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陈守忠先生

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李并成

2019年12月，著名学者西北师范大学教授陈守忠先生，在其即将迈入百岁人瑞之际，不幸因病仙逝，令人无任悲痛。

陈守忠先生不仅在宋史、敦煌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领域做出诸多贡献，享誉学界，而且教书育人，诲人不倦，悉心培育了大批青年学子，付出了毕生心血，令我们后辈学人倍加敬仰和怀念。从他的身上可以领悟到、学习到许多做人、做学问的优秀品质和风范。在我与陈先生相识、交往的近40年中，受益多多。这篇小文拟从以下几件事情上，追忆先生的远见卓识、高风亮节。

一

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教育界、科学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校园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作为敦煌学“故里”的甘肃，一批有识之士呼唤着敦煌学的复兴，陈守忠先生即是“先知先觉”者之一。陈先生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经受坎坷，遭到不公正待遇，甚至全家都被发配下放到一处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务农。但是作为一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老革命，先生对于党的信仰始终坚定不移，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信念始终忠贞不渝，当时他即以自己锐敏的学术视野、高度的学术自觉，感到研究敦煌学的重大价值，以及发展振兴敦煌学对于我校历史、文学、艺术等学科，乃至于对于全省、全国的历史文化研究、丝绸之路研究的重大意义。陈先生由此利用各种机会，在全校和省上许多场合宣传复兴敦煌学研究的意义，并且向学校有关方面多次陈述我校开展敦煌学研究和教学的重要性、必要性，为之多方奔走，不遗余力。

1980年，学校任命陈先生筹建我校敦煌学研究所，陈先生积极联系历史、中文、地理、美术、音乐、图书馆等相关单位的领导和老师，为我校敦煌学研究机构的建立及敦煌学的复兴，奔波不已。不久学校即确立了由陈先生领衔，地理系王宗元、中文系胡大浚、美术系马化龙、音乐系齐发源、图书馆朱太岩等几位老师组成的筹备小组从事筹建工作。同时，又从1982年春、秋两届本科毕业生中选留了我与王永曾二人进入所里从事研究工作。当时虽然只有几个人，条件十分简陋，但西北师大敦煌学研究所的架子已搭了起来，研究工作得以开展。1983年3月，甘肃省教育厅正式批准，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立，这是甘肃省高校中最早设立的敦煌学研究所。以后又有历史系本科毕业生刘进宝、美术系本科毕业生文化、兰州大学敦煌学硕士毕业生邵文实等先后进入所里。1997年以后，硕士毕业生刘再聪、李顺庆、马克林、秦丙坤又陆续进入所里。

研究所成立伊始，相当于白手起家，一切都要从头做起。除选留研究人员外，图书资料的置办和购买就成为当务之急。当时陈先生虽已年过花甲，但仍不辞劳苦，亲自出马，除了在兰州及省内一些地方选购外，还远赴上海、北京等地购置。1982年夏天，陈先生和我利用赴上海出席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全国首届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之际，在上海古籍书店、上海书店及有关出版社等单位，多方采购到敦煌学研究急需的有关图书2000余册。同年12月陈先生又利用去北京访学的机会，和我到北京的各地书店采购，又购得图书2000余册。此后又多次利用外出开会、访学等机会，赴西安、成都、杭州等地购置图书，由此建立了所里较为丰富、实用的图书资料库，为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80年代初听说由北京图书馆等复制的敦煌文献缩微胶卷（含英藏、法藏及部分北图藏文献胶片）出版，陈先生闻讯后即刻申请学校购买，这批珍贵资料购得后收藏在我校图书馆，可供本所及全校教师使用。

特别应提及的是，1984年6月，听甘肃省博物馆的同志说，有一位临洮人家中藏有两卷敦煌佛经，拟出售，经省博有关专家鉴定，这两卷佛经均系五代至宋初的敦煌真品，但省博因故不拟收藏。闻知此讯后，陈先生和我立即赶到省博物馆联系，结果如愿购得这两件敦煌文物，由此使我所成为国内外拥有敦煌真迹的研究机构之一。两卷藏经均为《大乘无量寿经》，后来我对这两卷佛经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以“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藏敦煌经卷录”为题，发表在《敦煌研究》1993年第1期（总第34期）上。后因本所保管文物的条件有限，就将这两卷藏经送交我校博物馆保存。

