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龙朔到四杰：一代人的缺席与诗学的重新崛起

接下来我们说唐朝的第二代诗人。

第二代诗人？没有第二代诗人。

唐代拿得出手的诗人，基本上王绩之后就是王勃了。但是王绩和王勃之间隔了一辈，王绩是王勃的叔祖，不是他的父辈。而且这个隔辈，还不是古代一般的隔辈。王绩比王勃足足大了一甲子，在王勃出生前六年就去世了。这两位诗人之间没有见过面，不可能存在直接的诗学传授。极端一点说，在唐代这样一个诗学的黄金时代，最初的日子里竟然出现了一个长达一甲子的断层。

设想一下，一位跨越了改朝换代的老诗人去世之后，再出来能把诗写得像他一样好的年轻人，要整整比他小六十岁，这么大的一个断层，如果放在今天，以我们今人的承受力，肯定要哀叹，诗歌就此绝种了。但是唐诗恰恰就在这道巨大的断层之后走向了辉煌，辉煌到这条伤疤已经被人遗忘了。

当然，中间的一甲子也并非寸草不生，即使是沙漠，也是要长骆驼刺的。在初唐四杰之前的文坛，被称为“龙朔文场”。“龙朔文场”向来是被批判的，但总归还是公认存在的。

龙朔文场的代表作家是谁呢？接下来我又要给你讲个鬼故事：龙朔文场的代表作家，我们今天是找不到的。

现在一般的说法是，龙朔文场的代表作家是上官仪（约608—664年）。上官仪几乎是龙朔文场唯一公认的代表作家了。很多人觉得上官仪太孤单，还会带上许敬宗。但许敬宗比李世民还大六岁，在唐朝建立以前就做官了，是魏徵的同事。许敬宗被视为龙朔诗人，主要是仗着活得长，他活了八十一岁，他死的时候王勃已经很活跃了。把许敬宗算成龙朔诗人，客观上是可以的，但要把他算成第二代诗人，实在是不妥。

把上官仪算作第二代诗人，也非常勉强。上官仪比李世民只小十岁。唐朝建立的时候，他十一岁，可以说诗学还没有定型，但应该也已经懂事开蒙了。上官仪很早慧，二十岁的时候，就已经中了进士。二十六岁的时候，他已经参与到宫廷唱和中来了。也就是说，李世民在位的时候，上官仪也是一位宫廷诗人了。上官仪的诗，虽然可以说大部分是在唐朝学的，但也只是在唐朝建立的不到十年内学的，在唐朝建立十五年的时候，已经颇有文学地位了。上官仪被认为是龙朔诗人，也是因为活得相对长。被武则天处死的时候，他五十七岁，两年后，王勃就中了进士。看起来，上官仪与王勃之间，基本上形成了完美的文学交接。在王勃登上文学舞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上官仪是毫无疑问的文坛首席，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创作水平。

说来说去，“龙朔文场”到底是什么时间呢？龙朔（661—663年）是唐高宗的年号之一。众所周知，武则天很喜欢改年号，所以唐高宗用过很多年号。“龙朔”这个年号，实际上一共使用过三年。当然，按文学史的习惯，一个年号命名的文学现象，完全可以往前往后延伸好几个年号。但是，龙朔这个年号被改成“麟德”的那年，正好是上官仪死的那年，所以这个时代也不好往后延了。

那“龙朔”能不能往前延呢？也不好延。“龙朔文场”这个说法，出自杨炯。高宗的第一个年号是“永徽”（650—655年），给大家印象很深。杨炯说“龙朔”不说“永徽”，显然是说，永徽还是好的。而永徽和龙朔之间，只有“显庆”（656—661年）一个年号，所以，“龙朔文场”顶多是指“显庆”加上“龙朔”两个年号。一共是八年。

“龙朔文场”即使是从显庆元年（656年）开始的，这时候上官仪也已经四十八岁了。他实际上是李世民的文臣，是李世民留给李治的老人儿。上官仪在龙朔文场的地位肯定是很高，学他的人肯定很多。但他这时候毕竟已经老了。他学诗也是在唐朝刚建国的时候，如果他的诗跟第一代诗人有什么不同，那只是他的个人风格，不好说是龙朔这个时代的风格。这种文学生命长的诗人都有这个问题，就好像白居易在晚唐的地位很高，学他的人也多，但是他还是得算中唐诗人，不能算晚唐诗人。

