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一南北大国文课：唐代文学篇
- 张一南
- 7926字
- 2025-06-12 16:45:36
李世民和骂他的人们
初唐的时候，朝廷任用了不少山东士族担任高官，但没有山东士族里的高门。这说明，朝廷是很有诚意想跟山东士族合作的，但是山东士族不愿意跟朝廷合作。朝廷请不动这些高门，只好凑合着用比较次的山东士族。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纳谏的传说。传说魏徵（580—643年）特别直言敢谏，每次都很不客气地批评李世民，李世民就虚心接受。实际情况肯定没有这么脸谱化，但李世民打心眼儿里怕魏徵是真的（当然，是钟会怕嵇康的那种怕，丈夫怕老婆的那种怕，不是担心魏徵会杀了他的那种怕）。
李世民为什么这么怕魏徵呢？因为魏徵是山东士族出身。他虽然不是从秦汉传下来的最牛的“山东五姓”，但他家祖上出了一个魏收，是帮助北齐皇帝学会衣冠制度的重要人物。在山东五姓肯定不来的前提下，能来个魏收家的孩子，已经是求之不得的宝贝了。
李世民肯听魏徵的，还不仅是“虚心接受意见”，主要是相信北齐名门的治国经验。中国的大人给孩子讲故事的时候，不会提这个，只会说，魏徵家里很穷。名门世家不一定很有钱的，而且都会努力地说自己没钱。
故事里都说，魏徵批评李世民，李世民永远都是虚心接受。这样的人物设定，是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种心理原型。在说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样的故事当“虚心接受意见”来讲，一旦对历史的真相感兴趣，这样的故事就会像种子一样地发芽。
贞观年间（627—649年）的诗是继承陈隋的，尤其是关陇贵族，特别爱宫体诗，这个可能跟庾信的影响有关。后来的人不知道初唐是继承陈隋的，就不太理解，李世民这么一个大英雄，怎么会写这么艳丽的宫体诗。其实，李世民是一个典型的宫体诗人，他继承的还是“六朝才子至尊多”的传统，跟萧纲、陈叔宝、杨广他们一样，都是以太子和帝王的身份做宫体诗的领袖，不光是做东道主，本人直接就是一流的作家。这说明，写宫体诗跟亡国没有必然联系。李世民也写宫体诗，人家就建国了。陈叔宝和杨广亡国了，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不是宫体诗的问题。
帝王就是要写宫体诗的。这也说明，从文学史来说，贞观年间还是属于陈隋这个时代的，当时的人对这个现象不会不理解，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是后人不理解。
说起来，李世民的诗到底怎么样呢？李世民的诗是很典型的宫体诗。他讲究声律对仗，色彩华艳，讲究体物，没有人会说李世民的诗不是宫体诗。李世民写诗不少，也有一定水平，可以算是一个诗人。
李世民有一组《帝京篇》，用宫体诗的形式描写并歌颂长安。东汉和西晋建立的时候，都有过歌颂都城的赋。李世民酷爱模仿汉朝以来的帝王，所以他也要歌颂都城。这一次，他不是用赋，而是用诗了，说明诗在抢赋的地盘。从动机上讲，李世民写的都城诗，跟东汉西晋的都城赋，意思是一样的。
还有一个不同是，这一次他不是找人写，而是自己写了。这一方面说明，他会写，比东汉和西晋的皇帝都强，贵族出身给了他良好的文学教育。另一方面或许也说明，他找不到人写。这时候会写的人，不管是山东的还是江南的，都不肯来帮他写。
不要以为古时候人人都会吟诗作赋。古时候会吟诗作赋的人，一代人里也不过是寥寥几个。这些人能不能为帝王所用，说明了这个王朝的控制力。李世民身边有教他治国的人，但还没有帮他润色鸿业的人，说明建国之初，还不能对帝王的控制力期待太高。
李世民典型的宫体诗，主要还是咏物诗，这个是永明以来的传统。他赋桃、赋李、赋帘，这都是典型的宫体诗的题目。不能说写得多好，但是明显是宫体诗的写法。他女色诗也不少，也写得像梁陈宫体诗人一样露骨。李世民这样写女色，是后人不能理解的。其实他就是直接继承隋朝的传统，也就是庾信带给北周的南朝宫体诗的传统。
