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横空出世：网络崛起与文学转向
互联网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由美国联邦政府委托的研究。互联网的先驱阿帕网最初是以“区域互联”的形式出现的。最初局域网的主要应用范围基本局限在科技精英与学术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商业网络和企业的连接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在资本的有力推动下，开始以神话般的速度呈现出覆盖全球的态势。随着一代又一代的机构、个人PC和移动计算机连接到网络，网络技术的各项指标不断刷新，用户数量持续呈现指数级增长。网络的星星之火，自此呈现出燎原之势。
在网络诞生之前，美苏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已经冷战多年。冷战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区隔”与对抗。出人意料的是，正是冷战的“区隔”与对抗，直接催生了以“热链接”为特征的国际互联网的诞生。而“互联网”可以说是当今世界变成地球村的最重要的纽带与桥梁，作为“拢天地于屏内，抚四海于一瞬”的数字化交际工具，互联网明显表现出了“去区隔”和“反对抗”的特性。
毫无疑问，冷战对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在这里，我们所关注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对互联网发展史颇有研究的人要把催生的功劳记入冷战的账户？关于这一点，一向重视网络文化的《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25日）所连载的《网络传奇》有过精彩的描述：1957年10月4日，苏联已经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的各种报纸都以令人惊诧的语气刊登了这一新闻，通栏标题书写着：“我们头顶上的领空已经陷入苏联之手！”“这是美国第二个 ‘珍珠港’!”消息顿时传遍了全美，美国朝野震惊，一片恐慌，有人居然打着横幅，吵吵嚷嚷地到白宫示威，就“我们为什么输了”的疑问，向政府讨个说法。军队只得派出要员出面向人们保证：“没有人从卫星上向我们砸东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央求报界：“请不要围绕着这个 ‘铁块’大做文章。”苏联的卫星上天，美国政府和军队的威信和自信心一落千丈。
但美国人自然不甘落后。一项旨在与苏联人争夺外层空间霸主地位的战略计划开始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子计算机问世后的十多年时间内，由于价格昂贵，电脑数量极少，早期所谓的计算机网络主要是将一台计算机经过通信线路与若干台终端直接连接而已，计算机文化史研究者们常常把这个时期的网络看成是局域网的雏形。最早的网络，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建立的。1958年1月7日，“阿帕”（ARPA,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正式成立，负责美国所有的空间开发项目和最新战略导弹研究。这个研究计划署拥有20亿美元的预算基金，目标直指苏联人染指的外层空间。美国人从改进军队通信网络入手，防止苏联人摧毁美国的通信控制中心。这个影响到未来互联网络命运的阿帕网，没过多久就走进了商用电脑网络。
为什么“诉说网络革命史”一定要从阿帕网开始，这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时间上占据先机，而且还是因为现代计算机网络的许多概念和方法，如分组交换技术等都来自阿帕网。阿帕网不仅进行了租用线互联的分组交换技术研究，而且做了无线与卫星网的分组交换技术研究，这直接促进了TCP/IP协议的问世。1977—1979年，阿帕网推出了至今普遍流行的TCP/IP体系结构和协议。从一定意义上说，TCP/IP协议的开发和应用堪称阿帕网对整个互联网技术的最大贡献。
1984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规划建立了13个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及国家教育科技网。阿帕网的核心地位很快被新的计算机网络技术所取代。1988年 Internet 开始对外开放。根据维基百科等网络资料的介绍，1991年之后，互联网已不再是科技精英或学术精英的专利品，因为这一年6月的统计数据表明，互联网的商业用户自此开始，已经超过了学术界用户。商业用户的介入，意味着互联网规模发展的时代就要到来了。21世纪，网络平台应用于电子商务领域，网络商业成为潮流。
2014年大型纪录片《互联网时代》对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影像追溯与考察，它是迄今为止最具视听冲击力的一部网络发展“影像志”。据介绍，该片作为全球第一部全面解析互联网的电视专题片，是央视继《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华尔街》等之后的又一重磅力作。这样一部具有科普意义的纪录片播出之后，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影响。2015年底的统计资料表明，该片在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拍摄，由10个摄影组制作近3年，片中不仅呈现了大量珍贵资料，如阿帕网项目前负责人拉里·罗伯茨，万维网发明人蒂姆·伯纳斯·李， TCP/IP协议联合发明人温顿·瑟夫等6位“互联网之父”的个人风采，还深度对话了近200位互联网专家、学者，拍摄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等数十所大学以及50多家权威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网罗了互联网几乎所有核心人物和机构共话互联网的今天与未来。