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两地乡土文学的精神渊源

一 “五四”精神的承传与流变

“五四”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新文化运动播下的种子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催发了思想文化层面的大变革。它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批判和谴责，预示了中国文化新纪元——启蒙时代的到来。郭沫若回忆说：“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古先圣王之道’，到这时在新兴的青年间真如摧枯拉朽的一样，合盘倒溃了下来。”[1]“从国民到‘人’是辛亥革命过渡到‘五四’的一个重要标志。”[2]新文化运动的基点是个体本位，它高扬个性解放，强调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主张人们一方面要破除“自己心中的奴隶”，另一方面要摆脱外物的奴役。“五四”先贤们强烈反抗着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摧残和压抑，痛切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和理学的野蛮，指责其为“制造顺民的大工厂”。伴随着《新青年》这轮壮丽的精神日出的升起，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的银河群星璀璨。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先驱者在其心灵深处激荡着报国安天下的满腔热忱。“心事浩茫连广宇”正是他们深沉的忧患意识的流露。

个性解放、启蒙意识、忧患意识和人道主义，这些“五四”先贤所张扬的文化精神宛如缕缕清泉，涤荡着几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五四运动的空谷足音仿佛就在昨天！纵览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和东北沦陷期乡土文学，我们能清晰地洞见贯穿其间的“五四”文学精神。而两地乡土文学在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传形态上或暗合或貌合神离，颇具探究之趣。

（一）民族意识的升华、救亡意识的高涨

“五四”时期，精英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将炮弹射向千疮百孔的封建传统文化，用人道精神的雨露滋润着已被封建文化冻结了的大地，以期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华民族。可以说，人道主义和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是“五四”时期的二重奏。正如李大钊所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要。”[3]从陈独秀到鲁迅，都不同程度地坚持着由立人而立国的思路。进入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血浓于水，澎湃着的中华血液令先驱们自觉肩起“士不可不谓任重而道远”的文化承诺。他们坦然地放下手中“人本主义”的底牌，接受了集体主义的传唤。一时间，文化思想领域民族主义声音高涨，日趋上升为主流文化精神。救亡图存的忧患意识压倒了对启蒙的渴求，“五四”以来文化思想领域中人道主义启蒙和救亡图存的二重奏变成了救亡图存的独唱。

30年代初的东北文坛一片悲凉。白山黑水的上空弥漫着日本法西斯主义的腾腾杀气。到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日本人统治了我东北国土整整十四个春秋。在这期间，日本政府利用其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对东北人民进行压迫和奴役；在经济上夺取经济命脉，疯狂掠夺搜刮；在文化上大搞“官制文化”，实行文化专制。东北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五四”时期弥漫于知识界的忧患意识更多投射于“国民性改造”这一启蒙主题，他们更注重于国民个体的萌醒和成长。而在面对灭种之灾的东北大地上，救亡的呼喊湮没了启蒙的呻吟声，人本主义与启蒙立人的思想一起汇入了民族主义的洪流中。与其说这是一次思想的升华，毋宁说是一次对传统儒家文化精神的回归。“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又一次紧紧抓住了知识分子的心灵，刚刚弘扬和试图建立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在经历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拼杀后，又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原点。当然，这不是一次机械的复归，这幅入世精神的救亡图画中多了些现代性色彩和民众身影。救亡的旋律异常高亢，忧患意识的长剑冷气森森。

“五四”文化精神唤醒了荒芜的东北文坛。“白话文来了，到处传，因为看也容易，做也自然。”[4]它为文坛带来了内容、文字形式等方面全新的气息。“九一八”的炮声把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在日伪当局极力想泯灭东北人民民族意识的社会形势下，更需要用‘乡土文学’来直面东北社会。”[5]他们以乡土精神来对抗来自异域的铁蹄，拿起本土文化的盾牌来抵御异域文化的入侵。“九一八”之前的东北文坛虽受到了“五四”的涤荡，但仍缺乏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功能和人生导向的参与意识。那时所谓的东北新文学，仍脱胎于落后的、闭塞的东北旧文学传统，“内容上已完全被黑幕武侠、宫闱、艳情等乌七八糟的东西所充斥”[6]。日寇入侵后，东北乡土文学强烈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便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他们从暴露乡土现实写起，侧重描写民族阶级压迫下东北农村的现实关系，表现农民的苦痛和农村的灾难。这使我们从中看到了“五四”新文学在困境中挣扎着的历史走向。

