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方法的“民国”

“中国作为方法”不是学术研究大功告成之际的自得的总结，甚至也还不是理所当然的研究的开始，更准确地说，它可能还是学术思想调整的准备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中国”问题在哪里，“中国”视角是什么，“中国”的方法有哪些，都亟待中国自己的学人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开展新的探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我觉得，与其追随“他者”的眼界，取法笼统的“中国”，还不如真正返回历史的现场加以勘察，进入“民国”的视野。“作为方法的中国”是来自他者的启示，它提醒我们寻找学术主体性的必要，“作为方法的民国”，则是我们重拾自我体验的开始，是我们自我认识、自我表达的真正的需要。

海外中国学研究，在进入“作为方法的中国”之后，无疑产生了不少启发性的成果，即便如此，其结论也有别于自“民国”历史走来的中国人，只有我们自己的“民国”感受能够校正他者的异见，完成自我的表述。包括竹内好与沟口雄三这样的智慧之论也是如此。对此，沟口雄三自己就有过真诚的反思，他说包括竹内好在内他们对中国的观察都充满了憧憬式的误读，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礼赞等。[13]因为研究“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完全来自中国思想内部”，而且“对思想的研究不是纯粹的观念史的研究，而是考虑整个中国社会历史”，沟口雄三的中国研究曾经为中国学者所认同，[14]例如他借助中国思想传统的内部资源解释孙中山开始的现代革命，的确就令人耳目一新，跳出了西方现代性东移的固有解说：

“实际上大同思想不仅影响了孙文，而且还构成了中国共和思想的核心。”

“就民权来看，中国的这种大同式近代的特征也体现在民权所主张的与其说是个人权利，不如说国民、人民的全体权利这一点上。”

“大同式的近代不是通过‘个’而是通过‘共’把民生和民权联结在一起，构成一个同心圆，所以从一开始便是中国独特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近代。”[15]

虽然这道出了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事实，但却只是一部分事实，很明显，“民国”的共和与宪政理想本身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思想系统，而且还可以说是一个动态的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共同参与、共同推进的系统。例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出于对民初政治的失望，《甲寅》的知识分子群体就展开了“国权”与“民权”的讨论辨析，并且关注“民权”也从“公权”转向“私权”，至《新青年》更是大张个人自由、个人情感与欲望，这才有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有了郁达夫的切身感受：“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16]不仅是五四新文学思潮，后来的自由主义者也一直以“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与左、右两种政治主张相抗衡，虽然这些“个人”与“自由”的内涵严格说来与西方文化有所区别，但也不是“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性质”能够涵盖的，它们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限制，但依然一路坎坷向前，并在20世纪80年代的海峡两岸各有成效，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建设所不能忽略的一种重要元素，不回到民国重新梳理、重新谈论，我们历史的独特性如何能够呈现呢？

治中国社会历史研究多年的秦晖曾经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当前中国学术一方面在反对西方的所谓“文化殖民”，另外一方面却又常常陷入外来的“问题”圈套之中，形成有趣的“问题殖民”现象。[17]我理解，这里的“问题殖民”就是脱离开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环境，将他者研讨中国提出来的问题（包括某些赞赏中国“特殊价值”的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从而在竭力挣脱西方话语的过程中再一次落入他者思维的窠臼。如何才能打破这种反反复复、层层叠叠的他者的圈套呢？我以为唯一的出路便是敢于抛开一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解释框架，面对我们自己的历史处境，感受我们自己的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而言，就是要在“民国”的社会历史框架中酝酿和提炼我们的学术感觉，这当然不是说从此故步自封，拒绝外来的思想和方法，而是说所有的思想和方法都必须在民国历史的事实中接受检验，只有最丰富地对应于民国历史事实的理论和方法才足以成为我们研究的路径，才能最后为我所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并没有异域学者所总结完成的“中国方法”，而只有在民国“作为方法”取得成效之后的具体的认知，也就是说，是“作为方法的民国”真正保证了“作为方法的中国”。下述几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影响较大且争论较大的理论框架，莫不如此。

例如，在描述中国历史从封建帝国转入现代国家的时候，人们常常使用“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中国现代文学也因此被视作“现代民族国家文学”，不断放大“民族国家”主题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在抗战文学中，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民族国家成为了一个集中表达的核心的、甚至唯一的主题。”[18]甚至称：“‘五四’以来被称之为‘现代文学’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民族国家文学。”[19]这显然都不符合中国现代文学在“民国”的历史事实，不必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恰恰质疑了无条件的“国家认同”，民国时期文学前十年“国家主题”并不占主导地位，出现了所谓“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现象。[20]第二个十年间的“民族主义”观念也一再受到左翼文学阵营的抨击，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也不像过去文学史所描绘的那么主题单一，相反，多主题的出现，文学在丰富中走向成熟才是基本的事实。不充分重视“民国”的丰富意义就会用外来概念直接“认定”历史的性质，从而形成对我们自身历史的误读。

