉地把流亡的不幸、个人的痛苦升华为民族忧患意识，以其时代的强音，扣动着读者的心弦。

两地乡土文学以流亡意识和孤儿意识为出发点，诠释着家国沦亡的苦难母题；又以怀乡为联接点，它们是恋乡、文化反思的产物。“恋乡情结”一直潜隐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在民族危难的特殊历史时期，它又被充分地强化了，进入了集体无意识的层次，成为民族历史文化的心理积淀。台湾作家在脱离母体文化的焦灼和困惑中，遥望海峡对岸的大陆母亲，殷切盼望着遥遥的归期。东北流亡作家有家难归，他们日夜思恋着那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那片白山黑水、林海雪原。他们在时代的重压下发出民族苦难的诉说，苦难的描写在两地乡土文中便具有了时代精神和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