为了尽快提高所里年轻人的业务水平，1983年、1984年陈先生还定期或不定期地亲自开设相关课程，讲授敦煌学知识，同时也传授一些做学问的方法，大家颇为受益。

二

我国的敦煌学研究事业，是在20世纪初十分艰难的境况下起步的。西北师范大学（前身为北京师范大学）是我国也是国际上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和教学的高校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北师大史学系著名学者陈垣教授就对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一批外国“探险家”劫余后运到北京的敦煌残卷进行了整理、注录，与此同时给本校史学系的学生讲授敦煌学知识， 1930年结集出版《敦煌劫余录》一书。抗日战争爆发后我校迁入兰州，身处敦煌学的“故里”，更是将敦煌学列为文、史、艺术等系的重要教学内容。著名学者常书鸿、顾颉刚、黄文弼、闫文儒、冯国瑞等，均曾在我校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校及全国敦煌学研究和教学事业获得长足发展。然而在“文革”浩劫中，学术研究受到摧残。“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敦煌学研究也面临着整合学术力量、促进团结协作、振兴学术研究的迫切任务。学术界呼唤着尽快成立全国性的敦煌学研究学会。为之1982年7月2—3日，由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牵头，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筹备会议”，西北师大作为该学会11个发起单位之一，陈守忠先生代表我校出席了会议。陈先生在会上介绍了我校敦煌学研究的状况，受到有关部门及学者的重视。会上决定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社科院历史所、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我校历史系等单位指定专人成立秘书组，负责成立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

为了进一步联合和调动国内各方面的有关学术力量、推动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由教育部协调组织工作。为此1983年5月18—20日，又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第二次筹备会议，进行具体协商筹划。此次会议因陈先生临时有事，派我赴京出席。我向与会的各位领导及学者，汇报了我校敦煌学研究的近期发展及远期构想，表明了我校积极从事筹办工作的态度，受到了肯定和赞许。会上决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于1983年8月中旬在兰州举行，尽管筹备工作趋紧，但必须在8月31日日本召开的第31届亚洲、北非人文科学大会之前闭幕，以利于我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声誉。会上还决定委托甘肃省的4家发起单位（敦煌文物研究所、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省社科院）组成大会秘书处，分工协作负责成立大会的会务工作。

随后陈先生带领我所全体人员投入紧张的会议筹办工作。除会务上安排的有关工作外，还要为我校老师们参会准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而奔波和协调，以便在如此高规格、庄严的会上展示我校的学术实力。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的工作，我校完成了10篇敦煌学及有关论文的撰写，其中包括美术系洪毅然教授、马化龙教授，历史系陈守忠教授、伍德旭教授、曹怀玉教授，中文系李鼎文教授、胡大浚教授，地理系王宗元教授与我合写的文章等。后来这些文章在大会上宣读交流，产生了良好影响，会后结集由《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发表。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如期于1983年8月15日在兰州隆重开幕。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全国政协副主席、兰州部队政委肖华，中宣部顾问廖井丹，教育部顾问周林，甘肃省领导李子奇、陈光毅等，以及著名学者季羡林、常书鸿、王永兴、唐长孺、段文杰、金维诺、饶宗颐、周绍良等出席会议。陈先生带领全所人员除聆听学术报告或参加会议讨论外，还与兰州大学等单位的有关人员一同投入会议的接待、各项会务安排等工作，以确保大会的顺利进行，由此受到代表们的好评。大会上一致选举季羡林先生为会长，唐长孺、段文杰等为副会长，陈先生当选为常务理事。

为了尽快促进我校敦煌学的发展，陈先生还积极筹划《敦煌学研究》刊物的创办，并且亲自组织稿源，多方联系省内外有关专家学者撰稿，精心设计版面。由于没有正式刊号，暂以《西北师范学院学报》增刊的名义，于1984、1986年连续出版两期，发表论文31篇。后因出版经费困扰，不得不忍痛停刊。

1998年陈先生光荣离休，享受副厅级待遇。虽已离休，然而多年来陈先生一直离休不离岗，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着所里的发展，关心着青年学人的成长，而且身体力行，多次赴省内外各地，或出席学术会议，或野外考察，给后辈学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三

