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时期的移民运动

抗战时期的抗日革命根据地，始终存在着大量的移民运动。这也是抗战时期全中国普遍的现象，战争、自然灾害、饥荒等诸多原因，使中国人民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大规模频繁的迁徙，涉及的阶层也十分广泛，基本包括了城乡各个行业的人口。延安时期的移民运动，主要包括两个板块，一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内流，这是延安文化史上的佳话；一是大量移、难民（主要是下层劳动者）的移入和内部流动，此类移民运动在人口数量上占优，但并不为大多数人知晓和重视。本文所要探讨的移民运动，主要集中在后一种类型上，探讨它们与“穷人乐”叙事的内在关联。

从时间上看，延安时期下层劳动者的移民运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37—1940年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移民基本属于自流状态，主要来源是边区之外的一些贫民和难民，为了躲避饥荒和贫困迁移到边区来。虽然是自流状态，但移民人数占边区移民的绝大多数，以陕甘宁为例，1937—1940年共接受移民170172人，占移民总人数的63.8%（见陕甘宁边区1937—1945年移入移难民统计表）。这一时期，边区政府对于这些移民，也没有采取过多干预的政策，在安置上，“除了对我军和友军抗日家属进行安置外，其余自谋出路”；而面对移、难民到来后对社会正常秩序造成的压力，边区还采取将沦陷区域的难民加以政治的、军事的训练，组织回乡到沦陷区发展游击战争，“不时地打击敌人，以准备配合全国力量来驱逐日寇出中国，此为积极中的积极办法”[4]——不过这种手段并不能形成大批的移民回流。

陕甘宁边区1937—1945年移入难民统计表[5]

1940年之后，是边区移民运动的第二个时期。与第一个时期相比，这一时期边区加强了对移民运动的干预、组织和安置，不再属于完全自流状态。就这一时期而言，1940—1942年的移民运动，属于从自流状态向干预状态的过渡时期。“边区的移民工作，从一九四〇年起，开始有了注意，但是在四三年以前，只是局部地区注意移民，主要还是自流状态。在四二年十月高干会后，移民工作，就从自流状态进到了全边区各分区有计划、有组织的阶段了。”[6]边区在1942年之后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移民工作，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外界（特别是国民党）加强了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边区由原来多种财政收入变成主要依赖农业，在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后，需要大量劳动力和农户充实边区的农业生产力量；其次，在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的同时，反动势力加强了外界向边区移民的阻挠，通过负面宣传造谣惑众，煽动人心，使移民人数明显降低（见陕甘宁边区1937—1945年移入移难民统计表）。在这种情况下，边区颁布了种种安抚、优待移民的政策，如《陕甘宁边区移民垦殖暂行办法》（1940年）、《陕甘宁边区优待外来难民和贫民之决定》（1940年3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报告》（附《优待难民办法》）（1941年4月10日）、《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1942年3月6日）、《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实施办法补充要项》（1942年4月5日）、《陕甘宁边区优待移民难民垦荒办法》（1943年3月1日）等，对移、难民的安置给予全面而细致的优惠条件。在这些政策的鼓励下，边区的移民人数又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

在移民运动的类型上，边区的移民运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外来移民，主要是从国统区、沦陷区流向边区，这在边区移民人数的总量上占多数。值得注意的是，延安还有一类移民是内部流动，是边区政府控制内有组织的移民。这类移民的目的是将边区的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进行更加有效的配置，从而扩大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总量[7]。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这种人口迁移主要是从人口多（劳动力剩余）土地较少的绥德分区向土地剩余但劳动力缺乏的延属分区迁移。内部迁移的规模也十分宏大，譬如绥德分区移出的人口，1942年就移出471户，计1483人，1943年又移出1836户，计4961人。[8]在1943年之后，由于边区之外的移民数量减少且不易组织，边区政府对区内人口的迁移还一度成为工作重心，边区宣传的移民英雄如马丕恩父女，就属于区内移民致富的典范。

延安文学中有许多文学作品，都直接反映了移民运动。譬如艾青创作的长诗《吴满有》，其主人公吴满有便是从横山逃难到延安枣园的移民；唱遍边区脍炙人口的《东方红》，便是由佳县移民英雄李增正和李有源改编创作，内容也与“移民”有很大的关系：

太阳升，东方红，/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9]

原文共九段，这里择取了前两段，看得出正是“移民”的背景和身份让他燃起创造的热情，让他将普通的“白马调”改造成经典红歌。再如成为晋察冀边区创作方向的《穷人乐》戏剧，主要人物和背景也都是移民；秧歌剧作品中，《十二把镰刀》中的主人公王二，《二媳妇纺线》中的张大嫂等也都是移民。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学作品都与移民有这样那样的关联。

本文要探讨的“穷人乐”叙事，虽然不是所有作品与移民都有直接联系，但其表现的内容和表现出的风格都与移民有很大关联。边区在有计划规模化吸引和组织移民后，遇到了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种种困难。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为了封锁边区，国统区和沦陷区一度制止移、难民向边区迁移，很多移民到了边区的边境但不能顺利进入边区；而且，为了阻碍移民涌向边区，他们还制造种种谣言，譬如移民便会被抓丁、被征收高额赋税等。在经济上，很多移、难民进入边区仅仅是为了逃荒，灾情过后便会返流，这样的移民并不能形成稳定的生产力，而且还可能破坏一个地区的经济平衡。在文化上，农耕文化的特点便是喜爱定居和稳定，一旦被组织移民便会产生很多的抵触情绪。这些原因的存在，要使移民在非灾难时期下大量出现，必须坚定他们迁移的信念，让他们愿意克服种种困难前往边区。为此，边区宣传部门采取了种种宣传策略，其中大力宣传移民后获得的优待和“翻身”后的幸福生活是重要的手段之一，《解放日报》《晋察冀日报》等边区报纸就大量刊登了移民后获得幸福生活的真人真事，同时渲染国统区、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为了提升宣传效果，有些地区还采用了文艺的形式，譬如绥德分区曾把马丕恩到延安翻身的故事，画成连环画到警区广为宣传，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这种宣传的过程中，“穷人乐”的内容和形式也慢慢成型。边区秧歌剧中表现的很多内容，如开荒（其中还涉及地权问题）、帮助生产（涉及优待政策）、致富（涉及经济制度）等内容，都是移民关心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些顾虑都被打消了，即使再有多大的困难，也会有移民义无反顾地来到边区。