纪录片充满想象力和激情的解说词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该片在描述互联网诞生的时代背景时，采用了生动活泼的影视语言，收到了新媒介特有的表述效果。它首先以美苏军备竞赛的紧张气氛为互联网的出场造势。苏联卫星上天对美国人造成的心理冲击以及美国朝野的紧急动员，声像俱全，从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的回忆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影像的力量得到了充分发挥，大国之间的“热战”“冷战”给人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紧迫感，互联网在这种戏剧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人类社会进步的宏伟景观，总是与重大的技术革命相生相伴。蒸汽机之后，互联网变成了一个新时代诞生的标志。《互联网时代》用蒸汽机对农耕时代的革命来类比互联网对工业时代的革命，令人印象深刻。过去的万年岁月，被称作农业时代或农耕文明。动能充沛的蒸汽机把人类带入了工业时代，时至20世纪中期，随着一个全新的技术登上人类活动的舞台，关于信息爆炸，关于信息时代或知识文明的表述不绝于耳，几乎所有人都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喷薄而出，那就是网络时代。英国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卢恰诺·弗洛里迪教授说：“我们确实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阶段，我们从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以黄金为基础的社会，进入了以能源为基础的社会，进入了以信息为基础的社会。”[1]
下面这一组信息，更是令人瞠目结舌：“万维网出场的1991年，接入互联网的全球计算机，只有20万台。32年后的今天，全球70亿人口中，将近30亿成为网络人口。人类因此变得空前富有。一家微博网站一天内发布的信息量就超越了《纽约时报》辛勤工作60年的信息量；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一天上传的影像可以连续播放98年；如今两天积累的信息总和，就相当于人类历史留下的全部记忆。”[2]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过程中，文学因素自始至终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就拿《互联网时代》这部在网上流行的十集系列电视专题片来说，与其说它是一部科普纪录片，还不如说它是一部电视报告文学。当代文学理论描述报告文学的所有特征，这部电视片（尤其是解说词）都有鲜明的体现。遗憾的是，在影视作品中，文学因素几乎完全被观众和批评家们淡忘或忽略了。
在网络崛起之初，文学被淡忘或被忽略不是没有理由的。当各种媒体为网络英雄们树碑立传的时候，在他们为“全新文明”欢欣鼓舞的喧闹声中，文学圈内听到最多的恰恰是与欢欣鼓舞完全相反的声声叹息：“文学就要终结了。文学的末日就要到了。是时候了。不同媒体有各领风骚的时代。文学虽然末日将临，却是永恒的、普世的。它能经受一切历史变革和技术变革。文学是一切时间、一切地点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特征——如今，所有关于 ‘文学’的严肃反思，都要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论断为前提。”[3]例如，为西方文学开创盛世的印刷机“让法国大革命、美国革命这样的民主革命成为可能。今天，互联网在执行着类似的功能。对以前那些革命来说，印刷并传播秘密报纸、宣言、解放性质的文学作品，是至关重要的，正如E-mail、互联网、手机、‘掌上电脑’对我们今后要有的一切革命也是至关重要一样。”[4]这是来自互联网诞生地的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说的。米勒的这些言论，曾经让中国文论与批评界更加确信，网络时代，文学正在经历着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
从理论上讲，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它的“生死”问题一直与著名的“艺术终结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年来，学界从黑格尔、阿多诺、丹尼尔·贝尔、丹托等人的美学著作中开掘出了一整套“艺术终结论”。[5]已去世半个多世纪的克罗齐曾断言黑格尔美学是“艺术死亡的悼词”,[6]1986年丹托出版了《艺术的终结》，书中同名文章之引言称：“艺术死了。它现有的运动绝非生命力的征兆；它们也不是死前痛苦的挣扎；它们是尸体遭受电击时的机械反应。”[7]这一类言论，在文学领域也有许多相近的说法，例如，李敖在《北京法源寺》的创作谈中说：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 1888—1965）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 1821—1880）和詹姆士（Henry James, 1943—1916）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8]
李敖的这番话后面标注的日期是1991年6月12日。其实，此前此后，关于文学终结的说法可谓比比皆是。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希利斯·米勒的《文学死了吗》、陈晓明的《不死的纯文学》、杜书瀛的《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周宪主编的“终结者译丛”以及《文化现代性与美学问题》、“叶匡正的博客”及其相关论争等提供了大量颇有参考价值的学术信息。