事实上，上官仪和龙朔文场的联系，是宋以后的人帮他建立起来的，主要是看他是唯一在活动时间上能够覆盖“龙朔文场”的诗人。可是唐朝人，尤其是初盛唐的人，从来没有说上官仪属于龙朔文场。“四杰”中的杨炯批判龙朔文场批判得很严厉，也没有提过上官仪。按说，上官仪跟武则天是死敌，正是被批判的时候，但凡杨炯认为上官仪跟他说的“龙朔文场”沾边，这时候拉这个罪臣来为“龙朔文场”背锅，不是很顺手的事吗？看起来，杨炯根本没觉得上官仪跟“龙朔文场”是一回事。

退一万步说，就算上官仪是“龙朔文场”的领袖，那么“龙朔文场”作为一个“文场”，也应该有一群人，有上官仪的追随者，这些人是谁呢？

我再也找不出符合条件的人了。

我相信，在龙朔时代，是有一批人追随上官仪的。他们是唐王朝的第二代人，出生在唐代，在唐代学诗，他们是“龙朔文场”的真正成员。只不过今天看不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都没能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

也就是说，大唐的第二代人，没出一个像样的诗人。

李唐王朝的第二代人遭遇了什么，让他们湮灭在了历史长河中呢？

好像他们也没遇到什么事。他们成长在贞观年间，虽然没有盛唐那么富裕，但没遇到过任何动乱。他们可以见到第一代诗人，亲耳聆听他们的教导。最后，他们的成就反而远远赶不上在战乱中学会写诗的第一代人。

战乱没有造成断层，战乱之后的太平日子反而产生了诗学的断层，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跟唐朝第二代人接受的诗学教育有关，他们被来自三个政权的长辈支使糊涂了，特别是受到了山东士族的误导。

我们今天看到的初唐文学理论的经典，《隋书·文学传论》是说北朝文学特别是山东文学好的，说南朝文学也好，但其实还是说南朝文学不好。说南朝文学“清绮”，“河朔”也就是山东文学“贞刚”。南朝文学的代表，举的是江淹、沈约、任昉；北朝文学的大佬，举的是温子升、邢邵、魏收。说起来，北朝这一挂跟南朝这一挂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我就想，《隋书》的主编魏徵跟魏收沾亲带故的，吹捧主编的祖宗也是人之常情。也就是说，《隋书》的编纂掌握在山东士族手里，他们有话语权，当然要抬举自己人。至于北周那边的人，在他们这里完全被抹去了，对北周有巨大影响的庾信，也被他们贬为了不好的南朝诗人。看似公允的评价下，山东士族的创作被大大抬高了。

其实，邢邵、魏收他们一辈子都很努力地学习南朝的宫体诗，就是学得不像罢了。在接受新诗体方面，山东士族是最落后的。所以他们在唐代发达了的后辈就说：我们那是落后吗？我们那是不屑于学你们，你们的诗软绵绵的不好，我们的诗硬邦邦的，带劲！

我现在也觉得，诗还是硬邦邦的更带劲一点。问题是，邢邵、魏收他们并没有追求硬邦邦，如果他们看了《隋书》的说法，大概是不会认同的。这个“贞刚”，固然是个好特点，但不是魏收们写出来的，而是魏徵们吹出来的。

这样，魏徵们给下一代讲祖辈的诗的时候，就会强调“贞刚”；给他们选读本的时候，也会尽量选硬一点的诗，不要跟在南朝后面的软绵绵的诗。可以想见，这样的诗没什么意思，年轻人读起来很艰苦。这时候，如果这些年轻人偶然看见一点南朝的诗，反而会惊艳：“这是什么好东西！”甚至有一些家里书多的孩子，会翻出来：“原来我们的祖辈也写过南朝人那样的诗！”反而让他们对南朝的诗有了神秘感，有了向往。

等他们长大后，他们并不会按照父辈的期望去写硬邦邦的诗，而是会变本加厉地学习南朝的诗风，甚至专门学过分的地方，专门学父辈不让他们学的东西。这些人实际上没有亲眼见过南朝那些诗人，老师又不教，他们学南朝的诗全靠自己理解，缺什么补什么，所以最后他们写出来的诗，可能比南朝的诗还浮华、还淫靡、还琐碎。最要命的是琐碎。最后，他们的诗也就传不下来了。而那些还想坚持“贞刚”的好孩子，又会误以为只有灰暗单调、佶屈聱牙才是“贞刚”。以为只有那种一点诗味都没有的诗才是好诗。这样不管是哪一派，写出来的诗都会非常过分，离诗非常远。

这些人活着的时候，或许也会以为自己在文学上有很多创新。但是在四杰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去读他们的诗了。