李世民有的句子写得挺好，特别是他写山水的，像“拂潮云布色，穿浪日舒光”“霞处流萦锦，风前漾卷罗”这样的句子，都很有意思，说明他对自然有特殊的兴趣，这是贵族的特点。但是从句法上看，还是比较刻板，比较笨，显得太老实了，像初学者写的。这也是宫体诗的毛病。李世民可以写一般的宫体诗，但写不了最高级的宫体诗。写一般的宫体诗是可以在贵族生活中学会的，但写最高级的宫体诗所需要的那一点机智，李世民还是欠着一点。
当时就传说，魏徵给李世民进谏，就包括劝他别写宫体诗。但是这回李世民没听他的。因为留下来的文学作品证明，李世民还一直在写宫体诗。李世民说，别的事我都可以听你的，就是不写宫体诗这事不能答应你；口头上可以答应你，回去以后还是不能照你的办。由此可见，庾信对关陇贵族的影响多么深远，关陇贵族出身的李世民，有多么热爱宫体诗。
魏徵劝李世民别写宫体诗了，也是因为他是山东士族的孩子，这个群体是最反感宫体诗的。
魏徵是不爱写宫体诗的。他有一首《述怀》，可以算是古体诗。从题目上看，他是学阮籍的；但是从体式上看，诗的篇幅略长，讲究对仗，又有点往太康文学这边靠；诗的题目也被记录为《出关》，诗的内容是写自己从军打仗的经历，这样的内容，在建安文学[1]以后的北方，一直写得比较少，反而是南朝的宫体诗里写得比较多；诗里很多句子都是律句，甚至还讲一点粘对，说明魏徵也不是不知道格律的。一般讲唐代的古体诗，都从这首诗讲起，但实际上，这首诗也不是汉魏诗的活化石，而是六朝诗的大杂烩。魏徵只是不愿意学南朝的文风，至于南渡以前的文风是啥，他自己也没有做过严谨的文学史研究。话说回来，魏徵也不是一个诗人，他跟北朝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写诗都是过得去就行。
李世民是只许魏徵一个北方人骂他吗？当然不是，南方人也可以骂他的，比如虞世南（558—638年）。
虞世南是李世民很信任的大臣，他也给李世民提过很多尖锐的意见，李世民也是很虚心地听。虞世南的“虞”，也是一个江东士族的著名姓氏。《三国演义》里的虞翻，就是他们的祖先。虞氏在六朝的时候，也一直留在江东士族的圈子里。虞世南辈分比较高，他年轻的时候，是南朝的贵公子，跟庾信并称的徐陵就是他写诗的老师。
虞世南是写宫体诗的，可以说是南朝宫体诗的嫡系传人。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在李世民面前直言敢谏。一个人一辈子是否有很多批评皇帝的业绩，不在于他写的是宫体诗还是古体诗，而在于他从事的工作是不是批评皇帝。李世民除了向魏徵这样的山东旧族学习治国，也是要像虞世南这样的江南旧族学习治国的。
咏蝉
垂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
虞世南写诗就比魏徵讲究了许多。他的《咏蝉》写“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很有风骨，广为流传。从体式上来看，这也是一首宫体诗，是讲格律的咏物诗。宫体诗一开始就是讲格律的咏物诗，但大多是就事论事，没有借题发挥。但是，宫体诗并不是反对借题发挥，只是齐梁的很多宫体诗人没有借题发挥的本事。所以，能借题发挥的宫体诗也是宫体诗，而且是好的宫体诗。
如果我们闭上眼睛装瞎，假装看不懂《咏蝉》的借题发挥，那么这首诗至少也是一首以蝉为描写对象的、很精致的宫体诗。
《咏蝉》的前两句写：“垂
饮清露，流响出疏桐。”这是写蝉的形象。蝉可以待在很多地方，不一定都是这么清高的。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听见蝉在杨树叶子中间叫，吵得可烦人了。虞世南专门挑了蝉这么一个清高的形象来写，说明虞世南自己心底是清的。清是一种审美，虞世南觉得这样的蝉是美的，而不是虞世南在下笔之前先打定主意，我这首诗要表现我的清高。
“垂
”是个典故，最早出现在《礼记》里。虞世南这里只是借这个字面，不用原来的意思，这是用典的一种方法。把蝉的须子，比喻成贵族帽子上垂下来的带子，这里透露出来的审美，还是宫体诗的审美。