金惠敏曾把当下发生的这场伟大变革描述为“媒介的后果”，这一睿智的思路很可能得益于他的美国朋友希利斯·米勒的启发。米勒说得好，不同媒体都有各领风骚的时代。文化史和文学史上，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文学既然末日将临，“永恒”与“普世”又从何谈起？在如同“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刻，创造全新的文明如何可能？在网络引发的这场互为因果的复杂革命中，全力排除诸象的干扰，首先考察媒介的变迁，这也许是我们厘清当下文学生存状况万千头绪之最佳着眼点之一。
科学是20世纪最主要的象征。“今天我们说话都离不开科学用语。科学是我们信仰之所在，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发展之路，攀登之路。在我们崇尚的所有事物中，只有科学可以 ‘显灵’。与此同时，科学也是一种使命，像任何别的东西一样，被官僚化的使命。科学的通力协作使戏剧苍白无力。”[9]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1世纪是一个网络“显灵”的时代，也是一个使文学苍白无力的时代。
就文学艺术生存方式而言，从“原子帝国”到“比特之城”，可以说是网络时代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中最为根本性的变化。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宣称，要了解“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和影响，最好的办法就是思考“比特”和“原子”的差异。众所周知，原子是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中国大百科全书》把“原子”（atom）定义为“构成化学元素的基本单元和化学变化中的最小微粒，即不能用化学变化再分的微粒”[10]。但这并不是说原子就无法再作进一步分析。事实上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组成的，其中原子核的体积仅为整个原子体积的几千亿分之一，也就是说，原子面对核外空间就像人类面对浩渺的苍穹。打个比方，把一个原子核放在一个原子旁边，就像把一个人放在地球的旁边一样。对于原子来说，我们人类所生活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宏观世界”，而对于庞大的宇宙星系而言，我们的世界又可以说只是一个极为渺小的“微观世界”。从文学的角度看，现代科学对现实世界的描述，完全称得上人类最富有想象力的瑰丽诗篇，恰如托马斯·A.巴斯说的，它“使戏剧苍白无力”。
以原子论视角看，世间万物皆由原子组成。原子组成的物质具有体积，因而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挤占空间；原子组成的物质具有重量，因此，当人们需要物体做适当位移时就必须对其施加外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利用原子移动以改造物质空间构造的历史。离开了原子，人类任何文化遗存（即便是所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将失去实物性的凭证，就连我们人类自身，本质上也不过是一堆原子组成的碳水化合物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引以为豪的思想财富，其实可以看成是一个虚拟的原子世界。
我们看到，正是在物质与非物质之间，在原子世界与“虚拟原子世界”之间，一个幽灵诞生了，它以一种调和物质与精神对立的方式，悄然改变着这个古老的世界，这个幽灵就是——比特。正是这个没有体积、没有重量却又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神奇的比特，开辟了一个任人尽情发挥想象力的虚拟世界，人类积累数千年的精神产品，似乎突然插上了腾飞的翅膀，纷纷迁徙到了比特打造的赛博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时时刻刻都会发生惊人的变化。文学艺术这些幻象世界的缪斯们，在原子组成的书面王国里艰辛而无助地跋涉了无数个世纪之后，终于彻底摆脱原子的奴役，她们似乎从此真正拥有了一个适合“诗意栖居”的理想之所——“比特之城”。[11]
在《数字化生存》中，尼葛洛庞帝对比特的解释也许不够学术化，但他那通俗化的表述却充满了专栏作家所特有的智慧。他说：“假如你数数的时候，跳过所有不含1和0的数字，得出的结果会是：1, 10, 11, 100, 101, 110, 111，等等。这些数字在二进制中代表了1, 2, 3, 4, 5, 6, 7等数字。……越来越多的信息，如声音和影像，都被数字化了，被简化为同样的1和0。把一个信号数字化，意味着从这个信号中取样。如果我们把这些样本紧密地排列起来，几乎能让原状完全重现。”尼葛洛庞帝还以音乐光盘和黑白照片为例，对现代视听艺术最基本的形式如何实现数字化生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描述。
从一定意义上讲，计算机不过是我们得以见识比特世界的一个窗口，因为，计算机中所有的数值都是按照比特形式储存的。一个比特精确地记录一个数值。如果把机器中的电路当成一个小开关，那么比特所选择的两种状态可以标识为断开和闭合。把这两种状态用0和1表示是一种简化复杂事物的天才想法，对于计算机系统而言，0和1的重要性是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事实上，正是这种二进制系统的引入，才使计算机的发展出现了最伟大的飞跃。比特如此简单，不过只是些0和1的组合，但它的本领却深不可测，它可以将复杂的文字、声音和影像轻松自如地表达出来……总之，要想说清网络时代的任何一件新生事物，我们最好还是从比特的横空出世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