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开拓者是山丁。从《跑关东》到后来的《绿色的谷》，山丁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奔突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抗争精神。亡国的内心隐痛，催发了作家们参与意识的萌芽，他们以笔为旗，加入民族救亡的洪流。“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发生了“万宝山惨案”，时隔半年，李辉英就以“万宝山事件”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万宝山》，再现了那场血淋淋的民族悲剧。沦陷初期，萧军、萧红、金剑啸等作家都将批判的锋芒指向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乡土文学创作寄予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唤起了东北人民的民族良知和民族热情，是对民族精神、“五四”文学精神的深情呼唤，“大家能在无路的颠扑里，一同寻到明显坦荡的历史大陆”[7]。乡土文学就是通往民族精神家园的大道。

台湾光复前的乡土文学是在“五四”精神的洗礼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对“五四”文学精神进行了继承和发扬。总体而言，台湾的乡土文学萌芽于20年代（早于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30年代开花结果。从1895年到1945年漫长的五十年中，台湾与大陆处于割裂状态，但思想文化上的沟通是割不断的。“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8]，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五四”新文学运动引起了台湾同胞的密切关注，而当时大陆的新文学家也对台湾给予了关注，鲁迅曾会见过来大陆求学的张我军，郁达夫和许地山则先后到过台湾。[9]由台湾知识分子组建的“新民会”为台湾文化界开启了一扇通向大陆的天窗，《新青年》的台湾克隆版《台湾青年》随即问世，轰轰烈烈的台湾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帷幕。20年代中期，大陆新文学运动已进入高潮期。新文学已稳固地占据了文坛。而此时的台湾文坛仍大量充斥着吟风弄月或无病呻吟的旧文学作品。曾在北京大学接受过“五四”洗礼的张我军奋然打响了反对旧文学的第一枪。《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文学界一哭》等几篇文章给了旧文学界迎头痛击，新旧文学的论战开始了。发生在台湾的这场新旧文学之争，颇似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续曲。从这场论争中我们感受到了“五四”文学精神的延续，在思想上同样流贯着反帝反封建、争取自由、人道主义等文化精神。日据时期台湾乡土文学作品充满着对遭受着封建意识迫害的弱小者的同情和关怀，呼唤着民族民主精神的张扬。如赖和的小说《可怜她死了》中的阿金因家中缴不起苛捐杂税，十一二岁便被卖到人家做“童养媳”，17岁丧夫，为了养活婆婆，她成了财主阿力哥的外室，遭受蹂躏后又被遗弃。走投无路的阿金满腔愤怒地带着腹中的胎儿投河自尽。重赋、贫穷、童养媳和纳妾制度是吞噬阿金生命的群魔。日据时期，这些腐朽的封建毒瘤仍保存着，贫弱的妇女成了金钱和权势搭起的封建祭坛上的牺牲品。赖和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数千年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封建意识。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是吴浊流的杰作，作品以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台湾和日本、祖国大陆的社会为背景，通过主人公胡太明一生坎坷的道路，从苦闷到觉醒的思想历程的记述，深刻揭露了日本殖民者的残酷统治，真实地记录了台湾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的苦难生活、民族情感和不屈的抗争。它写于1943—1945年，正值中日战争的后期，当时台湾同胞正处于日本战时政策的残暴统治和战争威胁之中，吴浊流是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写作的。文中胡太明的悲凉绝望的境况是抗战期间台湾人民的处境，胡太明的感受是整个台湾民众的感受，作品激发起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反抗意识。