后两句“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从字面来看，也不失为对蝉的一个很好的观察，可以算是“曲尽物情”。诗能写人情，当然是最好的，但如果能写出物的情，也算是好诗了。至于这里能透露出虞世南的人格力量，是因为虞世南有人格力量，倒未必是虞世南写这首诗的时候故意要借物喻人。所谓“兴寄”，是你先有一个强大的自我，这时候用你的眼睛看出去，看什么都能看出你的风格来。而不是在下笔之前先想：我写这个，要有什么寓意呢？
李世民不仅在朝堂上挨这些比他大的男人骂，回家还要挨比他小的女人骂。在他晚年的后宫，还有一个徐惠（627—650年），就是徐贤妃。
徐贤妃的年纪比李世民的女儿还要小，跟武则天差不多，是贞观年间出生的，是大唐的第二代人了。李世民晚年召了一批名门闺秀入宫，武则天也是这时候被召进来的。
徐惠的父亲，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没有记载，就有可能不是五品以上的官。李世民是听说徐惠能写诗，才召她进来的。不过，不要据此认为，徐惠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徐惠从小就是神童，一般来说，是神童，就意味着家里的教育水平比较高。更何况，徐惠还是个女孩子，在中古时代，能让女孩子学会写诗的可不是一般的家庭。徐惠是湖州人，是南方人，而且姓徐。陈朝的地盘上，姓徐的、能让女孩子从小写诗的人家，有几家呢？我估计，徐惠跟徐陵的亲戚关系应该不远。这种“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的思维虽然屡遭嘲笑，但我认为，在中古时代是有效的。他们的亲戚关系不需要很近，只要旁支家里出了一个聪明的孩子，这个孩子要想从家族中的显赫人物那里得到一点直接或者间接的教导，是不太难的，难度远远小于一个真正普通人家的孩子得到相应的教导。一个人姓什么，在那个时代，不是没有意义的。
李世民召徐惠入宫，可以对标晋武帝司马炎召左芬入宫。左芬入宫的时候，她父亲也没做到五品官，当然，在左芬成为贵嫔之后，给她父亲封个太守，也是捎带手的事。但是，拿司马炎那时候来说，二千石的女儿，也就是五品的地方官和武官的女儿，入宫都只是“良人”，是低级嫔妃。而左芬这个六品京官的女儿，反而可以凌驾于她们之上，很快被封为贵嫔，成为高级嫔妃。这说明，六品京官的能吟诗作赋的女儿，实际地位高于地方官和武官序列的五品官的普通女儿。皇帝提拔嫔妃，其实跟提拔外朝官员是一样的，都是一种政治表态，与个人感情无关。徐惠这样的才女，即使她父亲没有做到五品官，她的地位仍然是高于武则天这样的人的。
文士在哪朝哪代都是稀罕的，文士的实际地位其实很高，不能简单以官品论的。何况李世民建国不久，身边的文士并不多，他内心对文士是很敬畏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徐惠的父亲没有做到五品官，不一定是他本人能力不行，说不定是跟他们家在陈朝地位崇高有关。也许是李世民不敢用他，也许是他不愿意为李世民所用。但是，李世民会征召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也真的会入宫。封建社会皇帝和文士的关系，就是这么复杂、这么拧巴。
李世民召徐惠入宫，表现了对文化的仰慕，对南朝士族的仰慕，对南朝先进诗学文化的仰慕。他自己也喜欢写庾信带来的宫体诗，或许，他在想，我已经富有四海了，干吗不征召一个活的徐庾体的传人来陪伴我呢？所以，一旦听说了徐惠的存在，他就兴冲冲地召她入宫了。徐陵的学生虞世南有没有在其中牵线搭桥，咱们也不好乱猜。除了政治表态以外，或许李世民也是真的希望跟徐惠讨论一下他心爱的宫体诗。
徐惠一进宫就被封为五品才人，很快升到二品的充容，可惜年纪轻轻就夭折了，死后追封为一品的贤妃，跟长孙皇后一样入了后妃传。李世民在长孙皇后之后再也没立过皇后，徐惠是太宗朝除了长孙皇后以外地位最高的妃嫔，几乎就是皇后的待遇了。可见李世民对她是非常看重的。
