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民国”如何成为“方法”

“民国作为方法”既然是在自觉寻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己的方法”的意义上提出来的，那么，它究竟如何才能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方法”呢？或者说，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具体有哪些着力点与可能开拓之处呢？我认为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开展。

首先，为“中国”的学术研究设立具体的“时间轴”。也就是说，所谓学术研究的“中国问题”不应该是笼统的，它必须置放在具体的时间维度中加以追问，是“民国”时期的中国问题还是“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国问题？当然，我们曾经试图以“现代化”“现代性”这样的概念来统一描述，但事实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相当多的差异性，特别是作为精神现象的文学，在生产方式、传播接受方式及作家的生存环境、写作环境、文学制度等方面都更适合分段讨论。新时期文学曾经被类比为五四新文学，这虽然一度唤起了人们的“新启蒙”的热情，但是新时期究竟不是“五四”，新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是“五四”一代的陈独秀、胡适与周氏兄弟，到后来，人们质疑1980年代，质疑“新启蒙”，连带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质疑，问题是经过一系列风起云涌的体制变革和社会演变，“五四”怎么能够为新时期背书？就像民国不可能与人民共和国相提并论一样；也有将“文化大革命”追溯到“五四”的，这同样是完全混淆了两个根本不同的历史文化情境。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尚需要在已有的“新文学一体化”格局中（包括影响巨大的“20世纪中国文学”）重新区隔，让所谓的“现代”和“当代”各自归位，回到自己的历史情境中去，这不是要否认它们的历史联系，而是要重新厘清究竟什么才是它们真正的历史联系。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就必须首先回到民国历史，将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国时期的精神现象。晚清尽头是民国，民国尽头是人民共和国，各自的历史场景讲述着不同的文学故事。

其次，“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空间场景”。“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与之相关联的架构。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28]民国及其复杂的空间分布恰恰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提供了基础。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习惯将中国的问题置放在种种巨大的背景之上，诸如“文艺复兴”“启蒙与救亡”“中外文化冲撞与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走向世界文学”“全球化”“现代民族国家进程”等，这固然确有其事，但来自同样背景的冲击，却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了并不相同的效果，甚至有些区域性的文学现象未必就与这些宏大主题相关。诗人何其芳在四川万县的偏远山区成长，直到1930年代“还不知道五四运动，还不知道新文化，新文学，连白话文也还被视为异端”。[29]这对我们文学史上的五四叙述无疑是一大挑战：中国的现代文化进程是不是同一个知识系统的不断演绎？另外一个例证也可谓典型：我们一般把白话新文学的产生归结到外来文化深深的冲击，归结到一批留美留日学生的新式教育与人生体验，所以“走异路，逃异地”的鲁迅于1918年完成了《狂人日记》，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但跳出这样的中/西大叙事，我们却可以发现，远在内部腹地的成都作家李劼人早在尚未跨出国门的1915年就完成了多篇新式白话小说，这里的文化资源又是什么？

中国的学术问题并不产生自抽象笼统的大中国，它本身就来自各个具体的生活场景，具体的生存地域。有学者对民国文学研究不无疑虑，因为民国不同于“一体化”的人民共和国，各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各个不同的区域差异比较明显，更不要说如抗战时期的巨大的政权分割（国统区、解放区及沦陷区）了，这样一个“破碎的国家”能否方便于我们的研究呢？在我看来，破碎正是民国的特点，是这一历史时期生存其间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知识分子）的体验空间，只要我们不预设一些先验的结论，那么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生存环境的文学叙述加以考察，恰恰可以丰富我们的历史认识。一个生存共同体，它的魅力并不是它对外来冲击的传播速度，而是内部范式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地方性知识”。民国时期的“山河破碎”，正好为各种地方性知识的生长创造了条件，如果能够充分尊重和发掘这些地方性知识视野中的精神活动与文学创作，那么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也将再添不少新的话题、新的意趣。

“破碎”的民国给我们的进一步的启发可能还在于：区域的破碎同时也表现为个人体验的分离与精神趣味的多样化。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曾经出现了所谓的“民国热”，在我看来，这种以时尚为诱导、以大众消费为旨归，充满夸张和想象的“热”需要我们深加警惕，绝不能与严肃的历史探询相混淆。其中唯一值得肯定的便是某种不满于颓靡现状，试图在过去发掘精神资源的愿望。今天的人们也或多或少地感佩于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多样性，如鲁迅、陈独秀、胡适一代新文化创造者般的不完全受缚于某种体制的压力或公众的流俗的精神风貌。[30]的确，中国现代作家精神风貌的多姿多彩与文学作品意义的多样化迄今堪称典范，还包括新/旧、雅/俗文学的多元并存。对应于这样的文学形态，我们也需要调整我们固有的思维模式，未来，如果可能完成一部新的文学发展史的话，其内容、关注点和叙述方式都可能与当今的文学史大为不同。