以上分别论述了两地乡土文学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它们都受到了“五四”个性解放、崇尚自由民主等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四”时期，作家往往囿于个人生活空间，涂抹着个性、自由的水墨写意，带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30年代，在亡国灭种的巨大灾难下，在阴霾密布的现实政治环境中，“五四”精神迅速衍化成一曲曲铁蹄下的乡土悲歌。参与意识、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是这曲悲歌中的主旋律。两地乡土作家们把民族激情融贯于“五四”文学精神之中，或仰天长啸，或歌哭呐喊，浩大的民族气韵在乡土文学中涌动。正如鲁迅评价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时所言：“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地在读者眼前展开……”[10]两地乡土文学在承续“五四”文学精神的主流上是相同的。然而，由于现实政治格局、历史基因和现实因素等方面的差异，两地乡土文学对“五四”文学精神的承传形态也有所不同。就时间而言，台湾早在1895年就被割让给日本，而东北则是20世纪30年代初始沦陷，台湾乡土文学诞生明显早于东北；东北文坛在接受了“五四”精神十几年后，才开始面对日本殖民文化，而台湾则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爆发了新文学运动。在题材的选择方面，台湾光复前乡土文学抗争意识固然表现了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抨击，但更多的则体现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中；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则更多体现在反抗民族侵略上，立意都在抗争，却有不同侧重。东北抗联文学那不熄的圣火和高扬的民族意识，像划破长空的闪电，比台湾光复前乡土文学中的抗争意识更为猛烈，也更直接、更坚决。

（二）“表现人生”“暴露真实”——“五四”文学观念的延伸

如果说“五四”文学精神对两地乡土文学的影响是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接力，那么“五四”文学观念对两地乡土文学的影响则表现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仍牢牢地占据了主流地位。从周作人“平民文学”概念的提出，[11]到李大钊初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什么是新文学”[12]，再到文学研究会“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讨论人生的一般问题”[13]的写实态度的确立，现实主义一直引领着文坛的主潮。即便是创作社诸作家也难以和现实主义划地为界，其作品在“为艺术而艺术”的花衣下仍露出“表现人生”“暴露真实”的痕迹。

台湾乡土文学的口号提出要早于东北，但时间上的差异并不妨碍我们考察二者对“五四”文学观念的继承问题。赖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之父”，他的创作从一开始就为台湾乡土文学创作打上了现实主义的基调。“他替台湾新文学竖起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并且启示了此后台湾小说应走的社会写实方向。”[14]1937年的东北文坛上，山丁以《乡土文学和〈山丁花〉》奏响了一场文学争论的序曲。[15]以山丁为首的乡土文学派明确提出了“暴露乡土现实”的现实主义口号。这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乡土的运用，无疑是对“五四”现实主义的回归。严酷的环境剥夺了作家直接以文字形式介入民族解放斗争的自由和权利，浓郁的忧患意识又使他们无法回避生灵涂炭的社会图景，于是，他们将笔锋转向“乡土现实的暴露”。这里的现实主义褪尽了“五四”时期的稚嫩和浅表化倾向，走向了生活深处。艺术锤炼的加强和文化抗争的渗入，使得现实主义有了更深层的意蕴。

二 从大陆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到两地乡土文学创作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变化

从关内二三十年代乡土文学到东北沦陷区和日据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本质上经历了从文化意识到民族意识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乡土文学创作理论由自发状态发展至成熟；作家主体意识的转变；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等等。