中国古代的男性对才女有特别的喜好，如果能有幸成为一个才女，是会受到男性的特殊关注的。李世民这么看重徐惠，除了出于一个男人对才女的看重以外，应该也包含着一个关陇贵族对南朝先进文化的仰慕。历史上也有徐惠对李世民进谏的传说，这也象征了士族凭借文化优势对皇权的制约。
进太宗
长门怨
徐贤妃流传下来的诗，体现出一个高冷的形象。从诗里可以看到，她对皇帝的权威和恩宠，都不怎么看重。比如她写“千金始一笑，一召讵能来”（《进太宗》），在皇帝面前真是端足了架子。身为妃子，皇帝召见你，你当然得来了，她居然说你让我来我就来？古往今来，怕是没有第二个人这么说话。徐贤妃可真不是那种一块蛋糕就能哄走的小女孩，全天下的蛋糕都哄不走她。
皇帝让你做妃子，按说是一种恩宠，但是徐惠好像并不开心。她说：“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长门怨》）借写班婕妤的事，意思是，我现在做了你的妃子，成了个唱歌跳舞的人了，我之前读的那些书，都不被看重了。其实皇帝召她入宫，就是出于对诗书的仰慕，但是读书人永远会觉得别人对诗书不够重视。李世民为了能跟徐惠讨论学问，已经是一路为她大开绿灯了。真要论她父亲的官职和她伺候男人的本事，她是很难入宫为妃的，遑论做到副后。只不过后宫的主流工作确实是伺候皇帝，徐惠跻身其间，难免有尴尬之处。这也没有办法，在古代社会，李世民实在没有办法给徐惠提供别的职位。
话说回来，即使李世民能让徐惠在外朝做个拾遗，跟魏徵、虞世南一起议论天子的是非，徐惠就不会尴尬了吗？徐惠身为妃子的尴尬，不过是夸张地体现了初唐士人身为臣子的尴尬。外朝的士人，此时也隐隐地体会着徐惠在后宫的尴尬。
徐惠写班婕妤，说明她很有身份的自觉，知道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为大唐扮演班婕妤。她说她要效法汉代的士族才女班婕妤，宁可像团扇一样失宠，也要遵循礼法，不跟皇帝同车。才女不跟皇帝同车，不能理解为才女脑筋腐朽，为礼教克制自己的情欲。才女对皇帝这个糟老头子能有什么情欲呢？不跟皇帝同车的意思是，要维护儒家礼教的尊严，不能皇帝说怎样就怎样。才女所信仰的儒家礼教，比皇帝更值得尊重。这是一个士族出身的才女嫔妃的身份。
徐贤妃这两首流传很广的名作，其实折射出了士族在皇权面前的心态。因为在朝中做官的男性读书人看了很有共鸣，这两首诗便流传开来。当时那些做官的男人，也跟徐惠一样，不是什么都听皇上的，在皇上手下当差总是有点不情不愿的。在一些人看来，你吃着皇上的俸禄，还不跪下巴结皇上，这就是矫情。但是李世民不觉得士族矫情，愿意听士族骂他，这就是李世民跟卑微的小人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懂得贵族社会规则的李世民可以开创贞观之治，骂李世民的士人可以得到李世民的青睐，而嫌士人矫情的人，尽管可以单方面宣布自己为李世民的粉丝，却无法进入李世民的视野。
徐惠这两首诗也是宫体诗，用的是发明声律以后的新体，虽然不完全跟后来的律诗声律一样，但是基本符合格律，介乎古体和律体之间，我们可以叫它“齐梁格诗”。这个时候写齐梁格诗还不是复古，因为这时候近体诗的格律还没定下来，这就是当时的时新体裁。它的内容也是写女性，虽然不能像男性写宫体诗那样描绘女性的身体容貌，但是她写自己的生活，天然就是写女性的。作为一个从小受到宫体诗训练的诗人，徐惠用的语汇还是宫体诗的。
贞观朝的士人里，除了热热闹闹地在朝堂上骂李世民的，还有懒得骂李世民、远远躲开的。李世民的宰相里没有山东高门，就是这个道理。名士王绩（约589—644年）就是远离朝堂的一个典型。
王绩比魏徵小九岁，比李世民大十岁，在隋朝就是一位成熟的学者了，也做了官。唐朝也承认他在前朝的地位，继续让他做官。但是他到四十一岁就去隐居了。他的隐居是真的隐居，有钱有庄园，财务自由，后半辈子就不给朝廷干活了。王绩跟李唐政权是比较疏离的。
王绩出身于太原王氏。东晋南朝的门阀在唐代都衰落了，唐代最牛的是山东士族里的山东五姓。太原王氏是唯一既是东晋门阀，又是山东五姓的家族。太原王氏跟琅琊王氏不是一个家族，但是血缘比较近，他们的子弟客气起来经常就互相说是兄弟的。太原王氏在东晋南朝地位不是最高的，也没什么诗，但是到了唐朝地位很高，而且出了很多了不起的诗人，像王勃、王翰、王维，都是太原王氏这个品牌的。王绩就是王勃的叔祖父。