陈守忠先生的治学领域是多方面的，不仅在宋史研究、敦煌学研究上多有贡献，改革开放以后已年届花甲的他，还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屡有建树，且老当益壮，经常外出，实地考察调研陇上古城遗址、古代长城等。对于甘肃、宁夏秦长城的考察来说，他是先行者。早在1981年春、秋两季，他与王宗元教授等，一起徒步考察了临洮、渭源、通渭、陇西四县的秦长城遗迹，取得一批成果。1984年5—6月，陈先生又和我一同再次踏上秦长城考察之路。我们首先考察了定西县的几处古城遗址，并再次考察了通渭、静宁县境内的秦长城遗迹，又越过省界，连续考察了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固原、彭阳等县的秦长城遗存，然后又进入甘肃境内，接连考察了镇原、环县、华池县境内的秦长城遗存。同时对于沿线的一些古城址、古遗址和古代交通道路等亦进行了若干相应考察。

此次实地考察整整历时一个半月，穿越甘肃东部和宁夏南部，获得大量重要发现。通过实地考察，不仅将从临洮起首，经渭源、陇西、通渭、静宁、西吉、固原、彭阳、镇原、环县、华池等甘肃、宁夏两省区境内11个县的秦长城遗址的走向及其遗存状况全线摸清，其全长达850多公里，使学术界对于甘、宁两省区秦长城的分布状况第一次有了明确的认识，得悉其遗迹分布状况，而且发现了不少以前人们完全不知道的新情况，进而搞清了两省区境内秦长城的建造年代、历史演变等问题。例如，为什么秦长城有些地方筑有三重墙垣，挖有三道壕沟？为什么沿线墩台的多少、大小各地不一？我们实地调研发现，墩台的分布随地形不同而异，川塬开阔地带墩台分布较密，以利于重点防守，如西吉的马莲川、彭阳的长城塬等处，而且构筑得较为高大厚实。凡有十字交叉的要道之地，或长城由山梁直下山坡进入河谷开阔地带之山梁上，因其地形险峻，大多筑有三重墙垣、三道壕沟，以重点防御。如陇西县福星乡的雷神庙堡一带、通渭四洛坪城壕梁、第三铺长衬湾、西吉县将台堡镇之堡子梁等处，或为交通要扼，或为居高临下、俯瞰左右数十里之制高点，故有密集高大的烽墩或三重墙垣等构筑。由此也印证了《史记·蒙恬传》“因地形，用制险塞”等记载确属实情。

一路上的艰辛是可想而知的。此次行程逾千公里（其中秦长城延伸850余公里），其中大部分路段需要步行，因为长城遗迹随地势蜿蜒起伏，许多墙段因年代久远或人为破坏，已大段缺失或隐失不明，需要仔细追寻查找，这就不可能乘车而往，只能选择徒步考察；加之沿线地形复杂，翻梁攀峁，跨涧越沟，备尝辛苦，何况陈先生当年已是60多岁的人了。往往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带着地形图、测尺、相机、笔记本等物品及干粮和饮用水出发，有时步行考察到天色较晚，就只好选择在附近农民家中就寝。记得一次入住在西吉县将台堡镇一处农家旅店里，且不论其条件的简陋，就连晚上也难以入睡，跳蚤咬得人十分难受，于是陈先生和我只好起床到院子里看星星。因我学过天文学方面的知识，陈先生对此亦有兴趣，我就指着夜空中的一些星座和恒星、行星给陈先生辨认，以此打发长夜，竟也乐此忘疲。现在回忆起来还别有一番兴味。

“盛世修志”，我们考察期间所经各县均忙于编修地方志。因属“文革”后的第一次修志，如何编纂，设立哪些栏目，容纳哪些内容，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何评价等问题，当时均不很明确，或不便把握。陈先生认为，协助各地编修地方志，是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在考察途中他以其渊博的史学素养，给沿途所经过的定西、通渭、固原、环县等县负责县志编写的同志，讲授地方志编修的有关知识，为他们释疑解惑，答疑纾困，深受他们欢迎。

陈先生对于事业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呕心沥血，追求不已，不惧艰辛，不求名利，锲而不舍，贡献良多。作为一名晚辈和学生，姑以此小文表达对于先生的崇敬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