“五四”时期，鲁迅的《故乡》等小说，以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质朴的风格，令文坛为之一新，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先河。鲁迅说他“将乡间的生死，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16]。随后一大批作家都将目光投向自己魂牵梦萦的乡村世界，乡土文学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关于“有无乡土文学”的论争，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另一面：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完全处于一种自发状态。鲁迅本人也是在“乡土文学”过去之后的10年，即1935年才提出了“乡土文学”的口号。[17]当年乡土文学的当事人之一蹇先艾曾撰文认为20年代中国没有乡土文学理论。这一提法，现在看来似乎不无道理。这批人远离故土，踏上进京求学之路，动荡的时代大潮冲击着他们思想意识，现代都市文明更新着他们的经验世界。于是，他们以现代文明和“为人生”为参照视角，不约而同地将思绪拉回到乡村田园。这一流派的乡土文学创作完全是随机的、不自觉的创作行为，谈不上明确的主观目的和理论主张，而“乡土文学”的名号也是后来的文学史家给予的。这一创作潮流兴起于20年代中期，其现实主义特色、多姿多彩的地方色调吸引了大批读者，也引起了文学评论家的关注。胡愈之呼吁“希望中国也有农民文学家，成为农民的代表呐喊者”[18]。周作人、沈雁冰都曾撰文发表过对这一创作趋向的看法。这些评论更多地注意到了这些创作的“地方特色”和“乡村土味”，还未能形成较为系统的乡土文学理论。尽管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处于自发状态，但还是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突破了‘五四’新文学诞生以来主要写知识青年的相对狭小天地，拓宽了新文学的反封建题材，影响和吸引了大批新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社会，转到民众身上，从而使得新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土壤的联结更为紧密”[19]。30年代初的沙汀、艾芜、周文、叶紫等人及台湾的赖和、杨逵领军的乡土创作，还有东北沦陷区的乡土文学创作，都是20年代乡土文学的延伸。

就乡土文学理论的倡导而言，以赖和、杨逵为首的台湾光复前乡土文学与20年代乡土文学颇为相似，也呈现出一种朦胧的、随机的特点。台湾乡土文学原来是20年代抗日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口号，“由于日治时代台湾和祖国大陆隔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话从事写作，以保存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以‘乡土文学’”[20]。“……能创造特种文化始能发挥台湾的特性，促进社会的文化向上。”[21]可见，初期台湾乡土文学只是作为一种与皇民文化的对应物而存在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人们习惯把那些描写台湾本土现实，运用方言土语的作品称为乡土文学。随着赖和、杨逵、吴浊流等人的创作摸索，乡土文学的内涵渐趋明朗化。赖和对台湾乡土文学的开创功不可没。《斗闹热》《不如意的过年》《一杆称仔》等小说，均取材于台湾现实社会生活，洋溢着反帝反封建精神，含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台湾乡土文学传统开始于20年代中后期，产生时间上和大陆20年代乡土文学是暗合的。它们都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没有明确的理论倡导，然而它们可贵的探索精神和创作实绩为后世乡土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在东北沦陷区，带着故土沦亡之痛的一批文学青年，刚刚走上弥漫着硝烟的文坛，便以其熔铸了血泪的佳作，证明了乡土文学的存在。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一开始就显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1934年，在沦陷区的高压环境中，一些爱国进步作家出于斗争策略的考虑，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大伙计划着出单行本；二：先从暴露乡土写起。”[22]这就是东北乡土文学的滥觞。1935年，山丁的《跑关东》从创作实践上拉开了乡土文学序幕。不久之后，山丁在评论疑迟小说《山丁花》时提出“满洲需要的是乡土文学，乡土文学是现实的”[23]，正式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这一口号的提出，引发了东北文坛艺文志派和文选派的论争。[24]双方的论争使东北乡土文学创作呈现炽热之势，给沉潜中的东北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东北沦陷区乡土文学的产生，是在自觉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驱使下，经历了酝酿—提出主张—创作尝试—理论总结这样一个清晰的历程。

综上所述，从20年代乡土文学及同时间的台湾乡土文学过渡到东北沦陷区及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从自发期到自觉期，从随机性到带有主观目的性；从单兵作战到有组织有理论纲领的流派，完成了自发期到自觉期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