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延安时期的移民运动与“穷人乐”叙事

周维东

内容提要：“穷人乐”叙事是延安文学中“翻身”主题中的一种叙事范型，主要表现边区人民“翻身”后的幸福生活。“穷人乐”叙事的形成，与延安时期大规模的移民运动有深刻关联：“穷人乐”叙事出现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吸引和鼓励群众移民；“穷人乐”叙事的现实基础，是在近代乡村社会逐渐衰败的背景下，边区政府对乡村社会的重建和改造；“穷人乐”叙事的重要功能，是边区民众在高强度生产之余的娱乐活动。“穷人乐”叙事出现的背景和功能决定了其作品形式短小、叙事功能弱化、多采用大团圆结局等叙事特征。

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在其关于中国革命的纪实文学作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中说：“每一次革命都创造了一些新的词汇。中国革命创造了一整套新的词汇，其中一个重要的词就是‘翻身’。”[1]这种说法十分准确，在中国革命创造的若干新词汇中，“翻身”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在现实生活中，“翻身”意味着中国几亿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站了起来：“打碎地主的枷锁，获得土地、牲畜、农具和房屋”；“破除迷信，学习科学”；“扫除文盲，读书识字”；“不再把妇女视为男人的财产，而建立男女平等关系”；“废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选举产生的乡村政权机构”等。[2]通过这样的革命实践，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面貌在中国被建立起来，群众的革命热情也得到极大的鼓舞和空前的释放。“翻身”的重要意义，使其成为延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初期）文学的重要主题，几乎延安时期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一主题。不仅如此，在《白毛女》《血泪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经典作品出现之后，“翻身”还成了一种成熟的叙事范型。不过，从深化认识延安文学内在发展脉络的角度，将“翻身”理解成一种叙事并不十分科学，至少从创作的动机上，它包含了两种出发点——“乐”与“恨”，前者主要表现穷人翻身后的喜悦，后者侧重表现翻身前的仇恨，两种不同出发点上的“翻身”叙事出现的时间和背景并不一致，在边区承担的功能也不相同。而由于承担的功能不尽相同，两种“翻身”叙事在叙事手法、技巧等诸多环节也体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些问题的存在，迫使我们在使用“翻身”叙事时应该保持警惕。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本文将“翻身”仅仅视为一种主题，并不将其视为一种叙事范型。

从研究的角度，两种不同出发点的“翻身”主题书写可以直接区分成两种不同的叙事范型，它们可以用延安文学中两部经典作品的名字进行命名——“穷人乐”和“穷人恨”[3]。本节着重探讨的“穷人乐”叙事，主要表现在一些具有民间特色的秧歌剧和歌曲中，如秧歌剧作品《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小放牛》《夫妻识字》《儿媳妇纺线》等，歌曲《二月里来》《南泥湾》《歌唱解放区》《绣金匾》等。延安后期出现的叙事作品，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也大量采用了“穷人乐”叙事的很多手法。“穷人乐”叙事大多采用了“民族形式”，生动活泼地表现了解放区人民“翻身”后的幸福生活，风格鲜明，由于传播广、影响大，因此给人留下“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牢固印象——解放区就是穷人的乐园——与抗战的另一个中心“雾重庆”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穷人乐”叙事形成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原因是延安时期的移民运动。从延安移民运动的角度审视“穷人乐”叙事，可以窥见这种叙事产生的现实土壤，而通过边区经济和移民安置的具体史实，可以更具体分析这种“叙事”的特色：“穷人乐”的现实依据何在？哪些“乐”来自现实生活的改善，哪些“乐”是人为制造的幻境？而在这种考察之下，“穷人乐”对民间形式如何借鉴的脉络也会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