在这个时代，唯一能把诗写得像诗的，还是上官仪。这位五十来岁的老人，仍然坚守着隋唐之际诗歌的一些可贵的东西，孤独地挺立在龙朔诗坛上。整个龙朔诗风或许都在学他，但他本身并没有陷入龙朔诗风。

作为一位典型的宫体诗人，上官仪的主要题材是宫廷和女色。在体裁上，上官仪写的主要是五律。他的五律基本上就跟今天的五律一样了，最多是有点偷春格[1]什么的，稍微变动一下。在技巧上，他展现的东西都非常富丽，非常唯美，很会取景，句法非常熟练。像“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这样的句子，非常精巧，构思非常复杂，意象也很美。像“风光翻露文，雪华上空碧”都是惊艳的句子。

上官仪是太宗后期和高宗前期的笔杆子。当时唐高宗要废后，就是找上官仪拟的诏，结果事情没弄成，上官仪成了替罪羊，让武则天杀了，他的家眷没入后宫，包括他的孙女上官婉儿。上官仪是皇帝最倚重的文臣，典型的宫廷诗人。他的诗当时叫“上官体”，代表了宫体诗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程度。

唐朝的第二代人，处在中古诗史上空前绝后的低潮。所谓“八代之衰”，也许不是说八代一直衰着，而是说经历了八代之后，到这个时候，衰到了极点。也就是说，比起六朝，龙朔文坛没有复兴，而是进一步地衰落了。后人吹捧韩愈，说这个衰落到他那里才振兴。韩愈确实伟大，但实际上，这个八代之衰，到唐朝的第三代人，也就是四杰手中，就开始振兴了。

第二代人没有见过南朝的诗人，四杰更没见过，他们连第一代诗人都没见过。按照今天一些人的想法，诗学传到这时候就完了。但是，诗学，乃至整个中华文化，并不是靠口传心授的。我们有文字，有书籍。前不见古人，我们可以读古人留下的书；后不见来者，我们可以写书等着来者看。就在中古诗学最绝望的时候，四杰重新振兴了中华诗学，我想，他们靠的是读书，广泛地阅读此前的一切诗学文献。

第三代的人能看到的书，第二代人都能看到，他们同时还能接受第一代人的教导，为什么第二代人反而不如第三代人呢？我认为，问题恰恰出在第一代人的教导上。他们为唐前丰富的诗学遗产，人为地划定了壁垒。

魏徵们的诗论，表面上看似乎很公道，说南朝和北朝各有各的好。实际上，是人为地把中华诗学划分为了南方的和北方的。南方和北方的诗学明明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他们偏不肯承认，非要把北方诗学的落后说成个性，从而把南方和北方的诗学说成是不同的东西。这就人为地制造了在历史上不存在的壁垒，给后来人白白增加迷惑。而不能划进这个体系的东西，比如鲍照学习从北方来的汉乐府，他们就不谈了。这就又造成了时代上的壁垒。

龙朔文人写得不行，就是因为没有冲破上一代人制造的壁垒，把眼光局限在了很小的一个范围内。而到了四杰这一代，魏徵们的影响力不那么大了，四杰他们不信这个邪了，南方的诗也要学，而且要全须全尾地学，古代的诗也要学，所以就成功了。

论起对六朝文学的熟悉度和亲切感，唐朝的第二代人是没法跟四杰这帮小孩子比的。有一个著名的事件，王勃被贬，就是因为皇子们之间斗鸡玩，他替太子李贤写了一篇《檄斗鸡文》，向英王李显挑战。唐高宗李治看了这篇《檄斗鸡文》，理解为他在挑拨皇子们之间的关系，就把他给贬了。一般人对这件事的认知是，这王勃就是恃才傲物，没事胡说八道这个干吗。

其实，这个《檄斗鸡文》并不是王勃的发明，不是他看着皇子们玩，灵光一现想出来的歪主意。在他之前有人这么玩过，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中古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曹植。曹植写过《斗鸡诗》，他周围的建安文人也有不少人写过，应该是一起玩的时候互相唱和。王勃写《檄斗鸡文》，应该是用了这个典故。

王勃这个典故，用得很巧妙。斗鸡本来不是什么正经事，一群预备皇帝像没出息的市井少年一样斗鸡，本来不是什么拿得上台面说的事。但是王勃就给李贤他们找了个理由，说曹植他们就斗过鸡。这里的巧妙之处在于，曹植这个身份特别合适。曹植肯定是李贤的榜样，一方面够得着做皇帝，一方面又文采风流，是文士的领袖。说曹植也斗过鸡，把斗鸡抬成贵族文人的风雅活动，李贤斗鸡就获得了合法性。不仅是为了合法，更是把李贤抬成了曹植。斗个鸡都要找典故，看起来有点迂腐，但这恰恰是王勃这种人的不迂腐之处。