文学的“民国”含义丰富，不适合于被称作“想象的共同体”。近年来，美国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国家的概括——“想象的共同体”广获运用，借助于这一思路，我们描绘出了这样一个国家认同的图景：中国知识分子从晚清开始，利用报纸、杂志、小说等媒体空间展开政治的文化的批判，通过这一空间，中国人展开了对“民族国家”的建构，使国民获得了最初的民族国家认同。诚然，这道出了“帝国”式微，“民国”塑形过程之中，民众与国家观念形成的某些状况，但却既不是中华民族历史演变的真相，[21]也不是现实意义的民国的主要的实情，当然更不是“文学民国”的重要事实。现实意义的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依然处于残留的“帝国”意识与新生的“民国”意识的矛盾斗争之中，专制集权与民主自由此消彼长，党国观念与公民社会相互博弈，也就是说，“国家与民族”经常成为统治者巩固自身权力的重要的意识形态选择，与知识分子所要展开的公众想象既相关又矛盾。在现实世界上，我们的国家民族观念常常来自政治强权的强势推行，这也造成了知识分子国家民族认同的诸多矛盾与尴尬，他们不时陷落于个人理想与政治强权的对立之中，既不能接受强权的思想干预，又无法完全另立门户，总之，“想象”并不足以独立自主，“共同体”的形成步履艰难，“文学的民国”对此表述生动。这里既有胡适“只指望快快亡国”的情绪性决绝，[22]有鲁迅对于民族国家自我压迫的理性认识：“用笔和舌，将沦为异族的奴隶之苦告诉大家，自然是不错的，但要十分小心，不可使大家得着这样的结论：‘那么，到底还不如我们似的做自己人的奴隶好。’”[23]也有闻一多辗转反侧，难以抉择的苦痛：“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我会见的是噩梦，那里是你？/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24]

总之，进入文学的民国，概念的迷信就土崩瓦解了。

也有学者试图对外来概念进行改造式的使用，这显然有别于那种不加选择的盲目，不过，作为“民国”实际的深入的检验工作也并没有完成，例如近年来同样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流行的“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理论。在西欧历史的近现代发展中，先后出现了贵族文艺沙龙、咖啡馆、俱乐部一类公共聚落，然后推延至整个社会，最终形成了不隶属于国家官僚机构的民间的新型公共社区，这对理解西方近代社会历史与精神生产环境都是重要的视角。不过，真正“公共空间”的形成必须有赖于比较坚实的市民社会的基础，尚未形成真正的市民社会的民国，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的公共空间。[25]可能正是考虑到了民国历史的特殊性，李欧梵先生试图对这一概念加以改造，他以“批判空间”替换之，试图说明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也正在形成自己的“公共性”的舆论环境，他以《申报·自由谈》为例，说明：“这个半公开的园地更属开创的新空间，它至少为社会提供了一块可以用滑稽的形式发表言论的地方。”鲁迅为《自由谈》栏目所撰文稿也成为李欧梵先生考辨的对象，并有精彩的分析，然而，论者突然话锋一转：“因为当年的上海文坛上个人恩怨太多，而鲁迅花在这方面的笔墨也太重，骂人有时也太过刻薄。问题是：骂完国民党文人之后，是否能在其压制下争取到多一点言论的空间？就《伪自由书》中的文章而言，我觉得鲁迅在这方面反而没有太大的贡献。如果从负面的角度而论，这些杂文显得有些‘小气’。我从文中所见到的鲁迅形象是一个心眼狭窄的老文人，他拿了一把剪刀，在报纸上找寻 ‘作论’的材料，然后‘以小窥大’，把拼凑以后的材料作为他立论的根据。事实上他并不珍惜——也不注意——报纸本身的社会文化功用和价值，而且对于言论自由这个问题，他认为根本不存在。”“《伪自由书》中没有仔细论到自由的问题，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本妥协政策虽诸多非议，但又和新闻报道的失实连在一起。也许，他觉得真实也是道德上的真理，但是他从报屁股看到的真实，是否能够足以负荷道德真理的真相？”[26]其实，鲁迅对“自由”的一些理论和他是否参与了现代中国“批判空间”的言论自由的开拓完全是两码事。实际的情况是，在民国时代的专制统治下，任何自由空间的开拓都不可能完全是“舆论”本身的功效，舆论的背后，是民国政治的高压力量，鲁迅的敏感，鲁迅的多疑，鲁迅杂文的曲笔和隐晦，乃至与现实人事的种种纠缠，莫不与对这高压环境的见缝插针般的戳击有关。当生存的不自由已经转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谓“报屁股看到的真实”），成为各色人等的“无意识”，点滴行为的反抗可能比长篇大论的自由讨论更具有“自由”的意味。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基本现实，这就是民国舆论环境与文学空间所具有的历史特征。对比晚清和北洋军阀时代，李欧梵先生认为，1930年代虽然“在物质上较晚清民初发达，都市中的中产阶级读者可能也更多，咖啡馆、戏院等公共场所也都具备”，但公共空间的言论自由却反而更小了。原因何在呢？他认为在于像鲁迅这样的左翼“把语言不作为‘中介’性的媒体而作为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和工具，逐渐导致政治上的偏激文化（radicalization），而偏激之后也只有革命一途”。[27]这里涉及对左翼文化的反思，自有其准确深刻之处，但是，就像现代中国社会的诸多“公共”从来都不是完全的民间力量所打造一样，言论空间的存废也与政府的强力介入直接关联，左翼文化的锋芒所指首先是专制政府，而对政府专制的攻击，本身不也是一种扩大言论自由的有效方式吗？

作为方法的民国，意味着持续不断地返回中国历史的过程，意味着对我们自身问题和思维方式的永远的反省和批判，只有这样，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