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新批评”到解构批评

毋庸置疑，“新批评”乃是统治了美国文论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重要批评流派。它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繁盛于30—50年代，直至60年代逐渐式微之际影响尚存。虽然与后来的种种“理论”相比，“新批评”的理论性实在是不值一提，但就当时美国文论的生态来看，“新批评”的确以一种理论的风气，为美国文学批评注入了勃勃生机，改变了实证式批评与印象式批评的落后方法——前者太“客观”，以至于忽视了文学作品本身，而后者又太主观，使批评脱离了文学作品本身。因此，以“新批评”切入，考察从“新批评”到解构批评这一路下来的学理演变，是件颇为有益而又有趣的工作。

“新批评”持一种本体论的文学观，主张将文学研究限定在对作品本身的分析上，而刻意回避作品产生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作者的生平与创作经历、不同读者的阅读情况，以及围绕着作品的种种语境。在批评实践中，“新批评”派的批评家们将文学作品视为有机整体，通过“细读”，对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把玩作品中的意象、隐喻、象征，乃至反讽、悖论、含混等颇具张力的因素，从而发掘出作品的内在丰富性和张力下的整一之美。这种本体论的文学观当然有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的美学渊源；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论也可以从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到德国批评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史雷格尔兄弟（August Schlegel,1767—1845;Friedrich Schlegel,1772—1829），再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 BC）一路溯源上去，但本书对此无意赘述。笔者所要关注的是接下来的事情。

盛极一时的“新批评”，也无法避免衰落的命运。正如杨冬在《文学理论：从柏拉图到德里达》中对此所作的总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各种新思潮、新方法从欧洲大量涌入，美国文学批评的总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随着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现象学批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盛行，不仅彻底打破了新批评派的一统天下，而且美国当代文学批评也日趋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新批评派逐渐走向衰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2]

在“新批评”所受到的众多挑战中，暂且不论其他，让我们单来看一看加拿大批评家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1957年，弗莱出版了《批评的剖析》（Anatomy of Criticism）。此著视野广阔、雄心勃勃，意欲建立一个庞大的文学理论体系，将文学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其中。《批评的剖析》所建构的体系虽包罗万象，但其关注的焦点仍在文学本身，而非文学外部的因素。从这一点来看，弗莱与“新批评”派其实有着相通的理论基调。例如，弗莱也反对“感受谬见”和“意图谬见”——虽然他并未使用维姆萨特（William K.Wimsatt,1907—1975）与比尔兹利（Monroe C.Beardsley,1915—1985）的这两个术语。[3]而弗莱与“新批评”派的分歧在于，他所着眼的乃整个西方文学传统，他是将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的；“新批评”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所分析的某一部或一篇作品上。可以说，弗莱对“新批评”派最大的不满之处就在于，“新批评”式的“细读法”局限于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修辞分析。在《批评的剖析》“论文之三”中，弗莱用“观画”对文学研究作了一个形象的类比：

在观赏一幅画时，我们可以站得近一些，对其笔触和调色的细节进行一番分析。这大致相当于文学中新批评派的修辞分析。如退后一点距离，我们就可更清楚见到整个构图，这时我们是在端详画中表现的内容了；这一距离最适宜于观赏荷兰现实主义之类的绘画，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在解读一幅画。再往后退一点，我们就能更加意识到画面的布局。如我们站在很远处观赏一幅像圣母玛利亚这样的画，那么能见到的仅是圣母的原型，一大片蓝色对比鲜明地环绕着那个引人瞩目的中心。在文学批评中，我们也得经常与一首诗保持一点距离，以便能见到它的原型结构。[4]

弗莱以此来说明，在研究文学之时，与作品的距离不同，视野也就不同，所能见到的范围便会有所差异。近距离观察的好处是能看得清细节，就如“新批评”细致入微的文本分析那样，能够使作品中的意象、修辞等细微手法，于字里行间纤毫毕现。但太近的距离毕竟会限制住研究者的视野，乃至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看不到其他的作品，看不到文学传统，当然也就看不到种种“原型结构”。若是能够避免过分地纠结在一部或一篇作品的细节上，往后一点站，将视野拉远，便会洞悉作品之间微妙的联系，进而体察到某种暗自起着支配作用的文学结构。

其实在这一点上，弗莱的观念和方法与后来的结构主义诗学，是一致的。至少我们可以说，弗莱的《批评的剖析》是一部预先体现着结构主义思维方式的文论著作。说到结构主义，我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法国。