从这里可以看出，王勃对六朝的典故是非常熟悉的。但李治对六朝不熟悉。他可能不熟悉这个典故，而且即使给他讲了这个典故，也无法说服他。因为在李治的脑子里，曹植不是至高无上的文学偶像，而是一个只会玩玩文艺、没当上皇帝的倒霉亲王，好像还跟皇帝哥哥闹得很不愉快。一个人一旦对曹植形成了这样的大印象，即使中年时获得“曹植写过斗鸡诗”的小知识，也不会发生什么根本的改变。不管王勃怎么申辩，李治只会觉得，把我的皇子比作曹植，这也太“丧”了。

而且，处罚王勃的决定，也不是李治一个人做出的，应该看作是李治身边的文学重臣集体做出的。李治一个皇帝文化水平不高也就罢了，他身边那么多高级文臣，也没有一个拦着他的。说明他们也不强烈反对李治的看法，李治的看法基本上可以代表这帮人的看法。这帮人的年纪在上官仪和王勃之间，应该就是所谓“龙朔文场”的核心成员，也就是失踪了的李唐第二代人，并且已经代表了李唐第二代人的最高文化水平。

可以看出，这帮人对六朝的认识水平是很低的，完全没有办法和年轻的王勃相比。尽管他们内心深处非常渴望六朝，但魏徵们对六朝的严厉批判横亘在他们的少年时代，阻止了他们真正地进入六朝的世界，像六朝人一样思考。所以，这帮人写不出好诗，这个“锅”真不能让六朝背。

而王勃已经可以像一个真正的六朝人一样思考了。他和上一代人之间的差异，不是知识的差异，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异。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王勃这一代人，比上一代人强了多少。

六朝悠久深厚的诗学积淀，在一代人的失落之后，又在王勃们的身上复活了。中华文化总是能展示给我们这样伟大的神迹，总是在近乎绝望的失落之后突然强势回归，变得比之前还要辉煌，真的就像凤凰涅槃一样。所以，不管在怎样绝望的境地里，我们永远可以期待中华文化的复兴。

所谓的“初唐四杰”，并不是唐朝一建立就出来的四杰，而是唐朝到第三代人才出来的四杰。四杰的出现，是唐诗全面辉煌之前先探出来的一枝迎春花，预示着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时代要到来了。在连年的分裂、战乱之后，在建国之初的贫瘠、隔阂之后，突然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出现了。人们在多年以后追溯唐诗的辉煌是如何发生的时候，就会回想起最早的初唐四杰。

当然，迎春花毕竟只是迎春花，在他们周围仍然是寒冷的残冬。初唐四杰开放了，所有人都看见了迎春花夺目的灿烂，但能够决定他们命运的，仍然是在初唐的文学壁垒下沉沦的一代人，仍然是把曹植看成倒霉亲王的一代人。迎春花那么美好，会激起一部分人的保护欲，人们已经认出了这是好东西，想要让迎春花从此绽放。因此，四杰在年轻的时候，都得到过一些人的赏识，过过一段可以施展才华的好日子。四杰驰骋文坛的日子，是诗国盛世的预演。

然而，这份上百年不曾绽放的美丽，也足以引起更多人的戒心、恐慌。他们看见，自己少年时代被公然批判的一些东西，如今竟然以少年的形态，公然行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也有一种本能，要将这种妖异消灭。所以，四杰后来都遭遇了一些重大的挫折，他们的后半生都过得不好，都没有成为唐王朝的重要官员。他们曾被期待成为虞世南、上官仪，但至少从履历上看，他们都没能获得那样显赫的地位。

好在，文学史从来不是靠官位写成的。诗学复兴的势头，终究像初盛唐的国运一样，怎么挡都挡不住。四杰没有成功登上高级文臣的地位，却让大家重新看到了真正的好东西，所以最后大家认的还是他们的文学，而非他们那个时代的高级文臣的文学。

注释：

[1]偷春格：五律的一种变体，即首联对仗，颔联不对仗，形如提前透露春色。旧说偷春格是一种齐梁体，实际上，偷春格流行于初唐后期和盛唐，很可能是一种复古的尝试，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不对仗的颔联，更好地表达情志，并形成一种接近古体诗的艺术效果。同时，首联的对仗，则有利于在开头推出形象，更好地发挥近体诗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