最后，“作为方法的民国”的研究并不同于过去一般的历史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有着自己独立的历史观与文学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乏从历史背景入手的学术传统，包括传统文学批评中所谓的“知人论世”，包括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也包括新时期以后的文化视角的文学研究。应该说，这三种批评都是有前提的，也就是说，都有比较明确、清晰的对历史性质的认定，而文学现象在某种意义上都必须经过这一历史认识的筛选。“知人论世”往往转化为某种形式的道德批评，伦理道德观是它筛选历史现象的工具；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运用，有时难免以论带史的弊端；文化视角的文学研究曾经为我们的研究打开了许多扇门与窗，但是这样的文化研究常常是用文学现象来证明“文化”的特点，有时候是“牺牲”了文学的独特性来迁就文化的整体属性，有时候是忽略了作家的主观复杂性来迁就社会文化的历史客观性——总之，在这个时候，作为历史现象的文学本身往往并不是我们呈现的对象，我们的工作不过是借助文学说明其他“文化”理念，如通过不同地域的文学创作证明中国区域文化的特点，从现代作家的宗教情趣中展示各大宗教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利用文学作品的政治倾向挖掘现代政治文化在文学中的深刻印记等。

“作为方法的民国”就是要尊重民国历史现象自身的完整性、丰富性、复杂性，提倡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态度。既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充斥着一系列的预设性判断，从最早的“中国新文学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五四新文学运动实施了对旧文学摧枯拉朽般的打击”“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历史的进步方向相一致”，到新时期以后“中国现代文学是走向世界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是现代性的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灵魂，审美风格的核心是悲凉”等。在特定的时代，这些判断都实现过它们的学术价值，但是，对历史细节的进一步追问却让我们的研究不能再停留于此，比如回到民国语境，我们就会发现，所谓“封建”一说根本就存在“名实不符”的巨大尴尬，文学批评界对“封建”的界定与历史学界的“封建”含义大相径庭，“反封建”在不同阶段的真实意义可能各各不同；已经习用多年的“进步作家”“进步文学”究竟指的是什么，越来越不清楚，在包括抗战这样的时期，左右作家是否泾渭分明？所谓“右翼文学”包括接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的写作是不是一切都以左翼为敌，它有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理想？国民党专制文化是否铁板一块，其内部（例如对文学的控制与管理）有无矛盾与裂痕？共产党的革命文学是否就是为反对国民党和“旧社会”而存在，它和国民党的文学观念有无某些联通之处？被新文学“横扫”之后的旧派文学是不是一蹶不振，渐趋消歇？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它们在民国时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演化出更为丰富的形态，这是不是都告诉我们，我们先前设定的文学格局与文学道路都充满了太多的主观性，不回到民国历史的语境，心平气和地重新观察，文学中国（文学民国）的实际状况依然混沌。

这就是我们主张文学研究“历史化”，反对观念“预设”的意义。当然，反对“预设”理念并不等于我们自己不需要任何理论视角，而是强调新的研究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尊重民国社会历史本身的实际情形，研究必须以充分的历史材料为基础，而不应当让后来的历史判断（特别是极左年代的民国批判概念）先入为主，同时，时刻保持一种自我反思、自我警醒的姿态。回到民国，我们的研究将继续在历史中关注文学，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议题都应当再次提出，但是与既往的研究相比，新的研究不是对过去的拾遗补阙，不是如先前那样将文学当作种种社会文化现象的例证，相反，是为了呈现文学与文化的复杂纠葛，不再执着于概念转而注重细节的挖掘与展示。例如“经济”不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而是具体的经济政策、经济模式与影响文学文化活动的经济行为，如出版业的运作、经济结算方式；“政治”也不仅仅是整体的政治氛围概括，而是民国时期具体的政治形态与政治行为，宪政、政党组织形式，官方的社会控制政策等；在文学一方面，也不是抽取其中的例证附着于相应的文化现象，而是新的创作细节、文本细节的全新发现。回到文学民国的现场，不仅是重新理解了民国的文化现象，也是深入把握了文学的细节，这是一种“双向互犁”的研究，而非比附性的论证说明。例如茅盾创作《子夜》，就绝非一个简单的“中国道路”的文学说明，它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危机、社会思想冲突与茅盾个人的复杂情怀的综合结果。解析《子夜》决不能单凭小说中的理性表述与茅盾后来的自我说明，也不能套用新民主主义论的现成历史判断，而必须回到“民国历史情境”。在这里，国家的基本经济状况究竟如何，世界经济危机与民国政府的应对措施，各种经济形态（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买办经济等）的真实运行情况是什么，社会阶层的生存状况与关系究竟怎样，中国现实与知识界思想讨论的关系是什么，文学家茅盾与思想界、政治界的交往，茅盾的深层心理有哪些，他的创作经历了怎样的复杂过程，接受了什么外来信息和干预，而这些干预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茅盾，茅盾是否完全接受这些干预，或者说在哪一个层次上接受了、又在哪一个层次上抵制了转化了，作家的意识与无意识在文本中构成怎样的关系等，这样的“矛盾综合体”才是《子夜》，“回到民国历史”才能完整呈现《子夜》的复杂意义。