结构主义缘起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1916年，他生前的讲稿被整理出版，题为《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这本听上去名字一点也不“高级”的法文书，在数十年里并未引起多大的重视。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结构主义的“火种”经由罗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在俄国和美国辗转了一圈，又传回了欧陆，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大放异彩，成了被人文领域各学科广泛借用的万能理论。[5]此后，结构主义又以“时髦”理论的面貌，从法国传向美国。

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召开了一次题为“批评的语言与人的科学”（The Languages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的国际会议。这次盛大的学术活动，专门研讨结构主义。会上结构主义大腕云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茨维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1939—2017）等学者悉数到场。主办者的本意是要将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引入美国的文学批评，或更广泛点说，引入美国的人文研究领域。然而，在会上雅克·德里达以一篇《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Structure,Sign,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将解构思潮带入了尚初识结构主义的美国学界。此文矛头直指结构主义人类学巨擘列维—斯特劳斯。德里达在文章中抓住了结构主义的要害，即，必不可缺而又并不存在的中心。“结构，或毋宁说结构之结构性”，总是要求有一个中心、一个“固定的源点”，以维持结构的稳固；“中心乃是整体的中心，可是，既然中心不隶属于整体，整体就应在别处有它的中心。中心因此也就并非中心了。中心化了的结构这种概念——尽管它再现了连贯性本身，再现了作为哲学或科学的认识之前提——却是以矛盾的方式自圆其说的。”[6]在德里达的拆解之下，中心失效，结构坍塌，看似万能的结构主义思维，到头来并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倒成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这样一来，还没等到美国学界吃透结构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构主义却流水落花、大势已去，将舞台让给了解构/后结构主义。

随着德里达解构思想的美国之旅，解构批评在耶鲁大学扎根发芽开枝散叶，成了美国文学批评界一支势不可当的新生力量。德里达解构哲学与“耶鲁学派”解构批评的学理关系，是下一节所要论述的核心问题。此处笔者要简单考察一下“耶鲁学派”与“新批评”的异同。

“新批评”对文本条分缕析的“细读”法，与解构批评有着相通的学术气质。由于“新批评”主宰美国大学课堂和文学批评界多年，美国的批评家们大都接受过良好的“细读”训练，这也是解构之所以能在美国文学批评领域迅速生根的重要原因。

对文本中修辞手段的高度重视，也是“新批评”与解构批评的契合之处。不论“新批评”派批评家还是“耶鲁学派”的解构批评家，都将修辞分析视作文学批评的一项基本任务。不过，虽然皆看重修辞，二者的修辞观毕竟还是有着本质差异，本书在第三章中将会详述。

对文学本体的强调，也是“新批评”派和“耶鲁学派”的共通之处。学界一度认为“新批评”保守，解构批评激进，因而寄希望于“耶鲁学派”，盼其改变批评现状，突破“语言的牢笼”。殊不知，将二者视为“保守”与“激进”的二元对立项，本就是种顽固僵化的观念，若用解构的术语来说，就是没能跳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并且从学理上来看，虽然解构批评并未忽视现实、社会、政治，但它绝不是以脱离文本的方式来关涉现实的。况且，“新批评”派的理论方法与批评实践，也未必就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保守。米勒认为，“新批评”派的批评家们“把注意力放在意义如何由语言产生之上，比起单纯地讨论主题意义的提取，已远非一般的理论进步，它具有深远的意义。如果忘记这一点而把新批评描述为一种反动的形式主义，那就是一种歪曲。这一进步把新批评始创者们的许多保守的想法颠覆了。新批评的政治影响不能仅仅归结到它的始创者们的政治主张。不管始创者们的意向如何，新批评注意‘细读’本身就具有颠覆性”。[7]米勒之所以说“细读”法具有颠覆性，是因为制定出一套可以独立、反复使用的阅读法则，避免了一味从作品的主题内容上去寻找意义和价值，同时也动摇了雅俗的界线，这其实正是对传统、经典和所谓普遍人文价值的一种反思。

当然，二者重视文本分析的共通之处，使得学界反过来又诟病“耶鲁学派”，将其视作旧“新批评”的新形式，虽然技术手段更为复杂，却没能超越形式主义的藩篱，最多只是将形式主义推演成了虚无主义。在笔者看来，一方面，“新批评”既非形式主义，“耶鲁学派”也非虚无主义。另一方面，“耶鲁学派”绝不仅仅是分析文本的手段更为复杂，解构批评家们的文学观与批评方法，是十分激进而又富于洞见的，充满了胆识与智慧，也为文学批评带来前所未有的启迪。关于解构批评的左、右之争，笔者还将在末章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