山东士族对唐王朝持观望态度，对南朝宫体诗也持观望态度。他们不喜欢那种艳丽的措辞，但是暗暗地收下了新体诗的格律。后来发展出七律以后，山东士族就迫不及待地去玩七律七绝了。中唐韩愈引领的复古运动起来的时候，也是山东士族最积极。在没有这些的时候，山东士族其实也是写格律诗的，只不过色彩看起来黯淡一些，甚至有时候让人意识不到他写的是格律诗。除此以外，个别山东士族也会学习阮籍那种典型的古体诗。王绩就是这样，既有学阮籍的古体诗，也有色调稍微黯淡一点的五律。
野望
王绩最有名的《野望》，是一首五律。这个题目取得有点像小学生作文的题目，这是刚刚脱胎于齐梁赋题的痕迹。这算是一首田园诗，上承陶渊明；却是用新体写的，所以下启王维。“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这个画面很有秋天黄昏的感觉，不再做宫体诗那种具体的描绘了，是大写意，有点唐人的雄浑了。“猎马带禽归”，这个细节也很生动。跟盛唐以后的诗比，这首诗还是有点板滞，但已经是在努力地写现实，努力地生动了。
山水田园诗兴起于陶渊明和谢灵运，他们都是在南方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所以经典的山水田园诗，写的都是南方的风景。从庾信跑到北周开始，诗里才有了典型的北方风景。王绩这首诗，写的就是北方的风景。北方的风景成为山水诗的经典意象，唐代的山东士族诗人功不可没。
王绩有五言古体诗，不多，是模拟阮籍他们的真正的古体诗，这是唐代最早的古体诗了。之前的诗歌史的主流是在走向近体，很少有人继承阮籍的传统。到了唐代以后，大家开始试着跳出近体诗的传统，学阮籍了。王绩是最早的。
王绩模拟五古只是偶尔为之，就像我们老一代学者写旧体诗一样，一辈子写不了几首，但是他偶尔一写就不错，因为他这个人是大学者，见识高。比如他的《石竹咏》，是拟魏晋的，借石竹来写他的生命感叹。
他先是写石竹会随着季节凋零，生命不能永恒，这是魏晋常见的生命感叹。但是，王绩又深想了一步，你这个留不住的生命，其实本来也不属于你啊。我没出生的时候，我又在哪里呢？是什么样的力量让我从无到有呢？既然生命不属于我，那么失去了又有什么可惜的呢？这种诗之所以好，不在于他技巧好，而在于他想得深。
王绩既会写近体又会写古体，他在写近体的时候，也会借鉴古体的优点，把近体写得像古体一样。比如他的《赠程处士》，写得很潇洒：
“百年长扰扰，万事悉悠悠。”一上来就从一种道家的、俯瞰人间的视角落笔。“日光随意落，河水任情流。”这个句法很好，很潇洒。虽然是对仗句，但是一点看不出齐梁宫体的那种板滞，一看就是一个对什么都无所谓的高人写的。“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对儒家的偶像不屑一顾，只有通达的学者，庄子的信徒，才有这样的潇洒。最后他的处世态度是“不如高枕上，时取醉消愁”，就这么潇洒地随便写，自然有他的魅力。不是好在技巧，而是好在风骨，他这种风骨是学不来的。就好像嵇康，他往那儿一站就是个诗人，不需要什么技巧。王绩的诗，是一种学者之诗。
李世民，和骂他的魏徵、虞世南，还有不理他的王绩，是初唐的第一代诗人。唐朝建立的时候，李世民二十岁，王绩三十岁，魏徵三十九岁，虞世南已经六十一岁高龄了。他们都是在唐朝以前学的写诗，入唐的时候，诗歌已经基本定型了。他们在唐朝还生活了很久，但是他们的诗就是唐朝以前的诗。说贞观的诗是继承前代的，这个继承是真的自然继承，因为根本就没换人。这个时代的主流，还是跟之前一样，是写宫体诗的，只是山东士族有点暗暗看不起宫体诗，在尝试写一些古体诗了。
注释：
[1]建安文学：这里指从汉末曹操掌握政权到曹魏中期曹叡去世之间的文学，主要以建安七子和三曹为代表，是中古文学的发端，建安诗歌形式上有较多散句，语体较为古朴，内容上高扬士人的情志。可参阅《张一南北大国文课：六朝文学篇》相关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