民国作为方法，当然不会拒绝外来的其他文学理论与批评视角，但是，正如前文所说，这些新的理论与批评不能理所当然就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中，它必须能够与文学中国——民国时期的文学状况相适应，并不断接受研究者的质疑和调整。例如，就我们阐述的历史与文学互通、互证的方法而言，似乎与欧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颇多相近，因此不妨从中有所借鉴，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欧美的“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如阶级研究、亚文化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大众传媒研究等——都来自与中国不同的环境，自然不能简单移用。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可能就是一种态度的启示：打破了文学与各种社会文化之间的间隔，在社会文化关系版图中把握文学的意义，文学的审美个性与其中的“文化意义”交相辉映。

作为方法的民国，昭示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自主”的新可能，它不是漂亮的口号，而是迫切的学术愿望；不是招摇的旗帜，而是治学的态度；不是排斥性的宣示，而是自我反思的真诚邀请，一句话，还期待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其中，以自己尊重历史的精神。

原载《文学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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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Kuang-ming Wu 和 Chun-chieh Huang （吴光明、黄俊杰）《关于〈方法としての中国〉的英文书评》（《清华学报》1990年新20卷第2期），沟口雄三、汪晖《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读书》1994年第4期），孙歌《作为方法的日本》（《读书》1995年第3期），李长莉《沟口雄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葛兆光《重评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吴震《十六世纪中国儒学思想的近代意涵——以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沟口雄三的相关讨论为中心》（《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4年第1卷第2期）等。

[2] 刊发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4年第56期。2005年6月，陈光兴参加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全球化与东亚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的视角”暑期高级研讨班，将论文《“亚洲”作为方法》提交会议，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

[3] [日]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1—12页。

[4]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页。

[5]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30—131页。

[6]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6页。

[7] 参看张昆将《关于东亚的思考方法：以竹内好、沟口雄三、子安宣邦为中心》，《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04年第1卷第2期。

[8] 葛兆光：《重评九十年代日本中国学的新观念——读沟口雄三〈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二十一世纪》2002年12月号。

[9]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1页。

[10] 汪晖、张曦：《在历史中思考——汪晖教授访谈》，《学术月刊》2005年第7期。

[11] 郑润良：《“反现代的现代性”：新左派文学史观萌发的语境及其问题》，《福建论坛》2010年第4期。

[12] 董健、丁帆、王彬彬：《我们应该怎样重写当代文学史》，《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13]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页。

[14] [日]沟口雄三、汪晖：《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读书》1994年第4期。

[15] [日]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孙军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16、18页。

[16]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7]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0/0626/01/875791_35273755.shtml.

[18] 旷新年：《民族国家想象与中国现代文学》，《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19] 刘禾：《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生死场〉的启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民族国家理论的检讨，已有学者提出过重要的论述，如张中良《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国家”问题》，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版。

[20] 李道新在剖析民国电影文化时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亦即从电影传入中国至1927年之间，中国电影传播主要诉诸道德与风化，基本无关民族与国家。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与落后保守的价值导向及混乱无序的官方介入结合在一起，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几乎处在一种特殊的无政府状态，并导致中国电影从一开始就陷入目标/效果的错位与传者/受众的分裂之境。”（李道新：《民族国家意识的延宕与缺席：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中国电影的传播制度及其空间拓展》，《上海大学学报》 2011年第3期）这样的观察其实同样可以启发我们的文学研究。

[21] 关于中华民族及统一国家的形成如何超越“想象”，进入“实践”等情形，近来已有多位学者加以论证，如杨义、邵宁宁《描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访谈录》（《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郝庆军《反思两个热门话题：“公共领域”与“想象的共同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吴晓东《“想象的共同体”理论与中国理论创新问题》（《学术月刊》2007年第2期）等。

[22] 胡适《你莫忘记》有云：“你莫忘记：/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都可以。”

[23]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半夏小集》，《鲁迅全集》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7页。

[24] 闻一多：《发现》，《闻一多全集》第一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25] 对此，哈贝马斯具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不能把“公共领域”这个概念与欧洲中世纪市民社会的特殊性隔离开，也不能随意将其运用到其他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中。（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序言，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中国学者关于“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运用的反思可以参见张鸿声《中国的“公共领域”及其它——兼论现代城市文学研究的本土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26]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见《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9—20页。

[27] 李欧梵：《“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见《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1页。

[28] [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73页。

[29] 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30] 丁帆先生另有“民国文学风范”一说可以参考，他说：“我所指的‘民国文学风范’就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特指五四前后包括俗文学在内的‘人的文学’内涵。”见丁帆《“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